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新儒學在取得獨尊地位之後，經學與之結合逐步演變為讖緯學，以不斷迎合統治者的需要。讖是“詭為隱語，預決吉凶”（《四庫全書總目綱要》）的宗教預言，也叫“符”，意思是事後有“徵信”，符合神意。許多讖書還附有圖樣，又叫“圖讖”。漢代讖書專門講“為王者受命之徵驗”（《後漢書·光武帝紀》），如王莽篡漢，先言他在當時已有神的啟示。緯是用宗教迷信思想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如《演孔圖》說：“孔子論經，有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書上，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讖和緯的基本內容都是講宗教迷信，宣揚神秘荒誕觀點，為帝王服務。王莽、劉秀的興起都與此很有關係。因此，王莽、劉秀都曾推崇讖緯，奉讖緯為“秘經”。東漢章帝親自主持召開經學討論會，用讖緯妄解經義，並納入《白虎通》，將讖緯法典化，使讖緯與經學地位同樣神聖崇高。經學就這樣讖緯化了。
很有意思的是，秦漢大一統的文化格局到了魏晉時期，卻演變成儒、道、佛、玄思想多元互動，並立叢生的局麵。漢武帝以來，今文經學大講陰陽五行學說，宣揚符瑞靈異等怪誕思想，一味迎合統治者的喜好，越來越使人感到麵目可憎；而古文經學又過於強調名物訓詁，流於細碎繁瑣，也一步步走向僵化。結果二者都沒能進一步將儒學發揚光大，反而使其步入衰退時期。與儒學邊緣化相映成趣的是，中國本土的道教和外來的佛教卻開始顯現出繁榮的氣象。這主要是由於魏晉時期政治黑暗、官府險惡、民生疾苦造成的。道教宣稱人人可以通過修煉得道成仙，佛教主張隻要今世苦修，就能進入極樂世界，這些思想恰好符合了廣大百姓渴望解脫現實痛苦的心理。中國道教產生於東漢時期，東漢之前中國沒有道教，隻有道家學說。秦漢的方生術士在民間相當活躍，他們為了滿足秦始皇這樣的統治者企圖長生不老的願望，到處杜撰所謂的仙丹仙藥仙山的謊言，結果許多貴族包括漢武帝等都相信服食丹藥可以長生，經由封禪可以升天，運用占卜能夠預知吉凶，驅鬼求神能夠祈福免災等。東漢末年巨鹿人張角奉《太平經》為經典，建立太平道。東漢順帝時，張陵在四川修道，以符水和中草藥替人治病，凡是入道者須出五鬥米，這就是後來著名的“五鬥米道”。一般來說，道教教義缺乏係統性，學界多認為“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因為它將道家學說、鬼神祭祀、神仙思想以及占卜和符咒等巫術糅合到一起。跟其他宗教把目光關注到“人死後如何”相比，道教卻將重點放到“人怎樣才能不死”的現實問題上，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文化極其強烈的活在現世的特點。隨絲綢之路的開辟而傳入中國的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可謂深遠。本書設專章講述佛教內容，此不贅言。下麵將重點闡述被稱為魏晉時代精神的玄學。
從學理上分析，魏晉玄學應該是儒佛道三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中第一次發生碰撞的產物，它既是三教相互排斥又是三教相互融合的結果。玄學，因研究闡發《老子》、《莊子》、《周易》這三本書的玄理而得名。這三本書被稱為“三玄”。《老子》論“有”“無”是“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莊子》亦以“玄”作為論題。研究者以老莊學說來解釋儒家經典《周易》，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玄學提倡尚自然、篤名教。尚自然，就是崇尚道家的“無為”；篤名教，就是篤信儒家的三綱五常。他們雜糅儒道，探討世界現象之上和之後是否有一個更為根本的本體。這裏產生出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世界現象的真實存在是精神性的本體——“無”，“無”永恒不變，產生萬物。何晏、王弼等人是這一觀點的代表。王弼說：“道無形，不係，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即是說道無形、不固定、不可言說的，但又認為道是萬物產生的根據：“道）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其（而）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日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也”。另一種觀點認為世界現象的真實存在的本體是“有”，“有”是自生的。郭象、裴等是這一觀點的代表。如裴在《崇有論》中說：“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這是說“無”不能生“有”，“有”是自生的。“有”能自生，它就有“有”的本體。
玄學還從本體論出發，論證了名教與自然的關係等問題。何晏、王弼、向秀、郭象認為名教出於“自然”，是人性“自然”的產物，是“立名分以定尊卑”的必然結果。或者幹脆認為“名教”即是“自然”。這就把“名教”看作和世界萬物的存在一樣自然，合情合理，為統治階級服務。阮籍、嵇康反對“名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釋私論》），要求人超出名教的束縛。他們批評“名教”教人弄虛作假，追逐名利：“造立仁義以嬰其心，製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難自然好學論》），對“名教”表現出較多否定的態度。玄學在探討世界本體過程中，富於理性思辨。例如王弼對“言不盡意、得意忘象”命題的論述。他在《周易略例》中，對“言”、“象”、“意”三者之間的關係作了多層次的解說，說理抽象而深刻。顏之推認為，玄學論辯“清談雅論，辭鋒理窟，剖玄析微，妙得入神”。玄學的這一思辨性特征，對其後的中國哲學和文學藝術等都產生過廣泛影響。
官吏選拔製度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製度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從秦始皇建立了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製國家以來，如何選拔和任用官吏就成了一項關係到國家興衰成敗的重要任務。正式產生比較完善的官吏選拔製度的時代是漢朝。漢朝主要實行察舉製和征辟製。所謂征辟就是由皇帝或官府直接聘請那些誌行高潔、博學多才的傑出人士出任官職，一般無需考核即可直接就任。察舉就是考察薦舉，常常是由皇帝親自下令給中央和地方的高級官員，讓他們按照政府製定的選拔標準，把那些德才兼備的平民和下級官吏推薦給朝廷，由朝廷直接任命，或經過一定形式的考核再擇優錄用。名目繁多的察舉製是漢代最主要的也是入仕數量最多的一種選拔製度，客觀來講，這種任用製度也確實為朝廷選出了很多傑出的人才，對發展和鞏固漢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製也是一項在中國曆史上產生了很大影響的取士製度。九品中正製也叫九品官人法，是由曹魏黃初元年（220）的吏部尚書陳群具體製定的。大致方法是在各個州郡選擇德才兼備的朝廷官吏出任“中正”，每州設大中正，每郡設小中正。他們的職責和任務就是根據家世、才學和德行，將本州郡的士人劃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和下下一共九品。一般是三年評一次，還可以根據所評人物的表現予以升降。小中正評選的人才要報送大中正核查，然後再報送司徒審核。最後再交給尚書吏部予以錄用。九品中正製發展到後來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弊端。主要是這種製度更重視人的家世出身，才德倒是其次。這樣很多真正有才能的人被排斥在外，以至形成了所謂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麵。
第三節 唐宋：中國文化的成熟與輝煌
〇理學
〇盛唐氣象
〇科舉製
〇唐詩宋詞
〇三教並行
唐宋時期是我國傳統文化進入全麵輝煌和成熟的鼎盛期。從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到大氣磅礴的盛唐氣象，直至儒學的最高形式——宋代理學的建構，這一時期有太多可圈可點的令中華民族世代為之驕傲的成就。英國著名學者威爾斯曾將這一時代的中國置入同一曆史時期的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進行對比：
在整個第7、8、9世紀中，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國家……在這些世紀裏，當歐洲和西亞敝弱的居民不是住在陋室或有城垣的小城市裏，就是住在凶殘的盜賊堡壘中的時候，許許多多的中國人，卻在治理有序的、優美的、和藹的環境中生活。當西方人的心靈為神學所纏迷而處於蒙昧黑暗之中時，中國人的思想卻是開放的、兼收並蓄而好探索的。
唐代經濟文化的全麵昌盛和繁榮首先應該歸功於它采取的海納百川式的開放政策。這一時期的中華民族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兼收並蓄的文化精神和一切皆可為我所用的胸襟與氣度，他們不僅熱烈歡迎那些來自周邊地區和遠方國家的文化形式和文明成果，而且非常慷慨大度地將自己優秀的東西盡量向外輸出。魯迅先生曾這樣熱情洋溢地稱讚這種開放的精神：“那時我們的祖先們，對於自己的文化抱有極堅強的把握，決不輕易動搖他們的自信力；同時對於別係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與極精嚴的抉擇，決不輕易地崇拜或輕易地唾棄。”唐代開放政策和精神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麵，一是大量汲取域外的文明成果，二是積極輸出中華優秀文化。當時的都城長安是一個世界文化的集散地，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性大城市。中亞的音樂、舞蹈，西亞的宗教、建築、醫術，南亞的曆法、音樂、佛學、美術和語言學等，都在這一時期湧入長安並很快被中國人吸收利用。另一方麵，唐朝又憑借自身強大的經濟優勢和積極的文化影響力，不遺餘力地把漢民族眾多的優秀文化成果向外傳輸。當時受唐朝文化影響比較大的國家和地區主要是日本、朝鮮、西亞和南亞地區。應該說，唐朝強大的綜合國力很大程度上受惠於這種雙向互動的吸收和輸出並重的開放國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汲取還是傳播，唐朝都始終堅持以自己的本土文化為主體和陣地，進行有選擇的文化交流活動，是拿來主義和送去主義的雙向並重，而不是盲目地接納或機械地輸出。今天，站在文化全球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角度去看唐朝的對外開放政策，我們似乎更能明白一種世界的眼光和開闊的心胸對於一個民族的強盛意味著什麼。
唐朝國力強大和文化繁榮的第二個重要原因應該是它完善的科舉製。科舉製萌芽於南北朝，創製於隋朝而健全於唐朝，最後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它是中國古代持續時間最長，影響也最為久遠的選士用人製度，不僅對中國古代的政治文明和製度文化產生了直接的作用，就是經濟的發展和文學藝術的進步也跟它息息相關，甚至今天中國的高考製度也與它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係。在隋代科舉考試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的唐朝科舉製度，一般分秀才、進士、俊士、明經、明法、明書和明算等科，其他醫、卜、星、相、琴、棋、書、畫均可登科。唐代高級官員多出於進士，所以士人都以考上進士為一生的榮耀，被人們稱為“登龍門”。唐代科舉分兩種，一種是由官府組織和主持的常舉，一種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製舉。後者雖然不常舉行，但允許平民子弟和一般官員參加，同樣保持了科舉考試“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特點。無論如何，科舉考試給那些出身低微人家的子弟提供了實現參與政治管理的平等的機會，大大激發了他們刻苦學習的動力和追求人生理想的欲望，這不僅打破了南北朝以來九品中正製最後實際上由門閥世族壟斷權力的局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潛抑在社會中下層的創造智慧和活力。從這個意義上看，今天有些學者一味強調中國古代科舉製的弊端和負麵影響是有失偏頗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唐朝科舉有著極大的開放性和透明度，它不僅看重科舉考試的成績，更注重考生平時在民間長期形成的德才方麵的影響，這就汲取了漢代察舉和征辟製的優點——將一個人的民間輿論場域也納入考察的範圍，具有今天政治選舉意義上的進步性。這樣一來，那些想躋身廟堂施展雄才大略的人不僅需要“讀萬卷書”，更需要“行萬裏路”；不僅要注意從書本上的聖人那裏汲取知識和做人的道理，也要注意現實周圍的社會公眾的輿論力量。因此，在唐朝那樣一個開放的社會文化環境中，我們看到很多士人的確不是一心隻讀聖賢書的迂腐的書呆子，而是銳氣逼人豪情衝天的乃至具有俠肝義膽的真正儒士。也隻有在這樣的時代和這樣的文化氛圍中，我們今天才能想象出“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盛世灑脫，也才能領悟到“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的大唐精神。
毫無疑問，一個朝代的興旺發達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當時的統治者的傑出和英明，尤其是在中國古代中央集權製的政治模式下。唐朝被認為是我國三教並行，共同發展的曆史時期，除了唐朝寬鬆而開放的文化整體環境之外，唐太宗李世民的開明的胸襟和超前的眼光也是重要原因。唐太宗曾說：“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資治通鑒》）唐代科舉考試本身就是以儒學為本，因此，在唐太宗的支持下，儒學很快從魏晉以來式微的狀態中恢複了元氣。另一方麵，道家思想的創始人老子因為與唐朝統治者一姓，因此道家自然在李唐很受重視，唐太宗雖然竭力抬高道教的地位，但是他也沒有因此走向一元論的文化壟斷，倒是對佛教也同樣報以肯定和支持的態度，他和玄奘的關係就是有力的證明。除此之外，唐太宗每逢重要慶典，都要詔令全國大儒和佛道領袖在朝廷和公共場合進行大規模的公開討論，從而采用以上帶下的方式在全國形成了儒佛道三教並舉的局麵。在這種三教可以並行不悖的健康狀態中，出現了佛教本土化、中國化的重大宗教變革。在佛教與道教和玄學的長期磨合中衍生了很多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宗教派別，其中最主要的有天台宗、法相宗、華嚴宗和禪宗，尤以禪宗流行最廣、影響最大。
用整體的視域來觀照唐宋文化的發達和進步，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曆史上沒有哪個時期能夠像唐宋這樣有太多難以計算的文明成果讓我們目不暇接，也沒有哪個時期能夠像唐宋這樣讓我們可以自豪地宣稱我們是世界強國。下麵我們將從藝術和科技兩個方麵進行一些提綱挈領的簡單列舉。
作為唐代文化，也是中國文化最優秀代表的唐詩，可謂氣象萬千，群星璀璨，其內容之廣泛，藝術之精純，數量之巨大，都無愧為我國詩歌史的最高峰。清人所編《全唐詩》共收錄有2000多位詩人的48000餘首作品。
與唐詩相比，宋代文學最大的成就是詞的產生與發展。詞本起源於中晚唐的民間小曲，到五代時已有專門填詞的文人。因它更注重抒情，且倚聲而作，適宜於歌樓酒肆演唱，故在北宋便很快成熟，出現了以柳永為代表的婉約派和以蘇軾為代表的豪放派。柳詞清新纏綿，蘇詞雄壯豪邁，都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南宋以後，亡國之恨，故園之思，使詞人們的作品更增一層深意。李清照的淒婉心境與辛棄疾的含蓄中富含豪情使宋詞達到了它的頂峰。偏安杭州的局麵穩定後，宋詞走上了風雅的道路，形式美中卻蘊含著衰意了。詩詞之外，唐宋散文也達到了先秦之後的又一個高峰。唐代的古文運動扭轉了六朝以來的形式主義文風，奠定了散文中古文的正宗地位。宋代散文沿唐的方向發展，大家迭出，取得了豐碩成果。
其他門類的藝術形式，一般說來書法成就宋不如唐，繪畫成就卻唐宋各有千秋。唐代書法可以稱為中國書法史上與魏晉並峙的又一高峰。唐初書風在繼承“二王”基礎上求發展，如歐陽詢、褚遂良等，尚未能脫離傳統的拘束，但草書卻經“一顛一狂”的大膽開拓，走向了藝術的頂峰。懷素的狂草《自敘帖》如驟雨狂風，飛動圓轉，似寒猿飲水，壯士拔山，不同凡響，仿佛“時有神助”；張旭的草書兔起鶻落，滿紙雲煙。至於楷書，到了顏真卿和柳公權手中，一改魏晉輔鋒而采用中鋒行筆，講究線條的質量和力度，講究結構的雍容大方，可以說，到這時楷書才真正成熟。唐人繪畫成就亦被蘇軾譽為“登峰造極”。閻立本的人物畫《步輦圖》著色穩重端凝，卓然大雅。尤其是“畫聖”吳道子將草書的筆法融入人物畫的線條中，所畫人物衣紋裙帶，飄飄若起，被譽為“吳帶當風”。宋人的書法除南宋末年的趙孟上溯“二王”外，基本上不出唐顏真卿的範圍，但宋人雅趣橫生，視書法為文人藝術，也出現了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等諸多大家。尤其是宋人繪畫，開創了詩、書、畫一體的格式，這一格式被後代的中國文人畫普遍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