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
——康有為
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中國政治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陳獨秀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國文化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這場變革就其實質來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解體和中國新文化的重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社會的現實狀況是影響其發展的內在基礎，而外來文化的衝擊則是影響它的必不可少的外在原因。二者的交互作用最終導致中國傳統文化的解體和中國新文化的重構。
第一節 中國傳統文化在近代的論爭
〇洋務運動
〇中體西用
〇戊戌變法
〇辛亥革命
〇五四運動
〇現代新儒學與海外新儒學
1840年開始的鴉片戰爭使國人痛苦地看到了西方工業國家的先進與強大和自己的落後與麵臨的危機。兩千年來已深入中國人思想的“華夏中心”意識，隨著中西文化的撞擊也產生了動搖。一些先進的中國人發現向來被自己看不起的“夷人”竟然有比自己發達的物質文明，便萌生了學習“西夷”之技以彌補自己不足的意向。正是這種並非自覺的文化觀念的變化，推動了中國文化走向近代化的艱難曆程，也引發了百年來連綿不絕的文化論爭。
一、洋務運動與“中體西用”論
19世紀40年代，麵對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衝擊以及隨之而來的西方文化的湧入，一些有識之士立即作出了積極的反應。林則徐、魏源等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認西方文化的先進性，並主張學習西方科學技術。魏源在《海國圖誌》一書中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主張。這一主張對後來的洋務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
19世紀50至60年代，接連發生了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這兩次事件都對清王朝形成了致命的打擊。出於禦外夷、平內患的雙重目的，朝廷內一部分官吏發起了以引入西方科技、求強求富為主要內容的洋務運動。主要人物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
洋務運動實質上是清政府為維護其封建統治而進行的一場發展近代工業的社會改革。主要內容包括在沿海城市擴充和發展近代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先後建立了江南製造局、金陵機器局、福建船政局、天津機器局等，並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近代科技。成立同文館、廣方館等，培養翻譯人才。為維持軍工和軍費開支，從19世紀70年代起，開始以“官督商辦”的形式向民用工商業發展。相繼成立上海輪船招商局、基隆煤礦、開灤礦務局、天津電報局以及鐵路、紡織等企業。光緒十一年（1885），又成立了海軍衙門，購置軍艦，成立海軍。後來，張之洞又在湖北開辦漢陽鐵廠、槍械廠、紡織局等。
洋務運動在保留中國文化之本（即綱常名教）不變的前提下，學習西方先進的科技工藝、器用文物。正如李鴻章所說：“顧經國之略，有全體、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標，非謂培補修養之方，即在是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這就是說，洋務隻是末節，隻是治標之術。早期洋務派就是以中國固有的文物製度及意識形態為本，以西方的堅船利炮為末，後人概括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關於“中體西用”的思想，學術界一般認為，林則徐的學生，也是李鴻章幕僚的馮桂芬在1861年寫成的《校邠廬抗議》一書中，先於李鴻章提出了“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至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語，就現有文獻，最早見於1896年4月沈壽康在《萬國公報》上發表的《匡時策》中。他說：“夫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同年8月，孫家鼐在為開辦京師大學堂給朝廷上的奏折中，也有相同的提法：
今中國創立京師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淩駕中學。
兩年後，張之洞在其《勸學篇》中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作了更為完整的闡釋、論證。這一論點成了洋務派的理論綱領，正如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為當時維新派的‘流行語’”，“而舉國以為至言”。洋務運動時期，麵對中西的差距，人們普遍意識到了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而在論述中西之學的關係時，表述往往不同。或曰“本末”，或曰“道器”，或曰“主輔”。因此，“中體西用”論作為一代社會思潮，被洋務派所接受並奉為圭臬，既反映了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時代要求，又反映了當時國人普遍具有的民族本位意識，同時也是洋務派在回應朝廷內頑固保守勢力時，可以安身立足的一個理論堡壘。
“中體西用”論作為回應西方文化挑戰的經世謀略，對於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進而促進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隨著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的失敗，洋務運動也宣告失敗。而隨著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革的進一步深化發展，“中體西用”論的保守性和落後性也日益明顯，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的變革。
二、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
甲午海戰中北洋艦隊的慘敗使朝野震驚，國人文化意識發生明顯轉變，意識到僅靠“師夷長技”並不能解決日益嚴重的危機。要發展近代工業，就要有近代經濟製度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製度。於是一些進步的思想家主張學習西方的政治製度，從“體”上變革中國的文化結構。在戊戌變法前後，主張即體即用，要求改革不合理的政治體製乃至整個社會管理體製，已成為維新之士的共識。因此，康有為托古改製的變法維新理論體係便應運而生。
1891年，康有為刊行《新學偽經考》與《孔子改製考》二書，以考據學為武器，試圖通過對文化傳統的重新解釋，尋求變法維新的曆史依據，借闡發孔子托古改製的微言大義，開通其政治變革的道路。同時，他又提出了一係列的具體的改革主張和措施，要求開放政權，用立憲製代替封建君主專製製度，自上而下地進行資產階級民主改革，促成並推進變法。
康有為重新闡釋儒學傳統，給原本保守的儒家思想賦予了革舊圖新的積極內容。這說明康有為既期望中國學習西方，變法以圖強，又寄希望於與西方思想文化體係截然不同的中國傳統文化能給予他曆史依據和理論幫助。這正反映出生長在同一傳統文化背景下的一代激進知識分子的共病：他們無法割斷與傳統文化的千絲萬縷的聯係。康有為借重孔子的權威，為維新變法掃除障礙，正說明在那種急劇變化的時代，生於“學問饑荒”環境中的知識分子的無可奈何。這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學派，其實是一個新舊雜糅、中西牽合的怪胎。隨著戊戌變法的夭折，康有為托古改製理論主張的不徹底性便暴露無遺了。
章太炎早年曾入康有為發起的強學會，參加維新運動。但在學術上他幾乎從一開始就站在康有為的反麵。章太炎接受進化論和西方近代科學之後，較早開始以西方新方法重新闡釋中國文化傳統。他堅持“孔子是史學的宗師，並不是什麼教主”的觀點，尤其強調要將孔子思想與其同時代的諸子思想進行比較研究，以諸子之長補儒家學說之短，在糅合中西的前提下，重新建構中國文化的新體係。
由於章太炎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者，而是個有學問的革命家，因此，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幾乎從來不以認識曆史真相為唯一的目的，而隻是作為實現政治理想的手段。他對傳統文化的認識也無定規，而是因時而變。最初，章太炎是康梁政治思想的同情者與支持者，隨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的興起，他成為反對維新主張革命的進步力量的代表。後來，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不斷深入，他又蛻化成為公開提倡“尊孔讀經”的保守派了。
在維新變法思潮中，一些思想家以進化論、民權說為武器，對封建專製主義進行了猛烈的批判，批判的鋒芒直指封建君主專製和綱常名教。嚴複於1895年發表了《辟韓》一文，由批駁唐代儒學思想家韓愈入手，首先從理論上對封建君權展開了猛烈批判。他引用西方人的話說明了“國者，斯民之公產也，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仆隸也”這些觀點，表達了國為民有，君仆民主，主權在民的民權思想。其後，譚嗣同在《仁學》一書中更為激烈地抨擊了封建專製主義。他從理論上剖析了君主專製製度的不合理，認為君主的產生從曆史上說是民選的，而不是子孫相襲、世代相傳的。他又從現實出發，揭露了封建專製製度的罪惡，認為兩千年來的封建專製製度都是暴君統治下的暴政，曆代專製君主都是竊國大盜，他們據天下為己有，而以綱常名教壓迫人民。他還號召人民像陳勝那樣揭竿而起，反抗封建專製暴君的黑暗統治。譚嗣同對封建主義的批判尖銳、深刻，其激烈程度遠遠超過康有為、梁啟超等同時代的維新派人士。
戊戌維新思想家們有力地衝擊了封建專製主義，動搖了封建統治的理論基礎。辛亥革命時期的民主革命思潮以新的精神風貌和戰鬥姿態，展開了對封建專製主義的更猛烈批判，廣泛地傳播了民主共和思想，不僅為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進一步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而且為五四時期新文化思潮的形成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製製度，但由於革命的不徹底性，舊的經濟基礎並沒有被觸動，舊的上層建築也沒有發生大的改變。尤其是人們頭腦中的封建意識根深蒂固，於是一場以改造國民性為主要目的的新文化運動便展開了。
三、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文化論爭
中國文化從傳統走向近代的曆程，大體上經曆了物質層麵、製度層麵和觀念層麵的文化變革三個階段。這一點，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1922）中就已清晰地分析過。辛亥革命雖然完成了製度層麵的文化變革任務，但那時中國的資產階級並不十分成熟，反封建的文化啟蒙也不徹底。隨著政權旁落，社會上的封建守舊勢力乘機卷土重來。袁世凱和張勳的兩次帝製複辟，思想文化領域裏尊孔複古逆流的猖獗，都在提醒國人，要想鞏固共和製度，必須進行思想領域內的革命。
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時期，進步的人士隻認識到，中國社會的一切弊端，根源在於封建專製製度。而此時，人們才認識到，要想將專製製度徹底打倒，就要革除舊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於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掀起了一場改造國民性的新文化運動。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改名為《新青年》），標誌著這次運動的興起。新文化運動以民主和科學為兩大旗幟，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
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民主一方麵是指民主政治，反對專製政治。他們追求的目標，是建立法國和美國式的民主共和政體。另一方麵是指個人要獲得政治上經濟上的民主，人格獨立，個性解放。樹立獨立人格意識，是推行民主政治的前提。陳獨秀在《青年》創刊號上發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解放雲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惟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
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學為中心，儒學以孔子為代表。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對封建統治者利用孔子以及儒家封建倫理道德進行專製統治進行了猛烈的批判，進而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第一個點名批孔的是易白沙。陳獨秀從現實生活的各方麵論證了孔子之道與時代精神背道而馳，是“反對民權之思想之學說，實為製造專製帝王之根本惡因”。李大釗則尖銳地指出：“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孔子者，曆代帝王專製之護符也。”
新文化運動倡導的科學是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對待事物的科學態度、認識事物的科學法則，包含著反對封建蒙昧主義的積極意義。針對當時社會上大肆宣揚神鬼迷信的文章，新文化思想倡導者還反對偶像，指出中國的孔子就是為曆代君主所塑造的偶像，從而把反對偶像崇拜和反對專製主義政治結合起來。在反對偶像崇拜的同時，強調信仰和追求真理，在青年中樹立起真理與科學的權威，引導青年用科學的態度觀察世界，認識世界。
新文化運動的又一個內容是文學革命。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張。魯迅寫出了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更明確提出了以資產階級新文學代替封建主義舊文學的主張。此後，魯迅等人進一步將反封建的新思想同白話這一新形式結合起來，創作了大量的優秀小說和雜文，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新的時期。
由於缺乏充分的理論準備，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欲在倫理層麵上改變舊文化的同時，過分看重傳統文化的消極方麵，因此表現出十分激烈的反傳統情緒。這種反傳統情緒的蔓延，便引發了“全盤西化”論的產生。
“全盤西化”即全盤接受歐美的資本主義文化。其代表人物為胡適和陳序經。
1929年，胡適在為《中國基督教年鑒》所寫的《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一文中，使用了兩個詞來表達他的文化主張，其中之一可譯作“全盤西化”。1934年，陳序經在《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文中，進一步提出了“全盤西化”的論點，並作了極端的解釋。人們一般認為胡陳二者是有區別的，其區別在於，胡適是從方法上談“全盤西化”，而陳序經是從目的上談“全盤西化”。盡管胡適後來將“全盤西化”的提法改為“充分世界化”，但依然表現出他在強調文化發展的時代性的同時，卻忽略了文化的民族性。
“全盤西化”論者由中國落後的現實而導致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從而對民族文化采取完全否定的態度，對西方文化采取全盤吸收的立場，其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也是極為有害的。但“全盤西化”論的提出，正逢20世紀20至30年代“東方文化”派和“中國本位文化”派等文化保守主義派別的興起之時，因而，在當時，它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反對封建複古主義、反對國民黨文化專製主義的積極意義。
四、現代新儒學及海外新儒學
新儒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稍後，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文化麵臨空前危機的產物。作為兩千年中國曆史上占統治地位的思想，自西漢董仲舒“罷黜百家”後，儒家文化曾給中華民族帶來極大的繁榮，滲透於社會的文化、政治、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麵。但是這種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及其政治製度與統治方式，在中國走向現代的過程中卻遇到了極大的挑戰。清代中葉以後，中華民族由先進逐漸變為落後，由強大變為弱小。中國舞台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的圖存救亡的曆史劇。師夷長技，引進洋槍洋艦，改良政體，實行君主立憲，均未能獲得成功；革命派發動武裝起義，終於推翻了清朝統治，但北洋軍閥卻把國家帶進了混戰割據的深淵……麵對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機，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化啟蒙運動，他們把走向現代過程中落後的原因歸於兩千年居於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傳統，力圖用“科學”與“民主”精神徹底地掃蕩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