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後，保安族地區逐漸糾正“左”的錯誤，貫徹中央有關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政策，對農村經濟進行調整和整頓，取消了各種不合理的限製性措施，恢複和擴大自留地、自留畜等，鼓勵農民放手發展家庭副業生產，放開了集市貿易；落實了對農村基層幹部的政策，並精簡了大隊、生產隊幹部，解決了非生產人員過多的問題；減免、穩定了公購糧任務，不搞高線控製，解決了群眾交過頭糧的問題；適當提高農副產品價格，促進了經濟作物和農副產品的迅速發展；加大了生產隊的生產經營自主權，有利於因地製宜發展生產。所有這些調整措施，都對激活農村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使保安族地區的農村經濟狀況有所好轉，從而為農村生產關係的調整打好了基礎。
1977年在保安族聚居的大河家公社，口糧分配上率先實行了按勞分配加照顧的辦法，即除了烈、軍屬和特殊困難戶在口糧分配上可加以照顧外，一般社員的口糧均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按勞分配的實行，把集體生產的成果同社員群眾的切身利益較好地聯係起來，使社員更好地從口糧分配上看到了自己的勞動成果。提高了社員勞動致富的信心，初步改變了社員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的狀況，使這個自然條件雖較好，但生產長期上不去的公社迅速起了變化，社員口糧標準隨之有所提高。這種行之有效的辦法，在當時還不為許多人所理解、認可，引起了一部分人的責難和非議。但實踐證明這是一項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的好措施，故得到了甘肅省委、臨夏州委的支持，並將經驗加以推廣。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加大了調整生產關係的力度，對農村經濟體製進行了一係列重大改革。1979年春開始，在深入學習、領會十一屆三中全會重要文件《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和甘肅省委文件《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十個問題的試行規定》等的基礎上，保安族聚居的大河家、劉集等公社迅速地推廣了作業組聯產計酬責任製。這種責任製是以生產隊為基礎，根據“自願結合，分組作業，土地搭配，按質定產”的辦法，劃分若幹作業組，將土地、勞力、耕畜、農機具“四固定”到組。在生產中，作業組統一經營，聯產計酬，實行包工、包產、包投資、超產獎、減產罰的“三定一獎罰”製，超產全獎，減產全罰。這種生產責任製的實行，激發了農民生產熱情，提高了勞動效率，生產中出現了“群眾情緒高、幹活勁頭高、民主風氣高”和“勞動出勤的多、出謀獻策的多、搶著幹活的多”的好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