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8章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佛家文化及其理想人格(2 / 3)

二、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

(一)佛教的傳入

佛教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傳入中國的,已經很難確考。有的佛教文獻說三皇五帝時已經聽說了佛教;有的說“孔子以佛為聖”、“孔子深知佛為大聖”(《廣弘明集》);還有的說在秦代或秦代之前,中土已有了阿育王寺或阿育王塔,等等。這些說法都是不可信的。

南朝梁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載:“殷中軍見佛經雲:‘理亦應在阿堵上。’”南朝梁劉孝標注曰:“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博問群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台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曆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選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為不同……《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由此可見,漢代人就已經認為佛教是漢初傳入中國的。至西漢末成、哀之間,劉向已經見到過佛經。但官方正式引進佛教,則是東漢明帝時的事情。對此,出於東漢人之手的《四十二章經·序》也有類似記載。《後漢書·西域傳》對此也基本予以肯定,說:“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此後,漢明帝時佛教正式傳入中國的說法,就長期得到了學術界,包括佛學界較一致的認同。漢明帝派出訪求佛法的使者,大約於公元67年帶領兩位僧人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回到都城洛陽。二人帶來了佛經和佛像,受到漢明帝的接待。漢明帝還專門給他們建立了中土第一座寺院,這就是後來的洛陽白馬寺。他們便在那裏譯出了《四十二章經》等中國佛教史上第一批佛經。就這樣,佛教開始在中國正式大規模傳播開來。

根據最近幾十年的研究發現,佛教除了從陸路的絲綢之路這條主要途徑傳入中土之外,還曾通過古身毒國和我國西南川滇等邊遠地區傳入。此外,廣東—江蘇—山東一線沿海地區的早期佛教,還存在通過海路傳進內地的跡象。

至於藏傳係統的佛教,是從公元7世紀中葉鬆讚幹布受到他的兩個妻子——唐代文成公主和尼泊爾尺尊公主的影響,終於皈依佛教後開始的。西南地區傣族、布朗族的佛教則是更晚的時代(北宋時期)由緬甸巴利語上座部佛教的傳入而傳播下來的。

(二)佛教在中國曆代的發展概況

佛教在我國發展之初,適逢東漢至魏晉時期,政治腐敗和連年戰亂、饑荒,使得民不聊生。早就曾經向往神仙方術的中土民眾,渴望能有神人仙術救自己於水火之中。而主張神仙方術的道教此時還處在萌芽狀態,形態尚不完備。相反,佛教這時在南亞次大陸經過了數百年到近千年的發展已十分成熟,並且它已經通過各種途徑和幾個世紀的傳播,對中土有所滲透。所以,到漢明帝遣使西迎佛法,在最高統治者的倡導下,佛教在中國的迅速傳播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當然,佛教在中國的迅速傳播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是大批中外高級知識分子的介入。他們積極參與了翻譯和注釋佛典的工作,使中國人有了直接了解佛教教義的教科書。特別是中國本土的翻譯家翻譯的作品,更為消除語言文字障礙,加速佛教的傳播創造了條件。這一階段中,著名翻譯家除首先來華的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外,還有東漢時的安息國太子安世高(名清)、大月氏國支婁迦讖、中土沙門嚴佛調、三國時中天竺的曇柯迦羅、中土第一出家受戒沙門朱士行、月支血統的支謙、康居血統的康僧會。西晉有月支僧人竺法護,東晉則有中土僧人釋道安和天竺的鳩摩羅什等等。這期間,前後三百餘年,著名翻譯家不下數十人。可以說,西晉之前佛教的主要成就是佛經的翻譯。正是由於譯經的發展,才促使了佛教信仰在朝野的普及。東晉時代的鳩摩羅什更使佛教經典的翻譯躋身於文學殿堂。同時,東晉時代隨著佛教的深入人心,佛像繪畫藝術、佛寺及佛寺建築、石窟藝術、佛教音樂等,也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南北朝時期,佛教在漢地得到更大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麵。

1.譯經事業相繼不絕

南朝宋前後共有22名中外著名僧人共譯出各種經典465部。蕭齊一朝佛經翻譯雖稍為遜色,但卻有些有意義的收獲。梁代的譯經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編輯了三次《眾經目錄》,並且有著名的真諦大師譯出49部142卷重要經律論著作,對佛教義學產生了重要影響。陳代也依靠外族譯師,譯出各類佛典40部。

北朝時北魏、東魏兩朝,合計共有著名僧俗譯家12人,譯出經論等83部。僅著名的翻譯家菩提流支一人就譯出30餘部經典。加上北周、北齊譯出的23部,北朝譯經總數也逾百部。

2.以皇帝為首的最高統治者大多篤信佛教

南朝曆代帝王幾乎無不崇信佛教,他們不僅大造佛寺、翻譯佛經,有的甚至還親自講論佛法。特別是梁武帝,更是崇佛達到極點。他不僅重視譯經,親自著作佛法,大造佛寺、佛像,大設水陸道場,更有甚者,其在位40餘年,竟四次舍身佛寺為僧,眾臣下不得不一次次花重金將他贖回。這大大刺激了佛教的發展,同時也引發了許多弊端。其後,陳代也深受其影響,不僅諸帝皆好佛法,而且陳武帝也曾如梁武帝一樣舍身佛門,後來由群臣上表才還俗回宮。在各朝各代帝王的倡導下,南朝佛教空前興盛。漢化佛教的許多儀規戒律,如出家人的受戒持齋,即由南朝始。至於佛教徒禁食酒肉的戒條,則是梁武帝所親製。

北朝時,除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由於種種原因曾兩次“滅佛”近20年,其餘各朝帝王在位總計約150年間,則全部崇信佛教,而且情況與南朝大同小異。

3.大建佛寺,大鑿佛窟,僧人數量空前增加

唐人杜牧絕句雲:“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乍聽似可想象南朝佛教繁盛的情景,殊不知,杜牧所言南朝佛寺的數目,還遠不及當時實際數量的幾十分之一。僧人數這一時期也多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除此之外,佛教興盛的另一個標誌就是大量開鑿石窟,鐫刻佛像、佛經。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山西雲岡石窟、河南龍門石窟、山東泰山經石峪石經、四川成都萬佛寺石雕造像、南京棲霞山窟,等等,都是這個時代的產物。

4.佛教向民間普及的趨勢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由原來在統治者和高級知識分子層中的譯經講經為主,迅速變為在民間的普及性的宗教信仰活動。由此而產生的,主要是漢化佛教所特有的菩薩信仰和對阿彌陀佛的信仰日益擴大。在菩薩信仰中,又有觀音、文殊、普賢、地藏、彌勒、大勢至等多名菩薩,其中尤以前四名最為有名。

隋代祚命短促,立國僅37年,但由於南北朝長期分裂的局麵得以結束,政治上得到了統一。這樣,原來相對隔絕的南北兩朝的佛教也得到了相互補充借鑒,進而進一步融合。加之文帝、煬帝都篤好佛教,所以佛教在隋代總體來說還是進一步向前發展的。首先,北方原來受到北周武帝滅佛影響的佛教得到恢複。其次,官私兩家都大力繕寫和收藏佛經,其數量竟然比經世治國的儒家經典還要多出若幹倍。又據記載,整個隋代三十幾年中,請譯師新譯經論59部,同時編輯整理了佛經目錄,撰成《眾經目錄》等書。再次,大規模的造像活動更加熾盛。幾十年間新建和修繕佛像共計達近200萬尊。南北朝開鑿的許多石窟,此時也都繼續開鑿。著名的北京房山石經就是從隋代大業年間開始動工鑿鐫的。另外,漢化佛教的各宗派,此時也已開始陸續形成。較早的當推浙江天台山智顗和尚創立的天台宗、吉藏和尚創立的三論宗。由於漢化佛教的發展至隋代已頗有時日,對海外特別是對東亞地區的影響日漸顯現,所以在北朝與隋代之交,日本、高麗、百濟、新羅等國就已陸續派僧人來華學習佛法。從此開始了與這些國家的佛教文化的交流曆史。

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高峰時期,各種文化形態往往在唐代達到鼎盛或達到階段性高峰。但就佛教文化而言,情況卻有些複雜。因為它在接近中晚唐時漸遭排斥,以致衰落。

自唐初至唐中葉的200年中,佛教的發展盡管也有些波折,但總的說來,多方麵的成就蔚為大觀。唐初,玄奘西行求法17年,終於成功歸來。文成公主入藏帶去佛教。這兩件事不僅是中國佛教史,也是世界佛教史和整個中國文化史上值得一提的事情。由此為契機,促進了初唐漢地佛教的發展和藏傳佛教的建立。玄奘回國後,在近20年中共譯出佛典75部,並以他住過的慈恩寺為名建立了新的宗派慈恩宗。在統治者的支持下,僅唐一代共有著名譯師26人,共譯出佛經372部,這在漢化佛教譯經史上僅次於南北朝時期。而這些翻譯家幾乎全都是初、中唐時期的人。佛教宗派也在隋代有天台、三論兩宗的基礎上,繼玄奘成立慈恩宗之後,又有律宗、賢首宗、密宗、淨土宗、禪宗等適應社會各階層需要的宗派最終成形。隨著這些宗派的建立和日臻成熟,佛教與標榜和李唐王朝同姓的道教展開了生存角逐。為了適應與道教的激烈競爭,唐代佛教采取和利用了許多麵向廣大群眾的布教活動,如各種俗講、齋會、誦經、水陸道場、廟會、遊覽等形式,以擴大佛教的影響,加速佛教的傳播。這些方式也確實促進了佛教的發展,前代已逐漸形成的漢化佛教四大菩薩崇拜和對四大名山(祖庭)的向往膜拜就得力於群眾的廣泛參與,這到唐代進一步普及且更加受歡迎。佛教的寺廟建築、雕塑、繪畫、音樂等水平也因此大大提高。在中土佛教進一步發展影響下,東亞各國入唐求法之風也盛極一時,漢化佛教全麵傳入日本、新羅等國。這不僅進一步奠定了漢化佛教在國際宗教界的地位,同時也大大加強了中國與這些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的交流。總之,唐代的佛教在中唐之前,特別是“安史之亂”前,一直都是處於發展之中的。“安史之亂”爆發後,佛教也遭到了破壞,特別是北方地區,破壞更加嚴重。戰亂還使下層群眾背上了沉重的徭役負擔。出家為僧或入寺為奴成了人們逃避徭役的辦法,加之僧人與權貴加緊勾結,對抗征收賦稅,使得佛教與統治者的矛盾日益加深,反佛滅佛的輿論日益高漲。於是在唐武宗會昌二年到五年(842—845),終於爆發了中國佛教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滅佛”運動。據記載,這次“法難”,共拆毀大小寺院近5萬所,勒令僧尼還俗者達26萬餘人。同時,還沒收了大量寺產,解放了十幾萬寺中的奴婢。更嚴重的是,這次滅佛還使佛教典籍遭受了極大損失。經過這次“法難”,唐朝的佛教便從興旺走向了衰落,並嚴重影響了佛教以後的發展。

五代時期,佛教在北方繼續受到限製,特別是後周世宗於顯德二年(955)又一次發動滅佛,則使北方佛教雪上加霜,愈趨凋敝。而在南方,由於社會相對較安定,佛教也得以繼續發展。主要表現是某些宗派,如天台宗、禪宗等均有新的分化和進展。

宋代之後,雖沒有再發生“三武一宗”那樣的“法難”,但佛教也沒有如南北朝、隋、唐時期那樣熾盛。各代對佛教大都采取保護和促使其發展的政策,所以也就分別表現出一些不同的特點。由於雕版技術的日益發展,宋代官私兩家刻印佛經都很踴躍。截至南宋末,300年間共有五種版本的藏經問世。這是以往各代所沒有過的現象。另外,禪宗在唐已很興盛,並且分裂為北宗神秀、南宗慧能兩支。其中,南宗由於提倡頓悟,尤其講究機鋒,不尚儀規,而深受士大夫階層的歡迎。發展到宋代,禪宗更給理學家和許多著名文人以極大影響。反過來,由於眾多著名文人的參與,禪宗本身也愈加發展壯大,成了漢化佛教中曆久不衰的最有影響力的宗派。淨土宗在宋代也有新的發展。淨土宗始於東晉竺法曠、慧遠等人。它倡言信徒隻要隨時念誦阿彌陀佛,臨終便可被接引往西方極樂淨土。因其簡單易行,號為簡易成佛法門,而深受廣大普通群眾歡迎。自晉至唐,已頗有市場。到宋代,這種修習方法更進一步被許多宗派如禪宗、天台宗、律宗等共同接受,成了漢化佛教最具特色的號召信眾的旗幟。漢地的民風、民俗,甚至語言、文學都深受此宗的影響。於是,淨土宗自宋代之後也得以綿延不絕。由於佛教的發展,唐五代以來流行的禪宗語錄、俗講變文等佛教文學也進一步發展。同時的俗文學如唱詞、話本、小說等也發展起來。

遼、金、元時代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各代對佛教基本上都采取保護信奉的政策,所以佛教在這幾代得到了較大的發展。遼、金對《大藏經》都進行了編刻,遼代刻有《契丹藏》(已佚),金代刻有《趙城藏》。同時,兩代都堅持了房山石經的增刻工作,使所刻石經不斷增加。元代對各種宗教一視同仁,忽必烈即位後即奉西藏名僧八思巴為帝師,掌管全國佛教,以後諸帝皆效仿此例,以藏僧為帝師。由此,佛教特別是藏傳佛教在元代得到較大發展,漢化佛教與藏傳佛教在許多方麵(如佛像藝術等)得到相互交流和借鑒。曆史上第一次刊印藏文《大藏經》便是元代初年的事情。

明代建立之後,改正了元代崇奉藏傳佛教的做法,恢複以漢化佛教為正統。明初曾對佛教進行過大力整頓,僧尼必須經過考試才可領得度牒。到明中葉,控製漸弛,僧尼數量漸增;寺廟也相應遞增,數量甚至超過了前代。明代知識分子喜好佛教,往往以居士身份研修淨土法門和禪宗,並有許多研究佛學的著作傳世。明代除了淨土宗、禪宗之外,天台宗、律宗、華嚴宗等一些宗派都不發達,有的甚至已漸漸沉寂,以至最後消失。佛教的對外交流活動在明代得到加強,與南亞、東亞、西域許多國家都有友好往來。刻印《大藏經》的工作也取得較大進展,200多年間共有五種版本的漢、藏文《大藏經》刊行。

清代的佛教政策一仍明製,少有建樹。特別是道光之後,佛教更是日漸衰微。宗派仍以淨土宗、禪宗為主,天台宗、華嚴宗、律宗、慈恩宗等也有傳承者。清代雍正、乾隆年間刻印成漢文六大藏經,稱《龍藏》,凡724函,1669部,7168卷,是一部流傳至今的佛教三藏寶典。同時,清初還刻印過《西藏大藏經》和蒙古文、滿文《大藏經》,不過後者經版已在八國聯軍入侵時被焚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