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後七子”的文學複古衝破了當時台閣體、八股文籠罩文壇的局麵，打破了詩文界幾百年的窒息沉悶的氣氛，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複古運動是中國文藝啟蒙思潮的先聲。但遺憾的是，中國的文學複古運動隻完成了衝擊台閣體、八股文壟斷文壇的任務，而沒有創造出反映時代要求的新文學。
為了反對文學複古，為文學的發展進一步開辟道路，先後有“唐宋派”、“竟陵派”和“公安派”等打起反文學複古的旗幟，湧起了一股頗有聲色的文學革新思潮。“唐宋派”以歸有光為首，主張詩文要“自為其言”、“直抒胸臆”，反對摹古派的剽竊抄襲。但其自身又多受複古運動的影響，沒有和摹古派真正劃清界限，因而無法擊敗複古運動。以鍾惺為首的“竟陵派”是“公安派”反複古的友軍，其主張也與“公安派”大同小異。所異者在於“竟陵派”反對“公安派”的“俚俗”，而提倡一種所謂“幽深孤峭”的風格，這種風格往往破壞了文學語言的自然之美，使作品讀起來佶屈聱牙，意義費解，故不足為是。
“公安派”是晚明反複古運動中文學革新思潮的旗幟，他們的文學觀點與活動對當時的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公安派”以三袁（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兄弟）為代表，其文學革新思想的要義有三：在文學發展觀上，他們認為文學是隨時代發展而發展的，各個時代的文學都有自己的特色，因而不應厚古薄今。在創作觀上，他們反對摹古抄襲，主張文學應充分表現作者的個性，認為好詩好文都是“任性而發”，“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由此，他們進一步認識到人的個性的多樣性，“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而行，是謂真人”。這種觀點不僅具有反複古派形式主義的意義，而且具有反理學束縛、求個性解放的意義。在體裁上，他們也一反以往隻重視經史詩的傳統觀點，極力推崇民間文藝、小說、戲劇等通俗文學作品，並經常從通俗文學中吸取養料。
由於“公安派”和其他文學革新派別的共同努力，“前後七子”的複古雲霧為之一掃，海內的習氣也逐漸改變。所以，“公安派”等掀起的文學革新思潮不僅是文學繁榮的重要動因，而且是中國文藝啟蒙思潮萌生的標誌。
前述種種說明，當時的中國社會是一個高度發達的社會，已經為後來文化的發展變革準備好了較為充分的社會經濟基礎，在中國傳統文化內部，依然有著尋求變革發展的要求和旺盛的生命力，有著發展變革的動力和機製，所缺乏的是發展變革的主動意識和精神追求。由於有傳統宗法意識和封建君主的閉國政策的強大壓力，這樣的主動意識和精神追求在當時還不會產生，即使有這樣的萌芽，也不會對傳統文化的變革產生多大作用。而外來文化作為強勢文化的衝擊，恰恰成了這樣一個激勵因素，促使中國傳統文化走上了解體重構之路。
地大物博、幅員遼闊原是我國優越的地理條件，但不幸的是也成了閉關自守的物質基礎和口實；文化優越又使得鴉片戰爭前的任何一個以武力征服漢民族的民族總是“被他們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當中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成了閉關自守的物質基礎和心理基礎時，優勢便成了包袱。中國對西方優勢的刻骨銘心的認識是大炮，所謂“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裏；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製，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李鴻章奏稿》第九卷）。這是農業文明的天朝大國對工業文明的船堅炮利真實體驗的生動寫照。鴉片戰爭使天朝大國的幻境破滅了，外來的侵略、亡國滅種的威脅首先激活了沉睡的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同時激活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求新求變的機製。洋務派講富國強兵，嚴複講自強保種；而隨著西方科學與民主觀念的引進，墨子、孟子、黃宗羲等人久被遺忘的科學觀念、民主思想得到了人們的高度評價。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中國傳統文化係統終於開始了解體與重構。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內部存在著發展變革的動力與機製，西方文化的衝擊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解體起了催化的作用，但使得中國傳統文化解體的直接動力，仍然來自中國內部，主要來自中國社會的發展程度及中國傳統文化內部固有的矛盾鬥爭。在外來因素的推動下，這些動力、機製和願望促成了傳統文化的發展變革。
三、傳統文化的變革體現
（一）傳統價值觀念的變革
“重義理輕藝事”的偏見是中西文化之間的一大差異。中國傳統文化對工藝技巧重視不夠，有時甚至是持否定態度的，所謂“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等，幾千年來充盈於耳目，而“玩物喪誌”、“奇技淫巧”的說法本身就充滿了貶義。清初楊光先就有“寧可使中夏無好曆，不可使中夏有洋人”的言論，直到清末，頑固派仍然堅持上述價值觀，係統地排斥西方科技，把空洞的禮義廉恥看得比國家富強還重：“人若不明大義，雖機警多智，可以富國強兵，或恐不利社稷。”當中國處於列強包圍之中，這種價值觀是極其有害的。
與小農經濟的社會現實相一致的是“貴義賤利”的價值觀。對於“利”的內涵，先秦各家的具體解釋多有不同，但無一例外都包括物質利益。中國士大夫追求的是“義”，“利”隻有符合“義”時才可接受，這是儒家十分強調的。然而儒家雖崇尚“義”，但並沒有無視“利”，儒教能經久不衰，也證明它不是太悖人情的。孔子提倡“君子謀道不謀食”的價值觀，就是將人們對於利祿的渴求導向了仕途而杜絕了其他途徑（如經商），使仕途成了獲利的唯一趨向。仕途科舉滿足了利欲熏心和秉性清廉這兩種心理，它把讀書、升官與發財三者結合起來了。言義而又得利，士大夫何樂而不為？
“貴義賤利”同時還引出對應的道德觀“黜奢崇儉”。各家學說都反對奢侈性消費，可以說“貴義賤利”與“黜奢崇儉”構成了中國封建社會財富與倫理的準則。
應當說明，我們不是要否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傳統美德，隻是強調走向極端的“貴義賤利”是阻礙社會發展的。個人執著於這些偏激的價值觀無妨，但於整個民族，則極其危險。
觀念的形成與存在，總是以一定的社會現實為基礎的，並且要與其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相適應。明中葉開始的變革，動搖了傳統價值觀所依托的社會現實，開始影響這些傳統的價值觀。近代劇烈的社會變革則改變了其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開始逐漸改變傳統的價值觀念，到清代中晚期，這種空泛而日益脫離社會現實的價值觀開始了徹底改變，中國傳統文化變得講究實際了。
（二）傳統文化中唯我獨尊的自我文化中心主義被打破，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民族平等觀念開始影響中國人
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是一個閉目塞聽的社會。人們的視線被禁錮於九州之內；對於中國以外世界的認識，基本是茫無所知。本來，早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紛紛來華，曾帶來不少西方近代科學知識。但是，到了18世紀，清政府對外推行封閉政策，人為地隔絕中外交往，以致原來傳入的西方知識，不但沒有得到傳播，反而逐漸為時代所淹沒。乾隆、嘉慶、道光時期，人們對世界的了解，無知到了驚人的地步。清朝當局長期“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而更深層次的根源則是唯我獨尊的天朝上國意識。在這種觀念支配下，中國不僅被看成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國家，而且被認為是其他國家的母本和文明之源；而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包括西方世界及其人民，則被視為“蠻夷小邦”、“化外之民”，是不知“人倫”、“未開化”的低賤“夷狄”。在這種日見虛妄的自我文化中心主義支配下，根本不可能有平等的對外交往，更談不上學習、引進和借鑒外國文化。
鴉片戰爭的慘敗和屈辱的城下之盟打破了“天朝上國”的幻境，社會心理由傳統的唯我獨尊一下子跌入了極度的自卑，從而打破了長期固居自閉的以華夏為中心的傳統思想體係，轉變了傳統文化中的夷夏觀念，中國人開始艱難而痛苦地自我反省，以找出差距，尋求救國救民的自強製夷之策，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民族平等觀念開始走進中國人的思想。從本質上說，這是對傳統宗法意識的破壞，是現代民主意識的先聲，它動搖了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
（三）從西方長技中看到了科學的力量，科學的觀念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組成部分
鴉片戰爭以前，人們對西方的科學技術多半投以鄙視的眼光，認為是“奇技淫巧”而不予理睬。當時一般人皆“恥言西學，有談者則詆為漢奸，不齒士類”。在這種風氣影響下，中國社會完全處於閉塞狀態。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再也無法以天朝上國自傲，一些有識之士在事實麵前開始承認西方擁有勝過中國的“長技”。他們認為，要有效抵製西方侵略，必須學習西方長技，“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從而艱難地邁出了學習西方科技的第一步。鴉片戰爭時期，以林則徐、魏源等為代表的進步人士認為，英人在戰爭中能節節取勝，主要是靠船堅炮利。為了戰勝敵人，當時學習的西方長技，主要是仿效西洋造船製炮。到了19世紀50年代，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開始認識到西方的長技不僅是船堅炮利，更重要的是還有一個完整的近代科學體係作為船堅炮利的基礎，隨之掀起了學習引進西方科學知識、翻譯西書的浪潮。一些具備一定科學知識的知識分子，紛紛和傳教士合作，翻譯出版了數學、光學、力學、天文學、化學、生物學、地質礦物學等基礎科學著作，而進洋學堂，乃至於出洋留學，一時成為風尚。這不僅把近代科學體係引入了中國，為近代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對於提高近代中國的科技水平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把科學的觀念帶入了中國思想文化，為中國的近代化進程注入了新的動力。
（四）工商業的重要性得到重視，重農抑商的傳統觀念發生轉變
在封建社會，農業是全國人民的衣食之源，這種社會經濟狀況反映到思想意識領域，就形成了牢固的農本主義思想，反映到曆代封建政府的政策上，就是長期推行重農抑商政策。直到鴉片戰爭前夕，這種狀況一直沒有多大改變。鴉片戰爭英國打敗中國，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上分析，可以認為是以工商為主的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對以農為本的封建農業文明的勝利。鴉片戰爭的慘敗，促使關心國家命運的愛國人士開始了新的思索。他們雖然尚未擺脫農本主義思想的束縛，但已感到不能忽視商業和工業，甚至提出了“本末兼富”、“農商並重”的新觀念，開始意識到要抵抗西方侵略，需要發展近代工商業。這種新觀念的提出，是對傳統的農本思想的一個大突破，標誌著農本主義已經動搖，中國社會開始逐漸脫離隻重農業文明的路子，而走上了向工業文明發展的艱難曆程。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中國的商品經濟開始發展，新式民族工商業開始建立，正當的對外貿易受到鼓勵，而嚴格的海禁則不攻自破，華民出洋的限製逐漸放寬了。
（五）新學興，傳統的考據之學漸衰
科舉取士是明清統治者控製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利器，功名利祿使天下讀書人盡入轂中；而大興文字獄則迫使讀書人遠離政治，禁錮思想，對國事不聞不問，而埋頭於故紙堆，於是考據訓詁之風盛極一時。道光以後，內憂外患紛至遝來。尤其是鴉片戰爭失敗給了士大夫以極大震驚，痛感前此盛極一時的考據學脫離實際，於國事毫無裨益；而清政府提倡的程朱理學空談性理，外輕經濟事功，內輕學問文章，同樣嚴重脫離實際。於是他們轉而倡導經世致用之學，主張經邦濟世，學以致用，既反對繁瑣考證，也反對空談心性，而以學問必施之於政事，有益於世界為依歸。為了經邦濟世，他們主要致力於國計民生中麵臨的最突出問題的探討，以期求得解決辦法。他們著書立說都有一個明顯的出發點，即有利於國計民生和國家振興。與乾嘉時代的古典主義和客觀主義的學風相比較，道鹹時期的學風公開提倡功利主義，注重學問的現實意義。所以王國維在評論清代學術時說：“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而道鹹之學新。”所謂新，就新在經世致用。
鴉片戰爭時期經世學風的興起與社會危機和民族危機有緊密聯係。他們從挽救社會危機和民族危機出發，提出了各種改良主張。鴉片戰爭前，以“興利除弊”為要旨，鴉片戰爭後，他們除繼續關心事關民生國計的重大政事以外，更加注意富國強兵和抵抗西方侵略，其重點由改革弊政轉向了圖強禦侮。
四、傳統文化變革的幾個階段
首先是明中葉到清初的醞釀發端。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在這一時期開始顯現，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了西方科學的先進性並重新發現了中國古代的科學文化成就，文化起源的多元論開始影響人們的觀念，傳統的華夏中心主義出現了動搖的跡象。而整個中西文化交流是在中國保持著獨立自主地位的前提下進行的，對待西方文化的正確或基本正確的態度占據著主流地位，中國傳統文化的變革開始醞釀。但遺憾的是這一良好的開端並沒有持續下去，隨著雍正驅逐全部在華傳教士，剛剛開啟的國門又被封死了，接下來的是長達百年的閉關鎖國。
其次是鴉片戰爭到戊戌變法的劇烈震蕩時期。這一時期是以鴉片戰爭的慘敗為開端的，戰敗首先使中國人痛苦地認識到了冷熱兵器之間本質的差異，重新承認船堅炮利所象征的西方近代科學的先進性，然後從追求富國強兵的中體西用開始，走上了企圖變革社會政治體係的維新改良之路，試圖在傳統文化的框架內實現民族振興。甲午戰爭的慘敗和戊戌變法的悲劇結局宣告了這一努力必然的失敗，也標誌著以封建意識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解體。
最後就是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所代表的中國新文化的重構。這一時期一直持續到現在。在這一階段，中國首先從體製上結束了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開始以民主和科學來清除封建的意識形態，進而結束了西方列強對中國長達百年的欺侮與奴役，實現了國家民族的獨立自主，為中國文化的重構提供了十分必要的前提，並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走上了中華民族夢寐以求的富強之路，中國新文化的框架基本確立。
從明代中葉到“五四”，中國文化發生了根本的變革，就其本質來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解體和中國新文化的重構。在這一解體和重構的過程中，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是根本的基礎，而外來文化的衝擊與影響則是必不可少的外在因素；兩方麵的相互作用導致中國傳統文化的解體和中國新文化的重構，其表現形式是民主科學觀念的確立，是傳統價值觀的改變。這三百來年的文化變革再一次證明，社會生產力是人類一切文明進步的根本。這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變革的根本規律，也是人類社會一切文化發展的根本規律。
“思考與研討”
1.從當代人既定的思想中看一看哪些觀念在近代的文化變革中就已經開始出現了。
2.針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者由於激烈的反傳統情緒而提出的“全盤西化”論，談談你的認識和意見。
3.關於“中體西用”和“西體中用”之爭非常複雜，建議由教師主持一個班級專題研討會，展開深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