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藝術的輝煌成就相比，唐宋時期的科技發展也毫不遜色。這一時期的許多科技成果在當時的世界上都是居於領先地位的。唐代科技發展的特點是平穩而全麵。天文學上，僧一行第一次發現“恒星自動”現象，並準確地測量出了子午線的長度，他所修訂的《開元曆》在當時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醫學上，最著名的醫學家是“藥王”孫思邈。他搜集唐以前的各種藥方彙成《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其中共記載800多種藥物和5300多個藥方，是中醫發展史上的一塊豐碑。建築史上，唐代都城長安的建設成就輝煌，無論從規模還是從布局結構，都無愧為那個時代的宏偉傑作。它以南北走向的朱雀門大街為中軸，分長安城為東西兩部分，城內大街南北共11條，東西共14條，其間設東西兩市及108坊，坊下有裏，裏下有曲，曲裏縱橫間住著千戶萬戶居民。據文獻與考古證明，唐代長安大約相當於今天西安市的7倍。與唐代相比，宋代的科學技術成就更加巨大。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僅宋代就有三項。火藥本是由西漢以來煉丹術士所發現的，孫思邈《丹經》一書中就有火藥配製的方劑，但直到宋代火藥才開始用於軍事方麵，火藥的使用推動了生產和經濟的發展。活字印刷由布衣畢昇發明，它為宋代刊印圖書奠定了基礎，從此我國正式步入了印刷書籍的時代，對於文化的廣泛傳播，典籍的保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指南針本是利用磁極確定方向的工具，宋代開始使用於航海業，大大促進了海上交通和造船業的發展，也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更便利的條件。除此之外，宋代出現了一個大科學家沈括，其著作《夢溪筆談》是一部涉及數學、物理、天文、地理、冶金等方麵的百科全書式的科技作品。
宋代最值得大書特書的文化碩果當然是這一時期建立的中國古代最完整嚴密的哲學理論係統——理學。理學可以說是儒學發展的最高形態，從思辨的角度看它也是中國傳統文化最為嚴謹的一套學科體係。理學又被稱作宋學、道學或新儒學。理學思想家們都標榜自己是在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的道學傳統，由於他們將自己的學術目標定位在“明道”，所以被稱作道學。顯然，這個道學體係是把“理”作為世界的最高本體，“理”也是這套哲學係統中最高的形而上的範疇，故而又被叫作理學。從學術史的角度看，理學糅合了很多佛道的思想，跟先秦儒學的本來麵目有一定的區別，因而又被人們稱作新儒學。因為清代的乾嘉考據學風興起，他們對漢代的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很感興趣，而對宋代理學古板空疏的麵孔十分不滿，所以就將理學稱為“宋學”，以與“漢學”相區別。理學大體經曆了由周敦頤到程顥、程頤兄弟，最後由朱熹和陸九淵完成的過程。從形成和發展的脈絡來看，理學大致可以分為開創期、發展期、集大成期三個階段。理學祖師周敦頤援引佛道入儒學，創立由太極到陰陽五行再到化生男女與萬物的宇宙發生模式，並將社會倫理道德與之掛鉤以構造其倫理哲學的體係。程氏兄弟提出“天理”觀念，認為“天命”、“義理”、“性”、“身心”本為一物，進而構建包括自然觀、認識論、人性論在內的嚴密係統，為朱熹的集大成奠下基石。朱熹認為：存於事先的“理”乃是萬事萬物的根本本體，但這“理”卻也並非玄虛，“暑往寒來，川流山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皆是這“理”的具體顯現。這就溝通了宇宙與倫理，視人世的倫常道德為一種“理性本體”。人的認識即是從一事一物中尋求事物之理，然後從萬事萬物中體認其共理。陸九淵認為“理”是存在的，但並不在別處，“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求理也就變成了體會自己的“心”。理學就這樣把中國文化重倫理的傳統與宇宙生成論、認識論相結合，形成了思辨性極強的新的儒學形態。不僅如此，理學強烈的倫理傾向進一步將中國傳統文化以德為核心的特點推向極致。它不僅重新建構了先秦時期的“禮”的秩序大廈，也從根本上完成了儒學向“內聖”方向發展的趨勢。站在今天的思想和道德立場上，我們不能隻著眼於理學對人性的束縛和扭曲，隻看到理學迂腐僵化的理論特點，還要認識到它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人格的塑造力量，看到它對整個民族的道德責任感的提升作用。
第四節 明清：中國文化的繼往與開來
〇乾嘉學派
〇啟蒙思潮
〇市民階層
〇心學
〇明清小說
縱覽整個中國文化發展史，我們可以把先秦時期看作中國文化茁壯成長的青春期，那是一個意氣風發的軸心時代；唐宋時期顯然是中國文化進入全麵收獲的成熟期，那是一個碩果累累的黃金時代；而到了明清時期，中國文化已開始呈現出老態龍鍾的氣象，這是一個中國文化需要認真反思和總結的時代。在這一時期，有兩股相反相成的力量始終在碰撞中維係和拓展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生命力：一股是以清代樸學和明清的古今圖書編纂為代表的繼往的力量，一股是以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啟蒙思潮為代表的開來的力量。
從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開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專製就開始變得既謹慎又瘋狂，其集權自保的措施越發變本加厲。明太祖朱元璋廢除相權，將丞相職權分給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由六部長官直接對皇帝負責。除此之外，他還分割軍權，大建特務機構，大興文字獄，導致大批知識分子和士大夫慘遭殺戮。到了清代，這種文化專製手段更加肆無忌憚，僅所謂的“康雍乾盛世”三朝有據可查的文字獄就有一百多起。中國專製統治者企圖以強權和高壓來掃除封建社會晚期民間日益覺醒的主體意識和“異端”思想，阻止和壓抑知識分子中開始顯露的反思精神和啟蒙思潮。
在全麵高壓政策的約束下，麵對中國傳統文化日漸式微的現狀，一部分知識分子表現出強烈的繼往情結。他們試圖通過複古和繼承，強調所謂“詩必盛唐，文必秦漢”，來重新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進一步在當時發揚光大。於是，明清之際一場轟轟烈烈的對傳統文化進行總結的運動在民間和官方同時不知不覺地展開。一方麵是考據學的興起。知識分子對先秦以來的全部文獻，尤其是儒家經典開始進行全麵而係統的梳理。考據學創始者是顧炎武和閻若璩，形成潮流是乾隆、嘉慶年間的“乾嘉學派”。該學派有兩大支脈：以惠棟為代表的吳學和以戴震為代表的皖學。前者從古文字及音韻入手，重視音訓，以求經義；後者從小學、音韻入手，判斷經義。特別是以戴震為代表的清代樸學所倡導“通訓詁以明義理”的學風，力辟宋代理學的空疏之弊，字裏行間充滿了對理學的深入批判。在考據和複古的趨向中仍表現出這一時期的文化反思勢頭。乾嘉學派英才輩出，治學方法各有千秋，應該肯定他們在文獻典籍整理上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另一方麵是明清兩代的朝廷調動巨大的人力物力編纂類書和辭書。明永樂年間，成祖朱棣命解縉等人征集天下書籍，按經、史、子、集、天文、醫方、卜筮等門類編成《永樂大典》22877卷。這是大型類書編纂的開始。到了清代，康熙年間陳夢雷奉敕編修《古今圖書集成》共1萬卷。乾隆年間，一部更大規模的空前巨製《四庫全書》由永瑢、紀昀等人曆經十年而編成，收書3503種，計79337卷。《四庫全書》的編纂是我國文化史上的盛事，也是對此前古籍的一個總結。除類書編纂外，字書和辭書的編纂也十分活躍，其中最為著名的兩部是作為封建社會字書頂峰的字典《康熙字典》和以字韻為綱目的文學辭典《佩文韻府》。
明代王守仁的“心學”因為與宋學存在理論淵源關係，因而可以被看作繼往潮流中的一員；但又由於它具有許多原創的理論因素，因而也可以視作開來的文化流派。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因其曾經隱居陽明洞，自稱“陽明子”，故世人習慣稱其為陽明先生。王陽明汲取了先秦思孟學派的“盡心知性知天”論、禪宗心論和宋代陸九淵的“心本”論，以心物關係、心理關係和知行關係為核心的哲學關係範疇，創立了自己獨樹一幟的博大的心學理論體係。在認識論上，王陽明提出了受孟子影響的“致良知”論，即經由內心去體驗萬物本體的認識途徑。在宇宙本原的探討上，王陽明的心學有著名的“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論述。他將心視作宇宙萬物的本原，一切客觀外在的事物不過是人的主觀意識的產物。不僅如此，規定著萬物本質的那個“理”就在人的心中，正如他所言：“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在知行關係上，王陽明主張人內心的意念產生的同時就是人的“行”在起作用，即“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是行了”。王陽明的心學體係既是對宋代理學的糾正和補充，也是對禪宗心論的哲學定位和提升，它的出現進一步助長了中國傳統文化尚內重心的特色和向內探求的思維定式。
正所謂物極必反，在明朝強大的複古狂潮和程朱理學一統天下的局麵下，一些知識分子反而滋生了強烈的叛逆思想和反傳統的傾向。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一位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啟蒙思想家——李贄。李贄號卓吾，福建泉州人。因為他的講學和著述內容多與封建正統思想相抵觸，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的異端邪說，當權者就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將其拘押，他76歲竟被折磨得自殺而亡。李贄的叛逆思想主要體現在他對封建權威的懷疑和否定上。他鮮明地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觀念，認為對《論語》和《孟子》這些儒家經典要重新估計它們的價值，孔孟的許多言論根本不能成為“萬世之至論”。此外，李贄還對封建禮教和等級製度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以男女平等的思想去反對封建社會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觀念。尤其可貴的是，李贄甚至敢於提出“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的平等觀念，這在幾千年的封建等級森嚴的社會氛圍中無異於驚天霹靂的聲音。不僅如此，李贄還提倡個性解放思想，主張人人都應該發揮和施展自己的個性和才能。正是基於這些進步的思想觀念，李贄的美學主張和文學批評才與眾不同，獨到而深刻，譬如他對《西廂記》和《水滸傳》這樣的遭到封建正統思想貶斥的作品卻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李贄之外，能夠代表明清啟蒙思潮的還有著名的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和王夫之。黃宗羲指出，至高無上的君主實際上不過是一“獨夫”而已，是“為天下之大害者”；顧炎武則區分了“國家”與“天下”兩個概念，認為“國家”指的是一家一姓的王朝，“天下”則是萬民的天下；王夫之更是徹底，強烈主張“公天下”，反對“以天下私一人”。這種對君主製度的批判打破了君主的神聖性，實際上是對民主、對人自身的一種肯定。啟蒙思想家們還提出了他們在經濟上、學術思想上的進步觀點，主張“工商皆本”，一反兩千年封建社會“重農輕商”的傳統，主張學問重“習性”、“實踐”，痛斥“空談性理”的玄虛學風。應該說，這些啟蒙思想家所表現出的質疑精神、反思意識和平民傾向在長期沉悶的封建文化中是具有振聾發聵作用的，他們思想中所包含的民主意識、主體精神和平等觀念已經接近我們今天的現代思想。用全局的眼光打量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潮，我們似乎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在日益式微的狀態下已經開始有了轉向的趨勢，甚至已經具備了開來的勇氣和尋找新的生機的動力。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將這一思潮視作近代新文化運動的必要的準備和奠基。
明清時代，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崛起，小說創作出現了空前的繁榮。《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金瓶梅》都是世界公認的經典之作。除此之外，明末馮夢龍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堪稱中國封建社會百科全書式的文學全景寫實；清初小說家蒲鬆齡的《聊齋誌異》也達到了中國文言短篇小說的最高成就。關於明清時代的文學和藝術，因為本書後麵有專章講述，此不贅言。這裏需要特別介紹的是明清時期伴隨著耶穌會士傳教而帶來的西學東漸和中西文化碰撞與融合的重要文化現象，因為它與近代中國的覺醒和新文化運動有著直接的聯係。在明代耶穌會士來華之前的整個中國文化史中，中華農耕文明曾經有兩次與外部文明發生交彙和碰撞：第一次是中原農耕文化跟西亞和中亞的遊牧文化的衝突和融合。以匈奴、蒙古、女真、突厥和契丹為代表的遊牧文化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征服和被征服的鬥爭中，最終被先進的農耕文化所同化。第二次較大的文化融合是東漢、魏晉和隋唐時期的中國儒道文化和南亞次大陸佛教文化的相遇和交融。不過這次文化碰撞的結果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二者彼此互動共存，相互影響。與前兩次文化融合完全不同的是，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承此時第一次遇到了比它更先進更有優越性的西方異質文化，這就是由傳教士們帶來的孕育著西方科學精神的西學。1522年即明嘉靖元年，耶穌會創辦人之一的聖方濟各由印度到達廣東，這是西方傳教士第一次直接進入中國。1583年即明萬曆十一年，耶穌會士利瑪竇和羅明堅來到廣東肇慶，並在那裏建立了傳教據點。從此以後，西方耶穌教士就絡繹不絕地來華布道。為了能夠盡快地被中國人接納從而更好地傳教，這些傳教士紛紛將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成果介紹給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此同時，西洋的藝術、哲學等異質文明也強烈地吸引著好奇的中國人。麵對西學的傳輸，中國知識分子中一部分人認為應該采取全麵接受的態度，主張用西方文化來改造和完善華夏文明；另一部分保守的知識分子卻認為必須禁絕西學，他們以根深蒂固的中華文化優越感去抵製西學中的民主意識和科學精神。但是，也有一批頭腦冷靜的知識分子沒有像前兩者那樣采取極端的方式和態度對待新鮮事物。他們一方麵敏銳地意識到西學中的科學方法和分析解剖的思維方式的確是中華文化所沒有的，因此他們一開始就不遺餘力地介紹西方的數學、物理、醫學、化學、造船、儀表和火器等先進的科學理論和成果；另一方麵他們又認為傳教士宣揚的神學與他們帶來的科學精神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必須注意基督神學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侵蝕和改造。但無論如何，明代著名科學家徐光啟、宋應星和方以智等人都受到西方自然科學的影響，已經開始自覺地在科學研究和發明中運用一些實證的科學方法，從而取得了像《天工開物》和《農政全書》這樣的科學成果。然而十分遺憾的是，明代剛剛露出苗頭的主體意識的覺醒，民主思想、科學精神以及西學對中國文化的衝擊和改造，很快就被清入主中原後所采取的閉關鎖國政策給扼殺，直到鴉片戰爭時西方的堅船利炮強行將國門打開，中國才不得不開始進行一場飽含劇痛的文化革新運動。
“思考與研討”
1.思考一下，看能不能用其他的表達方式來總結中國文化在各個曆史時期的表現特點，把它用標題的形式寫出來。
2.以小組為單位座談，每個人說說自己最喜歡的曆史時期和理由。
3.以“假如我生活在某某時代”為題，結合史料，發揮想象，用形象的語言描述你在那個時代的所見所聞，寫一篇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