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隻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文化。
——列寧
綜觀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觸，必能產出一種新文化；如希臘人與埃及及美索波達米亞諸國接觸，產生了雅典文化……照這各方麵看來，東西文化交通的機會已經到了。
——蔡元培
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文化在19世紀中葉遇到了自肇基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一個半世紀的碰撞衝擊，上下茫茫的艱難求索，幾代人的艱苦努力，終於在20世紀看到了新生的曙光，走向世界，走向東西彙通與交流，麵向未來，熔鑄科學求實的精神。中國文化必將在新的世紀再塑輝煌。
第一節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文化討論與“文化熱”
〇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化討論
〇文化定義
〇文化史研究對象
〇綜合研究方法
〇中國文化的穩定性
〇“文化熱”
〇文化討論的主要內容
一、文化討論的開端：中國文化史研究
發端於20世紀80年代初、興盛於80年代中期且一直持續至今的文化討論，始於1982年的中國文化史研究。
1982年，在上海舉行了兩次“中國文化史研究學者座談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舉行關於中國文化史研究的專題性學術會議。參加會議的中外學者以極大的興趣暢談了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意義。許多學者指出，中國文化史研究在我國學術領域屬於一個空白點，需要盡快填補。新中國成立以來，學術界在中國曆史的通史、斷代史和政治、經濟、哲學等專門史的研究方麵，做出了許多成績，但在中國文化史研究方麵，則非常薄弱。“到1982年為止，全國以文化史命名的研究機構，隻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和複旦大學曆史係的兩個規模很小的研究室；全國高等院校在近年開設過中國文化史課程的，隻有北京大學中文係和複旦大學曆史係，而且都是專題研究性質；全國在30餘年來以中國文化史命名的出版物、學術專著、教科書和專門刊物不多；全國的學術刊物很少發表討論中國文化史的論文，大學的中國通史課程有所謂政治、經濟、文化三大塊的說法，其實文化部分屬於陪襯乃至點綴，若幹年來愈來愈趨向於略而不講，如此等等。”中國文化史的研究現狀，同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光輝曆史不相稱。今天，無論是為了兩個文明的建設，還是為了曆史科學的深入發展，都要求大力加強中國文化史的研究。
1982年學術界關於文化理論和中國文化史的討論，涉及的問題較多，歸納起來，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麵的內容。
（一）文化定義和文化史研究對象
在兩次文化史討論會上，關於什麼是文化，爭論最激烈，主要觀點有：文化就是知識；除了軍事、經濟、政治之外都是文化；凡是區別於自然的就是文化；文化是生活方式的總和；文化是意識形態；文化就是文明，是整個人類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包括有形和無形的所有方麵；有人則把文化與文明相區別而強調文化的特殊內涵，認為文化指的是人類生活各部門、各方麵的精神，偏重於人類的心智、精神，是無形的、內蘊的，而文明指的是人類用才智創造的物質或精神的產物，偏重於物質，是有形的、外表的。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後來，有人作了專門的統計，發現國內外學術界給文化下的定義，達260多種。
學者們在文化定義上見仁見智，看法不能統一，從而導致他們關於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和範圍的見解也歧義迭出。一種意見認為，應該把人類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就都作為研究對象。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文化史應該重點研究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文化史應該既區別於通史，又區別於專史。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應該把科學技術和文物作為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對象，文化史應該是精神文化史、物質文化史和科學文化史的有機結合。由於對文化的理解不同，各有各的文化概念，因此有人主張，大家按各自的理解去從事研究，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一個共同的文化史研究的對象和範圍。
（二）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對於如何開展中國文化史的研究，與會學者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建議和主張。學者們普遍認為，要以綜合研究方法來研究文化史，使文化史既能充分吸收各種專史的研究成果，又不是簡單的各種專史的“拚盤”。為此，要把對中國文化的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結合起來。一些學者強調，要用曆史唯物主義觀點為指導，對各個時期和各個地區的文化進行實事求是的曆史分析。許多學者還從文化形態的視角進一步討論文化的研究方法，其主要觀點有三：第一，文化是一種複合體，在整體中包含不同形態。文化形態一經產生，便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但作為曆史性的現象，文化形態又是發展的，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麵貌。因此，文化既具有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排他性，同時又具有社會性、人類性、融合性、連續性、穩定性等屬性。綜合考察文化形態，從總體上把握它們的特性，是文化史研究的最重要方法。第二，文化形態是個複雜龐大的體係，運用科學的分類研究非常必要。第三，不同的文化形態有不同的內在結構，而研究文化形態的內在結構，不僅可以深入研究各種文化形態的特性，而且還可以避免文化研究中容易出現的簡單化缺陷。
（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估計
怎樣估計中國傳統文化？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可以用一個“禮”字來概括，理由是它長期作為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儒家思想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滲透到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麵。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幅員廣闊，曆史悠久，文化形態特別複雜，不宜一刀切。還有一種意見傾向於中庸說，認為中國曆史上吸納融合異質文化的能力特別強，在大量融合外來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學者們還就如何估計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的問題展開了討論，認為對中國傳統文化應用曆史的分析，用發展的眼光去看待它，不能采取盲目的一味肯定或一味否定的態度。
（四）中外文化交流的問題
與會學者認為，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外文化比較，是中國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文化交流是雙向的，既要充分研究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影響，也要認真研究世界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在討論中，中國文化穩定性的特性引起了大家的關注。有的學者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文化具有相反相成的兩種素質，一是善於融合外來的優秀文化，二是經常排斥外來的異端文化。中國文化在融合外來文化的過程中使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武力，是同化而不是征服。即使是遇到同時期高於自己的文化，中國文化也從未喪失自己的特性，這充分顯示了中國文化的穩定性。然而，這種特性也表現出曆史惰性與腐朽性，對外來文化的先進成分有時也予以排斥，如晚清社會對西方科學技術的態度那樣。有的學者認為，這種吸收與排斥的矛盾，主要反映了先進文明與落後文明的矛盾，當中國文化高於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文化時，往往會勇於吸收外來的先進文化，反之往往對外來文化采取一概排斥的態度。
二、現代化語境中的文化討論與“文化熱”
（一）“文化熱”的興起與原因
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文化討論真正“熱”起來，是從1984年開始的。1984年下半年，在鄭州舉行了“中國近代文化史學術討論會”，年底，在上海召開了全國首屆“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討論會”，並成立了上海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中心。不久，北京、西安、武漢、廣州等地相繼成立了各種形式的文化研究組織，如北京的“文化書院”、“孔子研究所”，武漢的“文化研究沙龍”等。1985年上半年，中國文化書院籌委會和九州知識信息中心在北京舉辦了第一期“中國文化講習班”，由著名學者馮友蘭、梁漱溟、張岱年、任繼愈、李澤厚、杜維明等人主持演講。演講內容集中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性質、意義和基本精神”，“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和前途”等宏觀論題上。在這以後，關於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中西文化比較、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係等問題的研究，南北呼應，遂成浪潮。1985年，在深圳召開了“全國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協調會議”，在湖北黃石召開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大型講習班，在武漢舉行了“明清文化史”三次聚談會。1986年，由複旦大學主辦，在上海召開了首屆“國際中國文化學術討論會”，在杭州召開了“全國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第二次會議”，《文彙報》和《光明日報》相繼開辟《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化》、《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討論專欄。從1985年開始，各地相繼開展了頗有聲勢的文化發展戰略研究討論活動，大家從“文化和政治”、“文化和經濟發展”、“文化和科學”、“文化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文化和教育”等方麵討論文化在現實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同時，各地方開始興起區域文化研究和編纂地方誌的熱潮，相繼出現了研究荊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幽燕文化、齊魯文化、兩淮文化、關東文化、嶺南文化、海派文化、京派文化、少數民族文化等地域文化的盛況。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學科與文化聯姻，或從文化的角度開拓研究的新視野。在文學創作中，1984年開始興起、1985年正式打出旗號的“尋根文學”，公開提出將文學植根於民族傳統文化之中。出版界出版了大量的有關文化和文化史的專著、譯著，對這場文化討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縱觀20年的文化討論熱潮，分析它的發生與發展，有三個年份值得注意。一是1982年，這一年是文化討論的開端。其主題是如何寫好一部中國文化史，填補學術的空白。它是中國“文化熱”的前奏和先導，引發了一場以思想學術界為中心的波及全國的文化討論熱潮。二是1984年，從這一年開始，思想學術界的文化討論有一個明顯的方向性轉變，即由1982年的僅限於文化史的純學術性的曆史研究轉向現實，討論的主題是怎樣認識中國當代社會。因此，研究的重點轉向反思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反思中國近現代的曆史命運。中西比較文化史的研究，則退居於次要地位。三是1989年，文化討論大致可以1989年為分水嶺呈現出兩種趨勢。1989年以前的文化討論，西優中劣的觀點占主導地位，因而“否定傳統、呼喚西化比較多”。1989年以後的文化討論，則“肯定傳統、再造傳統比較多”。另外，1989年以前鼎沸的文化熱潮到1989年以後漸漸降溫，廣及整個社會的文化討論轉而成為思想學術界正常化的學術活動。
那麼，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的起因是什麼？為什麼從1984年開始對中國文化研究的重點驟然轉到中國近現代部分，而且和中西文化比較交織在一起，形成對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關於這些問題，學術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較多學者指出，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文化討論熱，是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需要，是思想學術界對於時代需要的呼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正式進入以經濟體製改革和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經濟體製的改革與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帶來社會心理、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等方麵的巨大變化，這些變化反過來又促進了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但改革也使一些嚴重的問題顯現出來。我國長期處於封閉的自然經濟狀態，幾千年來在封建專製統治下形成的思想意識、思維方式、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還根深蒂固，人們常常自覺不自覺地與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觀念、新事物發生衝突，嚴重地阻礙著現代化的發展。在這些阻力中，最大的阻力恰恰來自改革者自身，來自潛存於民族文化深層結構中的集體無意識力量。文化討論著眼於現實，其中，探索、解剖中國文化的劣根性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因此，學者們認為，要深刻地理解改革的性質和意義，就不能不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文化背景作出分析，要自覺地推動改革，就不能不對民族的傳統文化進行一種整體的反思，在文化觀念上進行一場革命，以消解人們潛在的心理障礙。
與此相聯係的另一種看法是，80年代出現的“文化熱”，是我國粉碎“四人幫”以後思想解放和對外開放的結果。它之所以迅速興起，正反映了時代前進的要求，反映了全國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渴望祖國興旺發達的迫切願望。
一些學者認為“文化熱”源於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對科學、民主的呼喚。他們透過沉渣泛起、舊魂君臨的慘劇，痛切地感受到傳統陰影的無所不在的籠罩。他們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不是偶然的，隨意踐踏民主更非突然，這是長期形成的個人迷信和缺乏民主以致封建意識泛濫的必然結果。中國若不加強民主與法製的建設，就不能從根本上避免“文化大革命”一類的悲劇重演。
還有一些學者從中國近現代曆史上的文化爭論的角度透析當前的文化討論，認為80年代興起的“文化熱”是中國近現代麵對西方的軍事、政治和文化的挑戰作出的“西體西用”與“中體中用”、“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文化”之爭的延續與發展，目的是更新中國文化，重建新的文化秩序。
（二）文化討論的主要內容
中國近現代曆史上持續不斷的文化論爭，表麵上看是中西古今文化之辯，實質上則是關於“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如何現代化”之爭。由於現代化首先從西方開始，而且“現代化”已成了西方社會發展的動力和強盛的重要標誌，因此人們容易形成一種錯覺，似乎現代化就是西方化。因此，中國在進行社會變革時，始終麵臨著現代化問題，中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就無法擺脫是“西方化”還是“中國化”的選擇。為了解決這一根本性的問題，知識精英們展開了論爭，近代有“中西體用”之爭，現代有“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文化”之戰，80年代又提出了“西體中用”和“中西互為體用”的觀點。1984年以後的文化討論涉及的問題很多，擇其要點，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麵的內容：
1.中國文化的基本特性和核心精神
研究中國文化，首先要從整體上把握中國文化的基本特性和核心精神。關於這個問題，學者們從各個角度、各個側麵、各個層麵作了種種表述。其主要觀點有：中國傳統文化由儒、道、佛三家彙合而成，其中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是“禮”或“禮治”，“禮”把個人與國家、家庭的利益融為一體，取消了人的主體性和個性，這種把自我和主體消融在“禮治”中的結果，一方麵有助於中華民族的凝聚和中華文化的綿延，另一方麵則形成“主奴根性”的卑劣品格；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存天理，滅人欲”，巧妙地取消人的需要和獨立性，這種思想凝定為傳統，就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以倫理為軸心的特質；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種“實用理性”；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剛健有為、崇德利用、和與中、天人協調的多種特性；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和文化觀念有封閉性、單向性和趨同性的特性，這些特性表現在思維方式上是缺乏創造性，表現在觀念上是中庸之道；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超穩定的特質；等等。
更有一些知名學者從中國文化的構成和文化背景方麵係統地論述中國文化的特質。中國文化的人文社會因素主要由經濟、民族和宗教三者構成。在經濟上，中國文化自始迄今都建築在農業文化上。農業文化是自給自足的，隻求富足和安樂，而不講興革，因此，中國人自古養成安貧樂道、知足常樂、喜愛安定的習性。在民族上，中國在古代以華夏族為主幹，是由多民族經過長期接觸、融合而漸趨統一的。在中國文化的構成中，中華民族逐漸形成了獨立性、保守性、同化力、和合性、堅韌性等特性。在宗教上，中國自古就把宗教規範在政治道德圈內，以道德代替宗教。中國古代的政治道德觀念就吸收並融合了宗教觀念，於是產生了“天人合一”的觀念。中國人主張天人合一，以天道規範人道，以倫理觀來配合宇宙觀。儒家把這一觀念發揚光大，為後世遵循，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主幹。在此文化土壤上，形成了中國文化的特性。中國文化的特性是以人文為本位，講求人際關係的和諧，重視做人的原則，所以注重倫理和道德，以倫理為社會的基礎，以道德為立身處世的原則。
2.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估價，即對中國傳統文化在今天的價值和作用的評價，是文化討論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因為它不僅關係到如何評價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還與中國在現代化建設中走什麼樣的道路和如何更新、構建新的文化等問題密切相關。正因為如此，從文化講座討論一開始，這個問題就成為爭論的焦點。從價值取向和價值判斷總的趨向上來看，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主要是三種思想傾向。一種觀點持全盤否定態度，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已經腐朽，不再具有生命的活力。而且，中國傳統文化的愚昧、落後、保守、封閉等消極性因素還嚴重地阻礙著社會的發展，因而必須予以全盤否定。另一種觀點持全盤肯定的態度，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在今天的現代化建設中，它仍將發揮巨大作用。這是因為中國文化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剛健有為，崇德利用”的文化，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再一種觀點持折中態度，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整體，它既有積極因素，也有消極因素，因此，對中國傳統文化既不能全盤肯定，也不能全盤否定，必須堅持批判繼承原則，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在80年代的文化討論中，第一種觀點處於主導地位，從這種觀點生發出來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思想，遂成為一種強勢思潮。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傾向於全盤否定傳統，割斷曆史與今天的聯係；否定傳統文化，主張全盤西化，把中西文化對立起來，否定二者可以相互吸收與交融；以偏概全，在理論上表現出很大的隨意性和片麵性。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學術界開始反思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思想，學者們認為：這種思想是民族自卑心理的表現，它的危害性很大，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尊嚴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起了一種敗壞的作用。必須正確對待民族傳統文化，以弘揚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促進我國的文化建設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3.如何對待西方文化
文化討論中另一爭論的焦點是如何對待西方文化。中國近現代的曆次社會變革、文化變革總是遇到這個問題。舊調重彈，卻有了新的時代性。在80年代的文化討論中，關於怎樣對待西方文化，有種種看法，其中，“西體中用”論最有影響。這是繼“中體西用”論和“全盤西化”論之後提出的第三個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觀點。首先提出這個觀點的是李澤厚。據李澤厚自己說，他提出“西體中用”的目的，是為了同曆史上的傳統說法，特別是同“中體西用”的說法鮮明地對立起來，造成一種語言上的刺激，以便促進人們的思考。在他看來，在80年代的現實生活和文化討論中，從上到下彌漫著一股濃厚的“中體西用”或變相的“中體西用”的思想，這是一種曆史的或傳統的惰性反映，是在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障礙。於是他把“中體西用”倒過來，變成“西體中用”。在論述中，李澤厚對“體”、“用”範疇的含義作了明確規定：“我用的‘體’一詞與別人不同。我一再強調社會存在是社會本體。把‘體’說成是社會存在，這就不隻包括了意識形態，不隻是‘學’。社會存在是社會生產方式和日常生活。這是從唯物史觀來看的真正的本體，是人存在的本身。現代化首先是這個‘體’的變化。”就中國來說，“如果不改變這個社會存在的本體，則一切‘學’，不管是何等先進的‘西學’，包括馬克思主義，都有被中國原有的社會存在的‘體’——封建小生產經濟基礎及其心理結構即種種‘中學’所吞食掉的可能”。這種教訓，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上屢見不鮮。要進行現代化，首先要改變這個社會本體，即小生產的經濟基礎、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具體地說，“要用現代化的‘西體’——從科技、生產力、經營管理製度到本體意識（包括馬克思主義和各種其他重要思想、理論、學說、觀念）來努力改造‘中學’，轉換中國傳統的文化心理結構，有意識地改變這個積澱”。將“西體”“用”到中國，這個“中用”既包括“西體”運用於中國，又包括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學”應作為實現“西體”（現代化）的途徑和方式。在這個“用”中，原來的“中學”就被更新了，改換了，變化了。在這種“用”中，“西體”才真正正確地“中國化”了，而不再是在“中國化”的旗幟下變成了“中體西用”。這當然是一個十分艱難、漫長和矛盾重重的過程。但真正的“西體中用”將給中國建立一個新的科學社會結構和文化心理結構，將給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開辟一條新的道路和創造一個新的世界。
4.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與未來前景
研究中國文化的曆史與現狀，目的是為了更新中國文化，使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步入現代化之途。如何使中國文化現代化，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到目前為止，學者們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海內外一批知名學者積極倡導新儒學，把複興儒學與中國的現代化聯係起來，認為“複興儒學是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根本途徑”。相近的觀點有“傳統文化的更新”、“傳統文化的變革”、“傳統文化的創新”、“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傳統文化的當代轉換”等。許多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中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家，因此，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更多的學者寄希望於在批判繼承傳統文化與批判吸收外來文化的結合中建構社會主義新文化。
“文化熱”中的另一種為大多數學者認可的意見是龐樸從繼承弘揚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出發提出的“會通古今中西”的主張。龐樸認為，通過“文化熱”的討論，將“醞釀出會通古今、中西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文化，使中國文化重振雄風於天下”。龐樸采用“會通”這一概念，表明他認為古與今、傳統與現代化絕不是彼此排斥互不相容的兩種實體，而是對立的統一，是可以“會通”的。“傳統是現代化的基礎，現代化是傳統的目的”，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轉化。龐樸以動態的社會發展觀看待傳統與現代化，認為“傳統是過去的現代化，現代化是未來的傳統”，現代化不能憑空建立，“現代化就是傳統的現代化”，傳統對於現代化既是阻力又是動力。同時，傳統還是一種無所不在的思想氣勢，“任何人擺脫不了傳統，就如無法把自己的血液換一遍一樣”。傳統既不可能一下砸爛，也不可能像包袱一樣拋棄了事。傳統隻可能通過自身“轉化”為現代化，而這種轉化隻能“依靠傳統內部的積極麵向其消極麵展開鬥爭，即主要用吸收傳統的辦法來否定傳統”。
除了會通“古今”，龐樸還提出會通“中西”。文化作為社會現象，其社會屬性不僅有時代性，而且還有民族性，也就是說，文化不僅擁有曆史時間，還必須具有社會空間。時代性產生古今之別，引出現代性問題，民族性產生中西之分，引出傳統問題。文化的民族性構成某一文化的特質，而文化的時代性則更多體現文化的共性。共性寓於個性之中。文化的民族性，特別是其中的文化心理層麵中的民族性，構成了文化的靈魂，是“本中之本”，是一個民族不同於其他民族的依據。“承認文化就是承認民族，否認了文化的民族性就等於否認了這個民族。”當然龐樸還指出，民族性和時代性並不是截然對立的兩種事物，而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麵，二者不可分離。民族性必將隨時代而變遷，這就是民族傳統的現代化問題。龐樸以文化多元論與文化模式論為基礎，采取了比較文化學的方法，有一種較廣闊的世界視野和全球意識。
第二節 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化的變革與大眾文化的興起
〇主流意識形態文化
〇精英文化
〇大眾文化
〇大眾文化興起的原因
〇大眾文化的特點
〇20世紀90年代大眾文化變革
〇大眾文化的反思
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化的變革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新中國的成立奠定了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國家的堅實政治基礎，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於以工業化為主導的現代化的理解卻帶有極大的片麵性。落後就要挨打的沉痛教訓，農業社會效率低下的傳統生產方式，高漲的全民建設激情，曾使舉國上下對於工業技術的神奇力量讚歎不已。這種對於現代工業技術前景的浪漫向往，使中國人民對於現代化所包含的文化內容的負麵影響視而不見。毫無疑問，現代化賴以產生的西方文化土壤中有著與農業文明截然不同的諸多原則，科學技術的發展正是置於這些原則之上的，如張揚個性、利益驅動、生存競爭等。於是在經過一段時間後，以革命的熱情、意識形態的一統來調動人們生產的積極性喪失了有效性，現代化的進程便顯得步履維艱。80年代的一切改革，在此意義上均可以理解為試圖激活生產力。改革之初對此尚不清晰，隨著改革的進程，這一問題漸漸變得明確：傳統的計劃經濟、一統的文化思想，已經遠遠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