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中奉行個人本位，以自我為中心，注重人格和尊嚴。其個人本位思想影響和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相對中國而言，西方的家庭組織相對較少，家庭結構鬆散得多，家的觀念淡漠，個體意識極強。西方人的姓氏，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名，然後才是族姓，突出自己。親人間亦界限分明，同桌就餐，各付飯費；父母以子女脫離家庭獨立生活為榮，而無子女成人離家的失落感；子女幫父母幹活，領取報酬是天經地義的事。無論長幼，人人平等，各有自己的生活空間，西方人的父母對子女以平等和尊重的態度對待，而不是要求絕對服從。個人本位的價值觀，在西方文化中有著具體的表現，正如美國的《獨立宣言》所體現的，人生而平等，上帝賦予他若幹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及對幸福的追求。
個人本位雖注重個人的價值和人格尊嚴，有利於個人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但是個人本位思想又使得整個社會的人倫親情和宗族群體觀念淡漠。
二、家族本位與個人本位的形成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中談家庭血緣親屬稱謂時說：“這並不是一些毫無意義的稱呼，而是實際上流行的對血緣親屬關係的親疏異同的觀點的表現；這種觀點是一個完備地製定了的親屬製度的基礎，這種親屬製度可以表現單個人的數百種不同的親屬關係。不僅如此，這種親屬製度不僅在所有美洲印第安人中（直到現在還沒有發現過例外）完全有效，而且在印度最古的居民中，在德幹的達羅毗荼人部落和印度斯坦的戈拉人部落中，也差不多毫無變更地實行著。南印度的泰米爾人和紐約州的塞訥卡部落的易洛魁人用來表示親屬關係的名稱，即使現在，也還有二百種以上不同的親屬關係是相同的。在印度的這些部落中間，正和在所有美洲印第安人中間一樣……親屬關係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蠻民族的社會製度中起著決定作用……父親、子女、兄弟、姊妹等稱謂，並不是簡單的榮譽稱號，而是一種負有完全確定的、異常鄭重的相互義務的稱呼，這些義務的總和便構成這些民族的社會製度的實質部分。”事實上，從家庭的組織形式看，中西文化並無多大差異，但家庭成員間的關係，家庭與社會的關係，如恩格斯所言，取決於彼此間“完全確定的、異常鄭重的相互義務”。而這種義務的不同也導致了中西文化之家庭本位與個人本位的質的差異。
古代希臘從公元前12世紀至公元前8世紀，是產生英雄史詩的時代（荷馬時代），也是原始社會末期氏族解體、奴隸製萌芽的時期。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是奴隸製形成階段，出現了雅典、斯巴達等著名的奴隸製城邦國家。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4世紀，是古希臘“古典時期”，政治、經濟、科學、藝術等空前繁榮。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是“希臘化時期”，古希臘文化在歐亞非地中海沿岸國家傳播並走向衰落。從古希臘奴隸製國家的形成與發展過程看，其氏族社會解體比較充分，而又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個人獨裁專製的國家，也沒有嚴酷的宗教和思想專製。尤其是在“古典時期”，伯裏克利還提出了“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主張。以雅典為首的許多城邦國家實行民主政治，公民享有較多的自由和民主權利，這有力地促進了古希臘文化的發展，也形成了古希臘文化中對人類力量的崇拜，對人的命運的關注，及其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富於創造精神的思想特征。
而中國在從原始氏族社會向奴隸製社會過渡時期，氏族社會解體不充分，奴隸製國家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健全，不像古希臘那樣以奴隸製代替氏族社會的以血緣為紐帶聯係起來的宗法社會，而是由家族走向國家，建立起“家國一體”的社會政治格局。
公元前2世紀古羅馬建立，羅馬共和國時期實行貴族政治。實際是對古希臘奴隸製民主政治、個人自由和人格精神的踐踏。
在歐洲中世紀（5—17世紀）這一黑暗的封建時代，等級製度森嚴，西方文化在教會和神學的控製之下，這是一個人本精神被扼殺和泯滅的時期，所以在中世紀的中後期（14—16世紀），形成了以複興古希臘文化為旗幟的文藝複興運動。反對封建教會及其文化，宣傳新的意識形態人文主義，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以“人權”反對神權，以“人道”反對神道，以“人”的現世利益為最高原則。文藝複興呈現的科學、自由和個性解放的人本精神，為整個西方文化的個人本位特征創造了堅實的條件。17、18世紀歐洲產生的資產階級文化運動——“啟蒙運動”，作為文藝複興的繼續和發展，在社會政治觀方麵，較之人文主義者更加成熟，提出了影響深遠的自由、平等、博愛等政治概念，創立了“天賦人權”的理論，把生命、財產、自由平等等視為“天”所賦予人的“人權”。這些思想一直是歐洲乃至西方近現代政治、文化思想的主調。美國的《獨立宣言》就充分體現了這樣的價值觀：所有人生而平等，上帝賦予他們包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等若幹不可剝奪的權利。
在中國，由於在奴隸社會形成時氏族社會就沒有充分解體，所以中國的奴隸社會和封建時代數千年間也未形成如同歐洲中世紀那樣森嚴的社會等級製度，而是由君臣、父子、夫妻之間的宗法原則形成的社會組織占據著社會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麵，中國數千年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又造就了與之相適應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村社結構，村社結構中又包含家庭宗族和鄰裏鄉黨兩大網絡，由家庭而家族而宗族，進而組成社會、構成國家。戰國時代，社會變革並未打破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然經濟和血緣宗族關係。中國的宗法社會組織結構始終沒有擺脫家長製的束縛，父即家君，君即國父，家國一體。
家族本位的社會關係的基本結構單位是宗族。在自己的宗族，每個人都不是獨立存在的個體，都不同程度地和不同層次上有血緣親屬關係。或由自己和上下父、子兩代，計三世為一基本的家族單位；或以自己為中心，上下各延伸兩代，計五世為一基本家族單位；或以自己為中心，上下各延伸四代，計九世為一基本家族單位，即由高祖—曾祖—祖父—父親—自己—兒子—孫子—曾孫—玄孫九世組成。《禮記·喪服小禮》中說：“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至九而禮畢。”但實際上，在以家族為本位的宗法社會中，這種宗族的親親關係的影響和文化傳承是曆多世而不絕的，是極其久遠的。
時至今日，在中華民族的“百家”姓氏的各宗族中，尤其是農村的眾宗族中多有續家譜的風尚，少則幾世，多則十幾世至幾十世。每至春節，則將寫有家族譜係的卷幅掛在正房門廳供奉。實際上它已經漸漸失去了封建迷信活動的含義，而是對先祖的懷念和祭奠，是中華民族家族本位文化精神在華夏子孫中形成的一種心理積澱。
在家族裏，個人置身於群體中，隻有在群體中才能體現個體的價值。因此，個人的權利不被突出，而強調的是自己對宗族群體的責任和義務。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禮記·大傳》中說：“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即通過“人道親親”以尊祖、敬宗、收族，進而達到整個社會的安定團結、統一和有序，增強社會凝聚力和向心力，這也正是其成為中國文化中的重要精神特征並有著旺盛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三、家族本位與個人本位的得失及現實意義
中國傳統文化中家族本位思想是重家族輕個人，重群體輕個體，強調個體在群體中的義務和責任。將此思想推而廣之，從家族到民族，從國家到整個“地球村”，乃至廣闊的宇宙空間，如果能加強團結和協作，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這對於人類的並生共存、和平與發展也是極具現實意義的。從家庭本身而言，家族本位表現出的家庭成員間的天倫親情也令許多西方家庭稱羨。
當然，家族本位思想重群體輕個體的特點，其弊端也是明顯的。其一，不利於甚至嚴重地製約了個體主觀能動性的創造和發揮。其二，“人皆可以為堯舜”的理想的道德平等意識在社會現實生活中被封建倫理觀念掃蕩殆盡。其三，在以家族為本位的封建宗法社會中，法製無法擺脫人治的桎梏，因而顯得異常脆弱。
個人本位強調以人為中心，以人為本，強調自由、平等，強調個體的獨立意識和創造意識，這對於個人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和個體創造價值的實現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它也明顯地淡化了宗族親情和集體精神，不利於形成社會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不利於社會的安定和統一。
家族本位與個人本位各有利弊得失，但二者有著很好的互補性，這是很清楚的。中西文化在近現代的融合與發展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西方國家在經曆了近現代個體本位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的洗禮之後，認識到其給社會帶來的負麵影響，正在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來加強和規範社會倫理道德，維護社會的穩定。而中國在近現代，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後，民主、科學與自由、平等思想的強化也是不言而喻的。隨著社會主義民主法製建設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發展，個人的權利、價值也得到了相應的肯定。
第三節 中西文化的世界觀比較
〇善鄰懷遠
〇力取天下
中西文化的基本差異還表現在對民族關係問題的處理原則上，中國的原則是親仁善鄰、協和萬邦、順俗施化、以德懷遠，西方民族的原則是以武力征服天下。
中國有一個傳統，就是既要維護自己民族的獨立，又不向外武力擴張；對於其他民族的侵犯，在采取防禦自衛措施的同時，利用道德的教化去“協和萬邦”。這是中國愛好和平、反對侵略的優良傳統。西方在民族方麵講究對立和鬥爭，許多思想家主張用征服其他民族的辦法解決民族衝突，甚至實現統治世界，這種主張常常被當權的統治階級采納並付諸行動，這就是“征服天下”。中西文化的這一差異，早已被人們注意到。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明代萬曆年間來華，見到明朝的軍備，認為那是他所見到過的世界上數量最龐大、裝備最精良的軍隊，但令他驚奇的是，這支軍隊完全是防禦性的，中國人沒有想到過要用這支軍隊侵略別國。20世紀20年代，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來中國講學時曾說過，中國是愛好和平的，不像西方人那樣好勇鬥狠。李大釗和陳獨秀也認為中西差異在“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
西方民族發展的曆史，充滿了種族對立、相互征服。早在古代，希臘、羅馬和侵入西歐的日耳曼人都以征服其他種族開國，都有武士階級。當時的思想家亞裏士多德，在為奴隸製辯護時，著重強調希臘人與野蠻人的對立，所謂野蠻人，即非希臘人。他認為，奴隸製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自然的，野蠻人和奴隸是同一概念，希臘人無論走到哪裏都不應該成為奴隸；相反，野蠻人天生注定就是奴隸。對外族人的歧視是希臘人掠奪奴隸、土地、財富，不斷向外侵略擴張的心理動力。亞裏士多德的思想不僅為他們征服天下的行為奠定了理論基礎，而且為他們的擴張進行辯護，集中體現了西方民族的好戰天性。
不僅種族差異帶來征服戰爭，宗教信仰不同的國家也彼此對立，時常發生宗教之戰。羅馬帝國後期的基督教思想家奧古斯丁把全人類分為選民和非選民，即注定得救的人和注定滅亡的人。他還歧視反對正統教義的教派，認為異教徒是注定滅亡的人，應該采取殘酷的手段去征服。這種神權論風靡一時，是基督教各族向異教各族進行侵略擴張的理論根據，十字軍東征就是一著名事例。
近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教會勢力的削弱，歐洲各國國王在市民階級的支持下，一方麵鎮壓封建貴族、結束封建割據狀態，形成了有統一法律、統一關稅和國內市場的君主集權民族國家；另一方麵與教皇和教會作鬥爭，擺脫他們的控製。英、法、德、意等國先後建立了民族國家，形成了一個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和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狀態的共同體。
歐洲各族建立國家後，積極發展生產力，科技飛速進步，特別是軍事武器和航海技術。他們為了尋找黃金，擴大貿易市場，瘋狂對外擴張。於是他們發現了美洲大陸，搶掠非洲黑人並賣為奴隸，出現了殖民大戰。英國曾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國，號稱“日不落大帝國”，亞洲、非洲、美洲大片地區被其征服，成為它的殖民地。這是西方民族征服天下的有力佐證。
與他們的行為互相促進的是，西方人曆來崇拜勇猛善戰的大征服者，古代的愷撒大帝和後來的拿破侖·波拿巴都是他們崇拜的偶像。
總之，一方麵保持自己民族的獨立和自由，另一方麵又主張征服、壓迫別的民族，是西方民族的重要特點。
中國自秦漢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作為主體民族的漢族，也不是由哪個單一部落發展而來的，而是曆史上融合、同化了許多其他民族而形成的。在中國曆史上，處理境內各民族之間的關係及與周邊民族之間的關係，都一直依據著“協和萬邦”的原則，就是以道德修養和教化為本，以治理好自己的家園為前提，並以此去感化其他的邦國，使各國都團結起來，實現“協和萬邦”的理想。用儒家常用的話來說，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西周初年，周王為了安撫殷商遺民，滿足其宗族感情的需要，一方麵封紂王之子祿父於殷商故地，以奉商之宗祀；一方麵錄用殷商貴族，讓他們“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左傳·定公四年》）。在戎族地區，則一麵通過分封子弟的方式在那裏建立據點，一麵通過冊封各部落和原有邦國的方式將諸部落、邦國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這種順俗施化的統治方式對華夏族與蠻夷戎狄族在以後的數百年間逐漸同化、融合起了很大的作用。
西漢時匈奴呼韓邪單於請求朝見，在討論朝見禮儀時，蕭望之主張，對態度反複無常的境外民族，寬大為懷，給以優待，以保護其友好交往的積極性。漢宣帝采納了蕭望之的建議，表明這種“撫和”政策是中國人的共識，符合中國人的心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