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
一、土地改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保安族人民結束了苦難的日子，開始了新的生活。保安族人民和全國各族人民一樣，在政治上獲得了民主平等的權利。但是，由於封建剝削製度還壓在廣大勞動人民頭上，嚴重地阻礙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條件的改善，因而進行土地改革、消滅封建剝削製度已勢在必行。
土地改革是我國各民族農業區共同經曆的社會改革步驟。不進行這場深刻的改革，就不能解放生產力，就不能使民族地區得到迅速的發展，就不能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在土地改革中，當地政府從保安族地區民族、宗教關係比較複雜的實際情況出發，貫徹“慎重穩進”的工作方針和政策，采用穩妥的步驟和方法，推進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運動中，貫徹執行“在民族團結的基礎上充分發動廣大各族群眾，組織一切反封建力量，加強和擴大反封建統一戰線；動員民主人士、民族宗教界、工商界、文教界人士參加土改”的政策。土改緊緊依靠本民族幹部、群眾進行。1951年，廢除了封建所有製，依法沒收了“八大家”地主的財產，使當時保安三莊的2299名無地和少地的貧苦農民分得了1700多畝土地及其他生產、生活資料，並廢除了近10萬元的高利貸債務，從而根本改變了當地的土地占有關係。保安族的廣大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
1952年春天土改勝利結束，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保安族的經濟社會麵貌，使廣大保安族人民在政治上獲得了徹底的解放，經濟上得到了翻身，生活上有了一定的改善，從而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生產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1952年保安族自治鄉獲得了農業生產的豐收，糧食播種麵積擴大到10600多畝，植樹21500餘株，糧食平均畝產達到166斤，比新中國成立前一般年景的產量增加了一倍。畜牧業也有了一定的發展，過去沒有牲畜的貧困戶農民有了自己的牲畜，全鄉大牲畜達到785頭，羊達到680餘隻。
二、社會主義改造
土改完成後的1953年，黨中央製定了我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明確提出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在保安族地區經濟結構中，農業占有絕對優勢，私營工商業很不發達，當時雖有一些工商戶，但都是零售商和攤販，且大都既經商又務農；手工業亦相當薄弱，工匠甚少，大都是農忙務農、農閑從工的兼業戶。對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通過公私合營和合作商店的形式很快順利完成。實際工作中的主要任務，是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民走“組織起來”的道路，用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代替個體勞動者的私人占有製。這是一場深刻而且有曆史意義的社會變改，經曆了組織互助組、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四個發展階段。
土地改革的勝利完成，激發了保安族農民“勞動致富”的生產熱情，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但是，土地改革仍然建立在農民個體勞動的小農經濟基礎上，而小農經濟是脆弱的、不穩定的。剛剛分得土地的廣大農民，特別是貧雇農，在發展生產中，有的缺乏資金，有的缺乏農具，有的缺乏勞力，有的缺乏大牲畜。為了幫助農民解決這些問題，本著“自願互利”的原則，有計劃地提倡開展互助合作，組建臨時、季節、常年性的互助組。勞動互助合作運動的開展，在當時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鞏固了土地改革的成果。
在勞動互助合作組織發展的基礎上，采取試辦、示範、推廣相結合的方法，堅持自願原則，從1954年開始示範，到1956年保安族地區基本上了完成了農業合作化。1957年在建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化的基礎上，又轉為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實現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化。但是，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同全國一樣，由於受“左”的錯誤思想的影響，存在著要求過急、轉變過快、慎重不夠、穩步不足等問題，使農業合作化走上了一條曲折的道路。
1958年，保安族地區和其他地區一樣實現了人民公社化，以公社為核算單位，實行政社合一。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錯誤口號下，把人民公社看成是“一步登天”的共產主義。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實行“吃飯不要錢”，以平均主義代替按勞分配。這樣一來，不但農業合作化中存在的問題未能得到解決，反而刮起一場“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割“私有製尾巴”，取消自留地、自留畜和農村集市貿易。實踐證明，當農業還處在傳統生產方式的階段，要想匆匆忙忙、一蹴而就進入社會主義，完全脫離了客觀實際，是一種不切實際的主觀幻想。農業合作化消滅了私營經濟，消滅了剝削製度，解放了生產力，實現了社會公平，這在形式上看似乎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是，另一方麵，這種製度超越生產力發展水平，這種公平不能形成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效益不好反過來影響生產力的提高。由於“左”的錯誤思想嚴重泛濫，再加上1959年以來連續三年自然災害的襲擊，造成人們生產、生活上的極大困難，以農業為主的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1960年底，黨中央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的錯誤。保安族地區認真貫徹執行了黨的一係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措施，實行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1961年取消公共食堂，恢複自留畜、自留地，開放了農村集貿市場。1962年保安族地區農業生產得到了恢複和發展。到1966年糧食生產創曆史最好水平，群眾生活也隨之有了明顯改善。在“文化大革命”中，民族地區更是“重災區”，農業生產發展緩慢，農作物產量高低不穩，群眾生活日趨困難。這種停滯不前的經濟徘徊狀態，持續了10年之久，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有了根本的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