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大學》
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新則活，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物之理也。
——康有為
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過程就像中華民族悠久的曆史一樣，既不是直線式的一直向前，也很難說是螺旋式的上升。其間的萌芽、發展、斷裂、傳承、變革和進步的過程極其複雜。但總的說來，中華民族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製度文化還是朝著日臻完善和定型的成熟方向前進，並最終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主，同時又具有儒道互補特色的文化體係。應該說，中國傳統文化在每一個曆史階段都有自己清晰的特點和個性，這些特點和個性相互作用、彼此融合、共同促進，從而使中華文化在不斷積澱和變革的基礎上完成了自己燦爛輝煌的發展史。
第一節 先秦：中國文化的萌發與爭鳴
〇氏族公社
〇青銅文化
〇宗法製度
〇禮樂製度
〇《周易》
〇軸心時代
〇百家爭鳴
從文化人類學的視域，我們可以將中華民族的始祖根據分布地域的不同劃分為三個大的文化區。第一個就是被認為是中華文化主要起源的，分布在黃河中下遊的河洛文化區。其始祖被稱作烈山氏，後來有兩個大的氏族部落首領炎帝和黃帝相互結盟，其後代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炎黃子孫，他們大約生活在距今六千至八千年間，今天考古學上定位的龍山文化、仰韶文化和裴李崗文化是其代表。第二個就是位於長江中下遊的江漢文化區，它以河姆渡文化為代表，距今約有七千年，是古苗族和蠻族的主要棲居區。第三個是位於黃河下遊和黃淮之間的河岱文化區。一般認為其始祖是教人們漁獵的伏羲氏，這一文化區以大汶口文化為代表。後來隨著生產力的進步和私有財產的產生，在不斷的相互爭奪和衝突中，第一文化區的華夏先民戰勝了東夷部落和南方的苗蠻族群，從而在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史上成了一股占主導地位的力量，華夏從此也作為中華各族人民共同的曆史稱號沿用至今。
氏族是以血緣關係維係的基本經濟單位和生活群體。氏族公社是人類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一般分為母係氏族和父係氏族兩個連續的階段，其存在的時期大約與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的前、後期相一致。在漫長的石器時代，人類早期最重要的精神活動表現在原始宗教現象中。顯然，原始宗教包括巫術、神話、禁忌和圖騰崇拜等非常龐雜的內容，其本質是古人受曆史條件和自身理解力的限製，在對各種自然現象作出解釋時很自然產生的種種幻化觀念。其中圖騰崇拜是較為高級的原始宗教形式，它來自早期的自然崇拜，即認為自然物和自然力都是具有生命和意誌的偉大力量。後來人們又開始相信自己的氏族起源於某種動植物或無生物，並將其視作氏族的祖先和保護神，這些被人格化的動植物和無生物就這樣成為氏族的標誌被頂禮膜拜，這就是“圖騰”。中國的圖騰文化非常豐富，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圖騰文化》對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可供參考。
夏商周時期是我國著名的青銅文化時期，被看作中國文明時代的開始。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文化事件是文字的產生。毫無疑問，文字的發明及應用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我國古代有“倉頡造字”的記載和傳說，但文字的創造顯然是古人集體智慧的結晶，並經一群從事巫史等腦力勞動的知識階層認可和推廣而約定俗成的。中國的漢文字究竟產生於何時一直是個頗有爭議的問題，史學界一般認為，真正的漢文字出現在商代，以今天發現的甲骨文為標誌。在河南安陽原“殷墟”發現的距今四千餘年的甲骨文，是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內容多是殷人占卜的行為和言辭的記載，如占卜時日的吉凶、天氣、風雨、出行、生育、疾病、祭祀、征伐、狩獵、年成的好壞，等等。甲骨文的單字約有4500個，數量已相當可觀。這些字不僅代表詞，而且能組詞成句，表達完整準確的意思。甲骨文在結構上已具備了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轉注等六種形式，這為後來漢字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中國文字的產生在世界文化史上有著深遠而重大的意義，因為世界上最早的三種文字符號：埃及的聖書體、蘇美爾人和古巴比倫人的楔形文字和中國的漢文字中，前兩種文字如今已經成為曆史陳跡並被拚音文字所取代，隻有漢字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此外，青銅器作為殷周時代最有代表性的生產工具，對提高當時的生產力和形成獨具特色的青銅文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夏商周還是中國古代社會兩個貫穿始終的重要製度——宗法製度和禮樂製度的形成期。依據考古發掘的材料和現存文獻可以得知，以父係血緣為紐帶的宗族係統和製度大約產生於商代晚期。宗法製主要包括嫡長子繼承製、廟數製和同姓不婚製等，其宗旨在於明確劃分和確定宗族內部的等級製度和親疏關係，解決家族子弟的繼承權爭端問題。宗法製和國家的分封製相結合，奠定了中國古代族權和政權合一的家國同構的特點。此外，沿襲夏商，至周代成熟的禮樂製也是這個時期的重要文化特征。周代禮樂的本質在於規定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間的上下尊卑的等級關係。每個人從出生到死亡，從日常生活到家國大事都要按照與其身份相適應的禮樂製度去說話做事。因此，宗法製和禮樂製的根本目的就是通過強調秩序來增強國家的穩定性。
成書於殷周之際的《周易》是我國早期的一部非常重要的文化元典，相傳為周文王所作，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說：“文王拘而演周易”，恐不可靠，《周易》應是西周前期巫史們在大量筮辭的基礎上，經過篩選、整理、編排而集體創作的結晶。它由卦象、卦辭和爻辭三部分組成，卦象有八卦，卦辭是對卦象的解說，爻辭是對爻象的闡釋。八卦是八種基本圖形，其名稱和卦象的順序是：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周易》運用陽爻和陰爻兩個符號經過一係列排列組合而形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從而以此預測和解釋世界萬象和人類社會的複雜變化。盡管《周易》本來是一部有關占筮的典籍，但其中所蘊含的觀物取象、陰陽交感和相互聯係等觀念卻充滿了辯證思想，對以後儒道文化及中國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經過後代不斷的研究和闡釋，《周易》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一部取之不盡的，並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文化進程發揮重大作用的文化元典。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認為：“以公元前500年為中心——從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類的精神基礎同時地或獨立地在中國、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臘開始奠定。直到今天人類仍然附著在這種基礎上。……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間所發生的精神過程，似乎建立了這樣一個軸心。在這時候，我們今日生活中的人開始出現。讓我們把這個時期稱為‘軸心時代’。在這一時期充滿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國誕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國哲學的各種派別開始興起，這是墨子、莊子以及無數其他人的時代。”的確，從文化史的角度看，春秋戰國時期就是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和“革新的時代”。這一判斷是基於兩個重要曆史現象的出現：士的崛起和士文化的繁榮——百家爭鳴。士的崛起主要取決於三個條件：一是生產力的提高導致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從而使大批的士人“不耕而食”成為可能。二是政治條件。春秋戰國是諸侯爭霸，弱肉強食的時代，各個諸侯王為了穩固自己的統治，進而確立霸主地位，不惜一切想方設法招攬人才，這就給士人施展自己的聰明才智提供了廣闊的用武之地。最後是士人崛起的內因，因為他們也想憑借自身的才華和口舌來獲得穩固的生活保障，進而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因此，士人理所當然地成為當時社會中最為活躍的群體。他們有的是武士，有的是卿大夫的家臣，有的是自由職業者，還有一部分來自舊貴族及其子弟，這些人在社會變革和動蕩中由於家道中落而開始發奮讀書，從而成為士人中的一員。此外，出身低微的庶民中也有一批人通過自身努力而躋身於知識階層。士人一般知識豐富，思想敏銳，且大都敢作敢為，並具有很高的雄辯才能，他們主要采用興辦私學、遊說列國的方式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總的說來，士的崛起給春秋戰國年代增添了生動的活力，也使這一曆史時期充滿了創造和變革的力量。不僅如此，由於士人擺脫了過去巫史對王室貴族的完全依靠，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相對獨立的人格，他們因此逐漸形成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所獨有的可貴品格，這些品格主要有：博大的胸懷和以天下為己任的開放心態；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為民請命的社會責任感和日三省吾身的道德自律意識。
在中國曆史上，春秋戰國是以諸子百家為文化標誌的碩果累累的曆史時期，尤其是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更是以文化的空前活躍和思想的原創性而彪炳史冊。所謂諸子百家，其實是對當時眾多流派的一種概括性的稱呼。西漢司馬談曾將諸子劃分為陰陽、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後來西漢劉歆據此進一步總結出十大流派：儒家、墨家、道家、名家、法家、陰陽家、農家、縱橫家、雜家和小說家。司馬談對各家學說的評價比較公允深刻，曆代對諸子的不斷闡釋一般都以此為基本出發點：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嚐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論六家要指》）
諸子之中，儒墨兩家是顯學，其次是道家、法家和陰陽家。這些對後世影響巨大的學術流派我們將在後麵分別設專章講述。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除了以上各家之外，春秋戰國還湧現出許多傑出的曆史人物，譬如史學家左丘明及其《春秋左氏傳》，軍事家孫武及其《孫子兵法》，著名詩人屈原及其《離騷》、《九歌》、《九章》，還有傑出的政治家管仲、商鞅、晏嬰，外交家蘇秦、張儀，醫學家扁鵲和水利學家李冰等。從思想的原創意義出發，這一時期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兩個極其重要的思想的誕生和發展時期。一個是中國傳統文化最根本的特色和命題——天人合一，另一個就是具有重大實踐意義的民本思想。可以說，中華文化的發展脈絡和總體特征都與這兩個文化主題密切相關。總而言之，這是一個令中華民族世代驕傲和景仰的時期。我們需要認真地思考和總結：為什麼如此眾多的文化巨人和如此眾多的文化流派會產生在這樣一個所謂禮崩樂壞的時代？為什麼在中華文明的延續中我們世世代代都在不斷回頭從這一時期汲取精神的營養？
最後需要提及的是，春秋戰國眾多文化流派的產生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不同生態環境的影響。不同地區的風俗習慣、地理氣候、人文環境等地域性差異決定了一種文化流派的風格和特點。大致說來，儒墨產生於魯國，傳播於晉、衛、齊；道家源於楚、陳和宋；法家來自三晉，成功於秦；陰陽家發端於燕，流行於齊；兵家盛行於齊、魏和秦。以此為基礎，逐漸形成了春秋戰國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大致有齊魯文化、三晉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能夠看到這些地域文化特點顯現在不同地區人們的生活習慣中。
第二節 漢魏六朝：中國文化的一統與多元
〇董仲舒
〇獨尊儒術
〇讖緯學
〇魏晉玄學
〇九品中正製
秦朝統一六國後所建立的中央集權製為文化的一統奠定了基本的政治條件，同時推行的法家嚴刑峻法的思想和施政方略又進一步加強了全國大一統的局麵。尤其是秦始皇在全國實施的書同文、車同軌、度同製製度，為漢代董仲舒的獨尊儒術準備了統一的文化環境。毫無疑問，秦朝的“焚書坑儒”對中華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嚴重的阻礙作用。鑒於秦朝的殘暴和速亡，西漢初年，統治者崇尚黃老之學，實行“無為而治”的政治方針。經過幾十年“與民休息”政策的推行，漢朝的國力得到迅速的恢複，經濟開始呈現繁榮的局麵。
董仲舒是西漢文景時期的大儒，精通《春秋》公羊學。因參加漢武帝詔舉應對而受到武帝的賞識。董仲舒以傳統的儒家思想為基礎，兼取陰陽五行學說，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儒學體係。董仲舒從亡秦和吳楚七國之亂認識到漢當“更化”。他說：“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這表現出他有強烈的“變道”思想。因此，董仲舒從“大一統”的政治思想出發，結合他的儒家思想體係，提出了影響千古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他說：“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這一主張因得到漢武帝的支持而迅速在全國推行。
不僅如此，董仲舒還提出了獨尊儒術的具體途徑和方法。他認為“南麵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而辦學校則是實施教化培養人才的重要措施，因此他建議：“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漢書·董仲舒傳》）漢武帝很快采納董仲舒的意見，專立儒學《詩》、《書》、《易》、《禮》、《春秋》五經博士，餘家皆廢。博士所教學生，可補文學掌故的缺額；學業優者可做郎中。還在鄉裏設學校以“崇鄉裏之化”，優秀學生可逐級學習。董仲舒的哲學思想是陰陽五行說。他認為天生陰陽，陰陽生四季，四季配東南中西北五方成五行。人是天之副，陽尊陰卑，非常神秘。從這一哲學思想出發，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學說，肯定天是至高無上的神。他說：“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因此，人逆天誌不仁天就降災，順天誌行仁天就免災。“天”還給人類降臨“君主”，“承天意以從事”，“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既然如此，民眾必須服從君王，君王必須服從天。董仲舒的道德觀是天人感應目的論。他認為人性要符合天意就必須受到“聖人”設置製度的教化。從天人感應目的論出發，董仲舒提出建立“三綱”、“五常”的政治倫理道德。他認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是天意，“可求於天”，是宇宙的法則。仁、義、禮、智、信“五常”是“三綱”關係的調整原則。
儒學取得獨尊的文化地位後，漢武帝設五經博士。這樣，除已亡佚的《樂經》外，《詩》、《書》、《易》、《禮》、《春秋》等取得儒家經典的特稱，稱“五經”。為廣泛收集儒家著作，朝廷將當時流散民間、口頭傳授的儒學著作加以整理，用隸書寫成書，叫“今文經”，如田何傳的《易》、伏生傳的《書》、申培傳的《詩》、高堂生傳的《禮》、公羊和榖梁傳的《春秋》等。新發現的儒家著作原本，因其是用古文寫的，叫“古文經”，如《尚書》、《禮》、《孝經》、《論語》、《春秋左氏傳》、《周官》等。朝廷還組織對今文經和古文經的研究，以至形成今文經學派和古文經學派。今文經學以陰陽五行為靈魂，大講天人感應、符瑞災異等離奇古怪的事情，在西漢居“官學”正統地位。獨尊儒術成為獨尊今文經學。古文經學則較樸實，按字義講解經文，但也有神學成分，因而也曾受到過官方青睞。儒學實際上已經經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