全球化帶來民族文化的危機，也帶來民族文化發展的新機遇。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既要反對大國的文化霸權主義，也要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以民族的根本利益為基礎，以現代化發展為參照，重新審視本民族的文化，在對民族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中發掘其優秀的內核和傳統，以民族文化的優秀成分為基礎重構民族的價值體係，在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之間架設溝通的橋梁。在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過程中，陣痛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陣痛能催生新的文化，陣痛的大小取決於民族的自覺程度，越是自覺，陣痛就越小，民族文化向世界文化的轉換就越快。民族文化與世界優秀文化的融合，不僅能促進本民族文化的進步，也能為世界文化的發展作出貢獻。
三、改革、對話與發展的世紀：中西文化的跨世紀交流與會通
在全球化時代，文化衝突無所不在，逃避衝突是不可能的，無視衝突也是不現實的，但對於衝突的反應是有選擇的，可以相互排斥你死我活，也可以求同存異自由競爭。正確的態度應該是以交流和對話而非排斥和對抗的態度去看待衝突，迎接衝突，以交流取代衝突，消解衝突，促進融合，隻有這樣才能建立一種多元共存、不斷進步的世界文化。
中國現代化的目標是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在現代化曆程中，不僅麵臨著經濟競爭，而且麵臨著文化競爭。中國古代有“富而不仁行之不遠”之說，意即物質文明必須與精神文明同步，否則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將受到限製。文化因素日益滲透到經濟活動中，成為生產力因素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生產力隻有在經濟與文化的協調中才能最大限度地發展，經濟體製改革和經濟的發展都在呼喚文化結構的變革。
中國文化要走向世界，隻有改革開放，閉關鎖國無異於自殺。隻有吸收世界的先進文化成果，中國文化才能得到重整和發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西文化處於不斷的碰撞和交流之中，既有相融的一麵，也有衝突的一麵，雙方將走向一個平等對話相互借鑒共同發展的新時期。
全球化首先否定西方文化中心主義。中國文化顯著的特征是整體主義價值觀念和天人合一的發展觀念，這本是農業時代的產物，但在個人主義泛濫、信仰出現危機、生態出現危機的今天，卻充分展示了其魅力。假如按照西方的模式，在向現代化過渡的轉型時期，傳統的社會結構必然遭到破壞，造成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麵失範。但在中國現代化的曆程中，整體主義的價值觀念充分地調動社會各種因素的積極性，提高了社會的凝聚力，維係了社會在轉型時期的穩定，使改革開放在短時期內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這確實是西方文化無法做到的。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證明：西方的現代化模式不是現代化的唯一模式，西方文化不是現代化文化和全球化文化的唯一參照體係，“西方文化中心”論是站不住腳的。
全球化也否定了中國文化中心主義。曆史上我們一直以泱泱大國自居，視其他民族為番夷，拒絕承認其他民族文化的同等地位和價值，即使在列強的堅船利炮打破大門後，我們還認為應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割裂了文化與經濟和科技發展的關係，陷入對本民族文化盲目自信的戀舊之中。中國沒有經曆過正常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封建主義的因素至今仍沒有徹底肅清。在中國文化的價值觀念中，自由、民主、理性和法治的成分先天不足，這就為現代化的發展留下了隱患。忽視了個人主義的整體主義壓製了民主的發展，導致了政企不分，以政府的有形之手取代了市場的無形之手，不利於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同時還造成了特權和腐敗；法治精神不足所造成的暗箱操作，削弱了市場經濟活動的規範化和透明度，導致競爭不公平，責任和利益的關係不明晰；缺少理性精神的政治權威主義在一定時期內可以依靠自己的威望和號召力保持社會的穩定，促進經濟的超常規發展，但從長遠來看會因為缺少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而產生虛假繁榮和泡沫經濟，最終導致社會的大動蕩和經濟的大倒退。東南亞國家與我們有共同的文化特質，其經濟發展奇跡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但對其所遭遇的金融危機我們也要引以為戒。對中國文化的反思，有助於我們從盲目的自信中清醒過來，為中國文化的發展開啟新思路。在中國新文化的建設中，我們應該克服兩個“很不夠”：一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外國文化的精華吸收、繼承和借鑒很不夠；二是對其糟粕批判和否定很不夠。這兩個“很不夠”既阻礙了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科學轉換，又不利於中外文化在融彙中的優化組合。因此，我們應該具有海納百川的胸襟，站在曆史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以開拓進取的創造精神，去積極創造新的現代文化。
21世紀中國文化的發展要求建立走向世界走向未來的新文化，也就是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是什麼樣的文化呢？江澤民同誌的《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不能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化，不允許毒害人民、汙染社會和反對社會主義的東西泛濫；必須繼承和發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而又充分體現社會主義的時代精神，立足本國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優秀成果，不允許搞民族虛無主義和全盤西化。我們應該牢牢把握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這些基本要求，極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這段話全麵地概括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特征，指明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方向。簡而言之，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要以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為前提，以繼承和發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基礎，以吸收世界的優秀文化成果為補充進行綜合創新。
第四節 當代“國學熱”和傳統文化教育
〇國學
〇“國學熱”
〇照著講與自己講
〇棒殺與捧殺
〇民族文化身份認同
〇重振國學
〇當代國學教育
〇當代民族文化建設
一、當代“國學熱”的緣起
“國學”作為中國古代最高教育機構由來已久。但現代意義上的作為一個學術概念的“國學”卻是清末民初中西文化比較和碰撞的產物。廣義上的“國學”實際上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總稱，其外延可指向“一國所有之學”，與其等同的還有“中學”、“國故”這些概念。狹義上的“國學”當然就指儒學，或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能夠與之等義的自然就是“儒學”和“孔學”。1906年儒學大師章太炎在《國學講習會序》裏是這樣為“國學”及其價值定義的：“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乃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滅。”章氏所言已過百年，然讀來仍令人扼腕歎息，憂喜參半。所喜者在百年前國人即已充分認識到國學之重，可與國之存亡相幹係，且國之精英已具備世界的眼光，甚至開始考慮民族文化的身份認同這樣的理論深意；所憂者在大師之百年希冀尚未為我等晚輩後生完成，振興民族文化並使之走向世界仍是華夏子民的今日重任。北京大學教授李中華認為：“如果非要給‘國學’下一個定義的話，應該是指中國傳統文化，亦即關於我們自己民族在長期的曆史發展中所形成的學問。”這個定義顯然有些寬泛而籠統。在當代國學研究中處於前沿地位的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意見是：“國學是借鑒西方先進學術文化和理念，重新研究和傳承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一種學問。”相比而言，此定義由於站在中西比較研究的視域，將文化的傳承性和當代性並重，似乎更為公允可取。
中國人民大學著名學者、和合學的創立者張立文教授在很多學術會議上反複強調的一番話也許可以作為當代“國學熱”的恰當注腳。他說，中國的文化和學術，過去一直是照著西方講。今後我們要改變這種文化虛弱的現狀，要變“照著講”為“接著講”，進而“自己講”。他所說的“自己講”就是“講自己”，向中國和世界講述我們悠久文化的精髓和魅力。正是帶著這樣的理論追求和學術理想，中國學人為了爭得自己應有的話語權力，開始投身到新世紀的國學研究熱和教育熱的大潮中。一般認為，當代“國學熱”經曆了三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可以算作初級階段，其著眼點在於從文化尋根的角度對“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動亂進行反思式的研究；90年代的“國學熱”是承前啟後的階段，它不僅成為學院派關注的焦點，更重要的是它已經引起了民間和政府的極大興趣，這為後來“重振國學、研究國學”熱走向高潮作好了鋪墊；進入21世紀，愈演愈烈的“國學熱”已經令每一個關心國事的人不得不正視之。在2004年北京舉辦的“2004文化高峰論壇”上，來自世界各地的50多位著名學者聯合發表了引起巨大轟動效應的《甲申文化宣言》：“文化多元化對於全球範圍的人文生態，猶如生物多樣性對於維持物種平衡那樣必不可少。我們主張每個國家、民族都有權利和義務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傳統文化；都有權利自主選擇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體領域完全不接受外來文化因素；同時也有權對人類共同麵臨的文化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這已經將民族文化的保護和傳承上升到國際政治和法律的高度，同文化沙文主義和文化歧視現象聯係起來看，其振聾發聵之效自然使其成為當年的世界文化事件。2005年7月，中國政府宣布將在海外陸續成立100所孔子學院；同年9月28日，山東曲阜市政府舉辦公祭孔子誕辰2556周年大典，中央電視台全程轉播了這次盛況空前的慶典活動；據《光明日報》2005年10月19日報道：經過多方麵的精心組織和準備，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終於在海內外人士的共同關注下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暨揭牌儀式，首任國學院院長由著名紅學專家馮其庸先生擔任……就這樣，近現代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場“重振國學，弘揚傳統文化”的文化複興運動勢不可擋地湧來了，它啟動於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個交互的方向，又受孕於當代市場“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兩個巨大無比的時代背景中，其能指攘攘，其所指赫赫，無不令人三思。
二、當代“國學熱”的學理檢視
關於當代“重振國學”的表征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相反相成的關係是任何一個具有曆史意識的學者都會涉及的，事實上這方麵的論述已經有很多深度追問，本書不再作重複研究。本書隻想指出，20世紀初當胡適等人提出“全盤西化”即後來的“充分世界化”的論調以及新文化運動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呼聲時，其矯枉必須過正的憤激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應該看出其根本弊病在於感性對理性的幹擾和遮蔽，正因為如此，他們忽略了兩個本質問題。其一，如果西方文化完全淘汰了中國傳統文化，我們將何以在世界“立身”。那個時候為了將舊中國從一片衰敗和沉重的痼疾中挽救出來，考慮不到這個問題情有可原。但是他們應該思考一下另外一種可能，即在體製建設、製度文明和科學技術上以西方為圭臬，而在文化傳統、倫理道德和審美藝術上仍然堅守民族特色。今天，當我們看到韓國已經給我們提供了這種本國傳統和西方文明和諧共處、各行其道而互不相擾的範例時，我們必須承認這種設想是有可能變為現實的。其二，西方文化中主客兩分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和高度發達的工具理性與中國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主客兩忘、心物一體的物化思維模式本來是可以互補的。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過分強調西方文化的優越性和“德”、“賽”二先生的無與倫比的作用，隻能導致對外的一味崇拜和對內的極度不自信，從而看不到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終極關懷、憂患意識、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進取態度等有價值的一麵。今天，許多學者已經充分認識到西方工業文明給人類帶來的負麵影響和西方強盛的科技理性所表現出來的局限性，因而開始逐漸恢複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季羨林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的“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的理念就能充分說明這一點。這個理念的主要含義就是“西方文化的昌盛期已過，取而代之的將是東方文化”。季先生還提出“以東方文化為主導，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華，把人類文化的發展推向一個更高的階段……以東方文化的綜合思維模式濟西方的分析思維模式之窮”。毫無疑問，這些思想和立論在目前的學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說服力。相比之下，李慎之先生在談到全球性的價值觀念危機時說得更加明確肯定：“孔孟之道曆來被認為是一種政治—倫理哲學，它可以成為我們重建道德秩序的精神支柱。”
那麼，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棒殺”態度相比，我們今天這場轟轟烈烈的“重振國學”熱潮是否有“捧殺”之嫌？無論如何，非此即彼式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都是值得警惕的。盡管我們一再重申繼承和批判相統一以及弘揚和鑒別相結合的原則，但是久蓄的民族複興的情緒和媒體的刻意炒作還是容易讓人失去清醒的頭腦。因此，我們必須就傳統文化對今天現實的意義和作用進行深度拷問和全麵檢視，才能將所謂“汲取精華，剔除糟粕”的精神落到實處，也才能在“儒學完全可用”和“儒學已經毫無意義”這兩種極端的意見中作出理性的選擇和判斷。概言之，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傳統文化對今天我們麵臨的國內國際環境是否有其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價值。首先，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所形成的國內大環境已經使身處其中的國人在道德觀念和價值觀念上發生了中國有史以來的最大變化。在洶湧的商品大潮和“一切向錢看”的社會風氣裹挾下，人的異化已經達到令人觸目驚心的程度，它表現為物欲的極度膨脹、道德的嚴重滑坡和藝術的全麵沉淪等症候。因此，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和“溫、良、恭、儉、讓”顯然對今天的精神現實具有實際意義，“禮以節外，樂以和內”的思想仍然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一些港台學者針對他們那裏更為嚴重的異化現實，痛心疾首地指出：“我們必須祈望儒家的真理名言，能發人深省，建立中國固有的倫理道德，社會才能安定，人民才能有真的幸福生活。”尤其對於我們這個宗教信仰先天缺失的民族，這種疾呼和主張是非常值得我們關注的。不僅如此，傳統文化的斷裂和舊理想主義的破滅所造成的精神真空與價值觀的扭曲急需填補和糾正，而儒家嚴明的價值體係和道德形而上的追求恰好可以起到它應有的作用。
目前我們遭遇的另一個同樣嚴峻的精神現實是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的擠壓、擴張和同化現象。大眾文化“是指在現代商品社會應運而生的、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載體的、以現代都市大眾為主要對象的文化形態”。眾所周知，大眾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商業性和娛樂性，它的生產和製作呈現出低幼化、粗鄙化、欲望化、模式化和平麵化的趨向，因而對精英文化包括傳統文化的生存和發展構成了極大的衝擊。毫無疑問，在“超級女聲”和“快樂男聲”這樣的流行文化肆意彌漫的環境中，大張旗鼓地提出“弘揚傳統文化”的口號肯定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與此同時，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國際大環境中，我們麵臨的最大危機和挑戰當是民族文化的生存和自我曆史文化的身份認同問題。當西方強勢文化憑借著強大的經濟力量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文化滲透和同化時，幾乎每一個有責任感的學人都同時產生了深刻的危機意識。香港著名學者胡國亨先生這樣焦慮地論述道：“一股維係我們民族的力量，即我們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已被有中國特色的西化消磨得七零八落。現代化所帶來的消費主義、自我主義、沒有原則的競爭、對曆史文化的漠視及踐踏，使我們變得麻木不仁，使我們忘記了本身文化的獨特性和優點，使我們盲目地以西方的標準為標準，以西方的價值為價值。”因此，從這個角度來審視當代“國學熱”，我們無疑應該對它潛在的巨大意義作出積極的評價。總之，“在當今文化同化的大趨勢麵前，怎樣使民族文化既充滿活力地存在，又能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這是有民族使命意識的理論家所應通過探索而回答的問題。”
三、當代國學教育
檢視中國古代曆史，真正意義上的國學研究和教育從未中斷過。史載東漢的太學鼎盛時期學員達到3000餘人，他們還將儒家經典刻在石碑上並立於太學門前，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經》，頗有點類似我們今天的官定教科書。此外，太學常設“五經博士”，專司國學典籍的注疏、研究和教授。近現代以來，由於頻繁的曆史動蕩和政治變故，國立學校的正規的國學教育幾乎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現代學科體製教育。在當代“重振國學”熱潮的影響下，不少地方以“國學學校”、“慧文學校”、“讀經學校”等名稱辦起了許多相對獨立的國學教育機構，這些學校以誦讀、講授古代經典為主要學習內容，采取一種全封閉的關門辦學的管理模式和教育理念，試圖培養出能夠熱愛並弘揚傳統文化的優秀國學人才。但是一些有識之士對此不以為然，他們認為：“簡單複製古代的國學教育或者企圖恢複國學教育的一統天下，是沒有出路的。唯一可供選擇的方向，就是將國學教育與現代教育接軌，融入現代教育的體係之中，成為現代教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隻有這樣，國學教育才能健康持久地存在和發展下去。”
無論如何，當代“重振國學”的宏願必須堅持“兩條腿”走路的原則才有可能實現。即一方麵在學術研究上要傾力扶持，鼓勵自由論爭，無論是“以史帶論”還是“以論帶史”的研究，都應該本著繼承和創新的統一，汲取和揚棄的統一，這是理論層麵的建設；另一方麵，國學教育必須全力跟上，以保證國學人才的接續和傳統文化精神的落實。正如複旦大學哲學係王德峰教授所言：“真正的國學存在於一個民族的文化生命的實踐中。”顯而易見，國學以及國學中所蘊涵的人文思想、道德關懷、生命精神和其他積極的價值理念如果不能通過教育進入國民的靈魂，這樣的國學隻能是空中樓閣，瓶中之花。這是實踐層麵的建設。可喜的是，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從民間到政府，席卷全國的國學教育熱潮至今溫度不減，且呈現出正規化、普及化和終身化的趨勢與特點。200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包括《四書》、《五經》在內的“兒童中國文化導讀叢書”，該書一上市便大受歡迎，一年之內再版三次；據《北京青年報》報道，北京大學“乾元國學教室”正式開課，學員大多來自銀行界、企業界的成功人士和部分政府官員，他們將進行為期一年的國學主幹課程學習；2004年，人稱“當代大儒”的蔣慶編撰了一套12冊的包括19部儒家經典共15萬字的“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用來對12歲以下的孩子進行“蒙學教育”；北京宣武門的聖陶學院，北大西門的一耽學堂以及各地開辦的私塾招收的學員越來越多。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的發言也許可以代表所有這些方興未艾的國學教育的心聲：“正規的國學教育雖然剛剛起步，還處於探索階段，但是，辦國學院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現在不存在要不要辦的問題，而是怎樣辦得更好的問題。”
必須補充一點，以誦讀和傳授經典為主要形式的蒙學教育以及大學國學院以研究為目的的人才教育固然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必須從兒童和青少年的日常行為習慣的養成開始抓起，唯如此國學教育方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對於喝著可口可樂、吃著麥當勞、看著進口大片長大的中國孩子，隻有讓國學內涵和精神由意識層麵的知識變為無意識層麵的教養，進而成為他們的行為準則和生活方式，國學教育才意味著真正的成功。譬如我們可以從傳統禮儀的訓練做起，甚至可以從“某某先生”、“某某君”這樣的日常禮貌稱呼開始養成。畢竟，“禮”是人類永遠不可喪失的必要形式，是提升人的道德修養和建構和諧社會的重要途徑。一個不講究必要的禮節約束的民族，不僅其國民的言行會粗魯不堪，其內在的文化精髓和血脈也必然會喪失殆盡。倘如此，尚何言“重振國學”和“文化複興”？
四、當代民族文化建設
如上所言，當代文化複興思潮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雙向互動，易言之，“國學熱”同時具備了民間性和意識形態性兩個底色。尤其是主流意識形態的接納和重視，使得民族文化的當代建設問題赫然擺在早已納入體製內的文化研究者麵前。近年來一個很有意思也頗令人深思的現象已為國民所共睹：在很多重大場合的講話中，越來越多的國家領導人開始大量援引中國傳統經典中的至理名言，開始從全球的視域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性和中西文化的互補關係。比如2003年12月，溫家寶總理在哈佛大學演講中指出：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早在2000多年前，就產生了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和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學說，以及其他許多也在中國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學說流派，這就是有名的“諸子百家”。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有許多非常寶貴的東西。從這些講話中透露出的指導思想可以看出，中華民族已經整體性地意識到，要想在文化多樣性日益萎縮和強勢文化日益擴張的全球背景下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地位，隻有我們自己首先認同並複興曆史悠久的文化傳統，將民族文化的建設作為一項任重道遠的精神工程來對待。
民族文化的當代建設遇到的第一個不能回避的難題就是話語概念的現代轉換問題。顯然，從20世紀初開始的白話文敘事至今已經變成了我們的思維語言，1949年以後的簡化漢字更是讓我們遠離了傳統文化的語境。眾所周知，文化經典的常用話語如果不能與當代學術語言和日常語言有機融合，並在保留經典話語基本內涵的前提下順利轉換，那麼所謂民族文化的當代建設就很難解決接受和普及的問題。其次，當代民族文化建設必須徹底摒棄實用主義的態度。有人認為“國學熱”的持續升溫隻是媒體刻意炒作的結果，他們還用北京大學文史哲綜合實驗班（也被稱為“國學大師班”）在21世紀之初停止招生來例證，由於國學不能解決當前人們的就業等實際問題，因而國學終究會因為不能實用而逐漸淡出大眾的視野。無疑，這種實用理性對文化建設是非常有害的，畢竟文化建設這種精神層麵的構建與物質的製造大相徑庭，精神建構既是非功利的、長期的，其價值和作用也是物質建設所遠遠不及的。最後，需要強調一點，當代民族文化建設不能缺乏批判之維。文化保守主義者利用國學熱潮對傳統文化大唱讚歌，一好百好，甚至擺出全麵複古的架勢，這隻能導致激進主義者更強烈的反對和廣大中間人物的厭惡反感。學術上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當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每一個建設者都應該自覺地增強批判意識和批判力度，並堅持批判基礎上的傳承和重構。唯如此，當代民族文化建設方能在傳統精華和現代思想的結合中開花結果。
“思考與研討”
1.以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三者的關係以及你對大眾文化的態度為話題，以組為單位進行討論並作個人發言。
2.思考在文化全球化的大潮中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地位和特色的問題，將自己的觀點寫成一篇小論文。
3.根據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三種思想傾向，將班級劃分為幾個辯論小組展開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