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經過幾個月的實踐，相繼產生了許多新問題，主要是這種責任製沒有將勞動成果與勞動者的個人利益直接聯係起來，仍然沒有擺脫“評工記分”的老框框。為了解決這些新矛盾，1980年，在作業組聯產計酬責任製的基礎上，大河家公社、劉集公社等保安族聚居區又普遍推行大包幹到戶責任製，即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這種責任製是在堅持生產資料（主要是土地）集體性質不變的情況下，以人定地，以地定畜，以地定產，以產定提留、定征購的辦法，把耕地全部承包到社員戶上，牲畜、中小型農具折價歸戶。承包戶除包農業稅、征購任務和“兩金一款（公積金、公益金、統籌款）外，其餘收成全部歸己所有。實踐證明，這種把農民的勞動報酬同生產成果緊密聯係起來，“責、權、利”相結合的包幹到戶生產責任製的推行，克服了平均主義的弊端，理順了生產關係，解放了生產力，糾正了過去那種規模上求“大”，體製上求“公”，報酬上求“平”，生活上普遍貧窮的極左做法，使過去單純的勞動者變為既是生產者又是經營者，在生產活動中有了更多的自主權，極大地調動了保安族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第一年，大河家公社就發生了明顯變化，出現了五個與往年不一樣：一是政策調動了社員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過去是地等人，現在是人等地，男女老少齊出動。二是田中肥料上得很足，播種普遍實行“兩整”（整籽種、整化肥），這是多年未見的。三是互相幫助的老傳統恢複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改善了。社員們反映說：“傷心的事隊裏幹了，仗組裏打了，包產到戶後，傷心著氣的事不見了。”四是社員積攢資金添置農機具、添購大牲畜的積極性明顯提高。五是瞎指揮、行政命令不見了，隊幹部參加勞動了。這一切充分說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完全適合於現階段農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它通過變革生產關係中的經營權、使用權，擴大了農民的生產自主權，既克服了管理過分集中，“上地一窩蜂，幹活磨洋工”和平均主義的弊端，又繼承了以往合作化的積極成果，堅持了土地等生產資料的公有製和使用權的分離。
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普遍推行以後，為了理順農村黨、政、農之間的關係，打破原來以高度集中為主要標誌，以行政命令為主要手段的農村組織網絡，自然地要求改革“政社合一”的體製，政社分設，將人民公社變為單純的經濟組織，不再是中國政權在農村的基層單位。1983年，大河家、劉集等地撤銷人民公社建製，原由人民公社行使的基層政權的職能，由新成立的鄉政府來行使，撤銷作為行政機構的生產大隊，成立村民委員會作為農村基層群眾性的自治組織，生產隊改稱為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作社隨著公社、大隊地位的變化，不再是原來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中的基本核算單位，而是獨立的自負盈虧的集體經濟組織。政社分設，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獨立的經濟實體的自主權得到了保障，有利於各地根據自身特點，確定生產發展的不同方向，有利於新的經濟聯合。此外，由於政社分設，精減了機構和幹部，減少了農村非生產人員，從而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激發了保安族農業經濟的活力。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推行和完善，保安族地區的生產力得到進一步解放，農村經濟日趨活躍，農業產業結構發生很大變化，經濟效益顯著，保安族農民的生活有了明顯改善。大河家、劉集等保安族聚居區，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後，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勞動力大大節約，有力地推動了保安族農民積極利用剩餘勞動力和剩餘資金發展多種經營，從事養殖業、加工業、副業、商業、運輸業和飲食服務等二、三產業，各種專業戶、重點戶不斷湧現，並出現了一些新的經濟聯合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