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為本位；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族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實力為本位，東洋民族以盛情虛文為本位。
——陳獨秀
唯有如此相互交流才是合情合理的。他們（指中國人）善於觀察，而我們長於思考。交流我們各自的才能，共同點燃我們的智慧之燈。
——萊布尼茨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基本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在對待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中國文化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即“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則強調人對自然的征服與改造（即“征服自然”）；在對待家庭關係問題上，中國文化強調“家族本位”，突出家族乃至國家的整體利益，西方文化則奉行“個人本位”，以自我為中心，注重個人的人格和尊嚴；在對待民族關係問題上，中國文化奉行的原則是“親仁善鄰”、“協和萬邦”、“順俗施化”、“懷德修遠”，而西方文化奉行的原則是“征服天下”。上述三個方麵的差異，集中體現為中西兩種文化模式的差異，即“執兩用中”的中國文化模式與“兩極分立”的西方文化模式的差異。
第一節 中西文化的自然觀比較
〇順天應物、天人和諧
〇征服自然
一、“順天應物、天人和諧”的基本含義
“順天應物、天人和諧”是中國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思想傳統。這一思想觀念的形成和發展有一個複雜的演進過程。中國遠古的原始哲學和宗教巫術密不可分，宗教巫術是各民族童年時代的文化形態。夏商時代主要奉行宗教天命觀。西周時期，天是自然和社會的最高主宰，是有意誌的人格神，天人關係即人神關係。西周末期至春秋時期，社會的動蕩促使人們對天道產生了懷疑，逐漸形成了重人道人德的觀念，天（神）與人產生了融通關係，這是中國早期的天人合一思想。戰國時期，莊子將人視為自然的一部分，認為人與天地自然皆由氣構成，反對人為（尤其反對妄為），追求“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的天人合一境界。《易傳·文言》提出“與天地合其征”的天人合一思想。關注人與自然的關係，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發展。西漢董仲舒將天人合一加以演變和倒退，形成天人感應的神學唯心主義思想體係，同時將陰陽五行神學化，封建倫理絕對化、綱領化，將封建製度神聖化、凝固化。經唐至宋，天人合一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文化思潮。張載認為，儒者“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正蒙·乾稱》），第一次明確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題。他認為太虛之氣是世界的本原，人與天地自然都由氣構成，氣是天人合一的基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與自然界統一於物質性的氣。這是對莊子天人合一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他認為人和自然都遵循陰陽二氣“聚散相蕩、升降相求”的對立統一規律，人生的最高理想即天人協調。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問題是十分複雜的，但就其民族文化的總體而言，其基本含義即人與自然的統一，是人們的行為與自然界的協調，或者說是精神與自然的統一。
二、天人和諧與征服自然
天人和諧與征服自然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異之一。中國文化相對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而西方文化則強調對自然的征服與改造，以求得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
日本的北聆吉氏在《東西文化之融合》中談到兩者的文化差異時說：
西洋文化——征服自然——不能融合其自我於自然之中以與自然共相遊樂。
凡東洋諸民族皆有一共同與西洋民族不同之點，即不欲製禦自然征服自然，而欲與自然融合與自然遊樂是也。
東西文化之差別可雲一為積極的，一為消極的。
自然之製服，境遇之改造，為西洋人努力所向之方。與自然融合，對於所與之境遇之滿足，為東洋人優遊之境地。此二者皆為人間文化意誌所向之標的。
這段文字，其所言東洋文化，如除去印度文化圈，而就以中國文化或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炎黃文化圈而言，確是道出了中西文化的基本差異之一。
李大釗先生在《東西文明之根本異點》中講：“東西文明有差，根本不同之點，即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是也。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苟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對李大釗關於東西文化差異的界說且不去具體討論，但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他是強調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也肯定一為適應自然，一為征服自然。
梁漱溟先生認為東方文化無征服自然的態度而與自然融洽相樂。他對於中國文化人與自然相融合的價值取向持根本否定的態度，而視征服自然為西方文化中濃墨重彩的一筆。同時認為“征服自然是借著科學才做到的，尤重於經驗科學”。他認為西方文化中進取的“向前要求”的態度，也就使西方文化具有了征服自然的異彩，科學方法的異彩，民主的異彩。
天人合一與征服自然這一中西文化的基本差異，在文化研究領域似已成為不爭之實。二者各有其特點，至於孰優孰劣，不可籠統地一概而論，需要作具體的曆史的把握和認知。
在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中國傳統文化體現的“天人合一”就是要把自然人格化，人格自然化。把人的精神消融於自然界之中，人與自然和諧地共存與演進。當然，在不同的思想家和哲學流派中，對天人關係的理解和追求也不甚相同，如儒墨突出人道原則，道家則把關注的重點放在自然（天）之上。儒墨將自然（天）視為前文明狀態，強調自然隻有人文化，才能獲得其自身價值。儒家強調的超越自然，化自然為人文，主要是指化天性為德性，意在達到道德上的完美。在強調德性的同時，表現了重人文輕自然的弊端；缺乏對自然科學的探究。道家認為自然本身便是一種完善的狀態，而不必經過人化，人化的過程是對自然美的理想狀態的破壞。在人生哲學上，道家主張“因任自然，超越羈絆”；在修身、養生問題上，取法自然，主張“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莊子·駢拇》），“牛馬四足，是謂天；落（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自然）”（《莊子·秋水》）。與儒家重人性輕自然相比，道家崇尚自然，並將自然狀態理想化，對自然界缺乏能動的作用與積極的改造，道對儒輕視自然的傾向自然缺乏足夠的製約力量。從物質文化的創造而言，儒道關於天人關係的思想都有其消極一麵。從另一角度看，道家的“無以人滅天”、“法自然”又包含著尊重自然的呼聲，強調人為過程不能偏離或違背自然的法則，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人為要循乎天理，合乎天道。作為共同建構了中國傳統文化基石的儒道兩家，盡管其對天人關係的態度有差異，但二者在相對互補、融合與發展中所呈現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主導傾向是清楚的，天人關係絕不處於對立狀態。莊子認為亂世是人不自由產生憂患的原因，主張擺脫各種憂患，無羈無絆，擺脫一切束縛，求得新的平衡。這便是莊子自然觀形成的根源。可見，莊子自然觀絕不脫離社會，而是為了更好地作用於社會。實際上，儒道兩家的終極關懷是一致的，即人、自然與社會的和諧。
天人合一的文化特征影響著中國文化的方方麵麵。中國一向有重視農業的傳統，自古及今，農民有祭天地的習俗，一方麵慶祝豐收答謝天地，一方麵乞求天地賜福，以期來年有個好收成。在中國的農業社會中，人和自然的關係是密切的。中國人辦喜事，新郎新娘首先拜的是“天地”。在其他各類祭祀活動中，祭天也最常見。在泰山文化中，記載著人們對天、日神的崇拜，山上燃火，火上祭太陽。中國古代的《樂記》中講“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已經注意到主觀與客觀、人與自然的關係。漢代畫像磚弋獵割禾圖，將人、雁、魚、樹、莊稼、池塘等入畫，表現人們收獲和射獵動物的場景，在繪畫中反映人和自然的依存關係。中國的園林建築也充分體現了天人合一之境界。
在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西方文化將天人置於對立狀態，強調人要征服自然、控製自然，人與自然是對立的不相融的。西方古代科學寓於對自然的探求之中，故西方在古希臘時期就產生了偉大的數學家畢達哥拉斯、歐幾裏得，著名數理與建築學家阿基米德。即使是宗教與神學統治下的歐洲中世紀最黑暗的時代，也扼製不住伽利略、布魯諾等科學家對大自然奧秘的探索。經文藝複興，16世紀的歐洲在科學研究的內容上，開始從感性和經驗成果轉向對事理和規律的探究。在方法上，逐漸形成建立在科學實驗基礎上的近代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他們利用古代自然科學的材料和成果，使自然科學脫離宗教神學，迅速發展。借助新的科學技術，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麥哲倫等人環球航行成功，證明了地球為球體。這不僅加速了封建教會統治的滅亡，加速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也增強了人們追求真理、探索大自然的奧秘、征服與改造自然的信心和勇氣。18世紀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基本完成，人們對自然科學的研究興趣和成就越來越大。牛頓的萬有引力學說和光學理論產生，瓦特發明了第一台大型蒸汽機，整個數、理、化、天文、生物等自然科學領域不斷湧現出新的研究成果，西方人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
西方人的冒險精神和征服自然的欲望非常強烈，這在文學作品中也有典型的反映，從古希臘荷馬的史詩《奧德賽》到現代美國作家海明威的小說《老人與海》等不勝枚舉。
三、天人和諧與征服自然的現實意義
西方文化探究自然科學，征服、利用與開發自然，尤其是文藝複興後，隨著工業革命和科技時代的到來，物質文明的程度大大提高，人類社會發展異常迅速，這是毋庸置疑的。在現代社會，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為主要標誌的，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還有賴於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必須以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的提高為先決條件。另一方麵，人們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需以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為基礎。因此，征服自然這一西方文化中的基本精神，仍是創造現代文明不可缺少的，無論東方還是西方。諸如：航空航天事業的發展在運輸、旅遊、通信、導航、遙感、天氣預報、勘查等方方麵麵的運用，和平利用核能，遺傳和生物工程的研究，電子計算機的廣泛應用等，大大提高了人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和質量。
當然，曆史地看，文明的發展往往以二律背反的形式展開，如果過分地強調對自然的征服，無度地開發利用，或者利用科技進步，行與人類文明事業背道而馳之實，就會給人、自然和社會帶來重大的乃至災難性的負麵影響。如原子彈的研製與擴散，核軍備競賽，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采與索取，隻注重經濟效益而忽視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物欲的膨脹與精神的空虛等現象的存在，使人、自然和社會三者之間及其內部的平衡機製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壞。
而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則是充分肯定自然界和精神的統一，強調人類活動與自然界的協調，人與自然的統一，道德理性與自然理性的統一，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思想家對主客體之間、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性之間關係的辯證思考。其思想價值和現實意義是重大的。
天人合一思想在客觀上告訴人們，不可違背自然規律，超越自然規律，無度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而隻能在順應和尊重自然規律的前提下去利用自然，讓人與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共存共榮。同時隨著實踐和認識的深化，自然界也絕非一個超越人類的異己的本體，它不是神秘莫測的而是可以認識和利用的。因此，自然界與人的統一，人的精神、行為與外在自然的統一，自我身心平衡與外在自然的平衡，天道與人道的平衡等，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它對於解決現代社會因無度地征服自然而造成的環境汙染、生態失衡、核威脅等問題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恩格斯在其《自然辯證法》中說：“我們一天天地學會更加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幹涉所引起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影響。……人們愈會重新地不僅感覺到，而且也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自然界和精神的統一。自然界不能是無理性的，這對於希臘人已經是不言而喻的了，但是，甚至到今天最愚蠢的經驗主義者還用他們的推理（不管是如何地錯誤）來證明：他們一開始就深信，自然界不能是無理性的，而理性是不能和自然界矛盾的。”“思維規律和自然規律，隻要它們被正確地認識，必然是互相一致的。”“思維過程同自然過程和曆史過程是類似的，反之亦然，而且同樣的規律對所有這些過程都是適用的。”恩格斯關於自然與精神的統一理論是對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規律的曆史發展及其相互關係的規律性總結，而作為中國古代文化主導精神的天人合一的內在合理性和合規律性也同樣是不言而喻的。麵對著現代工業社會帶來的一係列問題，“天人合一”思想在世界文化領域必然具有其獨特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引起西方眾多學者的關注和興趣，甚至被視為21世紀的生存救星，也就不足為怪了。
第二節 中西文化的社會觀比較
〇家族為本
〇個體為本
一、家族為本與個體為本
家族是婚姻和血緣關係結成的社會單位。家族本位還是個人本位是中西文化特征的重要差異之一，表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價值取向。
家族本位在中國人的思想意識中根深蒂固，家是中國人心中生活的宇宙，具有超常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國人的姓氏，先是宗姓，其次是輩分，再次才是自己的名字。這裏突出的是家族整體而非個人。中國的文化傳統中離家便是“遊子”，便少了生活的根基和心理的平衡。孔子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論語·裏仁》）。時至今日，客居他鄉之人思鄉情結仍異常濃厚，還希望落葉歸根。在家庭結構中，父子關係、夫妻關係、兄弟關係構成了最基本的結構體係，在這個結構體係中，各司其職，各得其所，在一定的倫理道德製約下活動。孟子講，聖人是“人倫之民”，倫就是服從，子對父服從，妻對夫服從，弟對兄服從，服從便是孝悌。孔子講：“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裏仁》）孝是無條件的，即使父母有不對之處，勸而不聽，也要敬而無怨。“事父母幾諫，見誌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孝道是中國的國粹，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以孝治家、以孝治國的思想。在今天，孝敬老人仍然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所大力提倡的。家、倫理、孝道等，一方麵具有積極的倫理和道德意義，另一方麵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被過分地強調和不同程度地畸形發展，個人的自由被忽視，個體能動性的發揮受到了嚴重製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