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推動與領導下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的崛起中國人民對日寇的猖狂進攻，是充滿了愛國的義憤的，當國民黨破壞長城抗戰，簽訂塘沽賣國協定的同時，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與領導下，以共產黨員吉鴻昌，抗日將領馮玉祥、方振武為首，在1933年5月29日在張家口成立了察哈爾抗日同盟軍，集合了東北義勇軍一部，地方武裝及平津救亡學生，宣布對日作戰，收複失地。在中共動員與組織之下起初隻有幾千人的同盟軍，很快擴大到了十餘萬人。他們以不充足的武器、給養，竟在5月底到7月中的50天的短期苦鬥中，先後收複寶昌、多倫、沽源、張北等地，正擬東下收複熱河的時候，蔣、汪卻加之以“妨害中央統一政令”、“破壞整個國策”的罪名，一麵收買同盟軍孫殿英部，一麵委龐炳勳為察北剿匪總司令，誣抗日軍民為匪，率十三師大軍“圍剿”抗日同盟軍。結果，馮玉祥被迫下野。但方、吉兩將軍仍堅持抗日，分兵三路向灤東挺進。這時何應欽與日軍商妥共同“圍剿”抗日同盟軍，於9月底，日寇在北，國民黨軍隊在東、西、南，四麵包圍抗日同盟軍，空中並有日機轟炸，方、吉兩將軍終因彈盡糧絕不幸失敗。次年11月國民黨政府勾結天津法租界反動當局逮捕了吉鴻昌同誌，吉鴻昌同誌在敵人麵前表現了英勇不屈的共產黨員氣概，終於在北平以“抗日罪”被蔣介石槍決。
毛澤東、朱德團結抗日的偉大號召
在這時候，中國共產黨根據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特別是應許多國民黨軍隊中的廣大士兵乃至某些將領的抗日要求，為了進一步團結抗日力量起見，毛澤東與朱德於1933年1月17日發出宣言，願在三個條件下與全國軍隊共同抗日：（1）立即停止進攻蘇區；（2）立即保證人民的民主權利；（3）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義勇軍，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完整。並派方誌敏同誌統率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但國民黨蔣介石，卻以更大的“圍剿”回答了毛澤東、朱德的正義宣言，阻止抗日先遣隊的北上，使中國紅軍不能開到國防前線，但是這個號召不僅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擁護，就是國民黨嫡係軍隊中的一些將領，也有聯共抗日的要求，當然這些要求都為對外賣國、對內殺人如麻的大劊子手蔣介石所絕對不允許的。
李濟深等福建“人民政府”的崛起與失敗
國民黨軍隊中，首先起來響應中共抗日號召，與紅軍訂立《抗日停戰協定》的，是抗日情緒較高的第十九路軍。第十九路軍自被調到福建參加“剿共”戰爭之後，廣大士兵與中下級幹部在紅軍抗日主張的影響下，普遍不願“剿共”而願與紅軍合作抗日。第十九路軍領導者李濟深、蔡廷鍇、陳銘樞等乃於11月20日成立福建“人民政府”。21日，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及人民紅軍簽訂《抗日停戰協定》四條，主張武裝抗日。於是南京賣國政府乃於12月間動員海陸空軍向福建政府進攻，與第十九路軍戰於漳州、泉州一帶，飛機慘炸福州，蔣介石的海軍也向福州、廈門猛攻，並得日艦的協助。至1934年1月底，蔣介石占領福州、泉州。抗日“人民政府”在強大的敵人進攻與內部不鞏固、對人民的諾言實行不堅決等原因下，陷於失敗，第十九路軍被改編為東路“剿匪”第六軍。蔣介石則派著名親日派陳儀為福建省主席，接收了福建。
第二節 華北新危機與全國抗日運動的新高漲中共領導——“一二·九”愛國運動的爆發
日寇的步步緊逼，中共與中國人民的反抗與蔣介石的賣國新恐怖
到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又發表獨占中國的“四一七”聲明說日本是東亞的主人，是中國的保護者。這一聲明引起全國人民與世界正義人士的憤怒，毛澤東同誌對天羽聲明特發表談話，指出此為“日本帝國主義欺辱搶占全中國的最明顯的表示”，並聲明“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代表工農勞苦群眾與工農紅軍，堅決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獨占中國的企圖”。但蔣介石政府親日派官僚政客黃郛、殷同等卻彈冠相慶，大肆活動，到1934年春夏之交，平滿恢複通郵通車，長城各口設關卡，蔣介石政府從此就變相承認了“滿洲國”。
中國共產黨根據這種情況，乃於1934年4月提出組織反帝統一戰線的政策，號召“一切真正願意反對帝國主義不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不分政治傾向，不分職業與性別，都聯合起來，在反帝統一戰線之下，一致與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作戰”，並提出了七項反帝綱領。
當時全國人民及軍隊，在中共的號召與推動下，對於蔣介石政府的投降外交表示了極端的不滿。1934年春季，上海有30萬市民參加反日烈士潘洪生出殯的反日大示威；5月，國內著名人物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章乃器等三千餘人共同簽名發表《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在原則上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統一戰線綱領的基本精神。這一綱領引起了極大的響應，公開簽名讚成這個綱領的達幾十萬人，並在全國各地成立了“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的總會與分會。
國民黨的反動派對於這些人民的愛國運動，竟變本加厲，改用了慘殺的法西斯恐怖手段。1933年，北平學生因公葬中共的創始人之一、革命先烈李大釗，先後被憲兵第三團逮捕者達千人，其中死於監獄裏的約四五百人，文學家洪靈菲就是在這次血案中犧牲的。上海及各大城市的愛國青年，被捕、被殺者，日有數起，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也常接到國特暗殺的警告。國內名流楊杏佛、史量才二氏，皆在此時期慘遭暗殺。愛國誌士史燦堂因為反抗與偽滿通車被何應欽捕殺了，而偉大的革命戰士瞿秋白、方誌敏、吉鴻昌則是這時期內最著名的英勇殉難者。國民黨的特務機關任意抓人，總之，伴隨著蔣介石的亡國政策及不抵抗政策，蔣介石在進攻蘇區中所實行的是血腥的“三光政策”，在蔣管區實行的則是法西斯主義的賣國新恐怖。
華北新危機與《何梅協定》，中共《八一宣言》的發表
在日寇要什麼蔣介石給什麼的情況下，1935年5月，日本關東軍又借口中國軍隊侵入非武裝區，向蔣介石的北平軍委分會負責人何應欽提出苛刻要求，並由關外調遣大軍入關。29日，何應欽與日軍司令官梅津談判，訂立了賣國史上少有的無恥的《何梅協定》，其內容為：（1）取消河北省及平津國民黨黨部；（2）撤退河北省的中國駐軍和憲兵；（3）撤銷河北省主席於學忠職，更換平津兩市長；（4）撤銷北平軍委分會；（5）停止河北省的反日活動。就是說，華北的軍事、政治、經濟都交日寇來控製。
日寇的武裝侵略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放手賣國，造成了中華民族的空前危機。這時候，中國共產黨與其所領導的紅軍，已打碎了賽克特的“圍剿”計劃，實行人類曆史上有名的大進軍——北上抗日，在長征路上，根據國際國內的新形勢，乃於1935年8月1日，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
（這就是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有名的《八一宣言》），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號召全國人民，不分階級，不分黨派，共同團結，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挽救民族危亡。《八一宣言》發表後，全國人民士兵皆表示熱烈擁護，並得到一部分“剿共”將官的讚同。但是國民黨的親日派與反動的當權者卻固持成見，對日本繼續退讓，放棄國防陣地！把鎮守冀察的幾十萬大軍撤下來，完全調到後方，追剿與堵截北上抗日的紅軍；對人民則嚴禁編印抗日書報，取締一切抗日救國運動，例如日本認為上海新生雜誌刊登了易水的《閑話皇帝》一文，說是侮辱了日本的天皇，南京政府便遵命通緝易水並逮捕了新生雜誌的主筆杜重遠。6月10日蔣家小朝廷並頒布了不得妨礙中日“邦交”的“睦鄰令”。
“一二·九”運動的爆發
《何梅協定》後，關東軍向長城各口大量增兵，華北局勢日益嚴重，平津空氣異常緊張，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10月間，漢奸殷汝耕在通縣組織“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在內蒙偽軍李守信部及德王等也在著手組織“內蒙自治政府”。而喪心病狂的賣國賊蔣介石，又為了討好日寇出賣華北，下令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派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高淩霨、賈德耀等為委員，把冀察兩省平津兩市單另劃成一個行政區域，以變相的“自治”使華北“特殊化”，其中王克敏、王揖唐、高淩霨、賈德耀等著名漢奸任冀察要員，更是符合日寇的要求。
有幾千年曆史文物的平津、華北的危亡，使全國各階層人民都感到亡國滅種的大禍已迫在眉睫！到處發出了救亡圖存的沉痛呼聲。在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的號召下，在劉少奇等共產黨人的直接領導、直接組織下，“一二·九”運動爆發了——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學校學生萬餘人，不顧敵人槍口與刺刀的威脅，走上街頭，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自治運動”等口號，提出“停止一切內戰，共同對外”的全民要求，當天向國民黨華北軍政長官提出六項條件：（1）反對防共自治運動；（2）公布對日交涉經過；（3）不準任意捕人；（4）保障北方領土安全；（5）停止一切內戰；（6）給予言論、集會、結社、出版之自由。遊行隊伍在寒風中前進，宋哲元軍警的皮鞭、棍棒、水龍、刺刀都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進攻了，當場打傷了一二百人，被捕的數十名，一女生被刺斷喉管斃命。
事後，宋哲元封鎖消息，封鎖各校校門，逮捕學生領袖（北京大學6人，東北大學12人），但青年們更大的鬥爭仍在繼續醞釀中。
“一二·一六”的搏戰
12月16日正是“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的日子，北平學生為了抗議“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為了答複國民黨反動派的鎮壓，便在中共的精密組織與正確領導下在這天舉行了更大規模的示威。16日拂曉，各校學生衝破校門的軍警的包圍封鎖，走上大街，城外學生也衝開城門，衝進城內，三萬多學生就挽手結臂組成了五路遊行大隊，高呼“反對華北自治，爭取民族解放”。古老的文化城頓時沸騰起來，沿途市民也紛紛參加了這個示威的行列。國民黨反動派竟下令軍警“自由行動”，學生們英勇地和大刀搏鬥、和水龍搏鬥、和寒風搏鬥，有的學生被大刀砍傷了，仍奮勇向前，使有的軍警也被感動甚至參加遊行。晌午時各路遊行隊伍集結天橋，整隊到前門舉行露天大會，計有學生三萬人，市民數萬人，通過以下決議：（1）誓死反對防共自治的偽組織；（2）要求宋哲元立即釋放被捕學生，並撫恤各死傷同學，懲辦凶手；（3）不得禁止學生運動，恢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等。會後又舉行示威遊行，國民黨反動派不但動員了全城軍警，又加派了兩團武裝軍隊向學生反擊，毆打與搏鬥的殘酷激烈程度，較“一二·九”更甚。從早晨3時起一直到晚上10時，學生們赤手空拳，為挽救危急的祖國整整搏戰了一天，使“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在群眾威力下，也不得不宣布延期。北平青年學生這種熱血愛國的精神，正是代表了全中國人民的意誌。共產黨員站在這些同學的最前列。它和國民黨數十萬大軍，隻消日寇一紙文書就趕緊滾蛋撤走的情形比較起來，真是強烈的對照。青年是革命的號角，“一二·九”、“一二·一六”運動正標誌了中國反日民族革命的新高潮的到來。
全國反日新高潮的湧起
“一二·九”、“一二·一六”愛國大示威，給了全國以巨大的震動，響應這個運動而起來呼喚救亡的有12月11日杭州學生大示威，12日廣州學生大示威，有18日南京、南寧、天津學生的示威，有20日上海、武漢、長沙學生的遊行示威，還有保定、開封、安慶、徐州等地的學生也都舉行了遊行示威。總之全國各個通都大邑的青年學生都踏著“一二·九”英雄們所開辟的血路前進了。接著平津學生組織南下擴大宣傳團，又深入農村與工農抗日運動結合起來，並組織了在中共政治領導下的“民族解放先鋒隊”（後來隊員發展遍及全國）。各地一時並發生晉京請願的悲壯行動。為了團結青年救亡的力量，平津學生自治會成立了，不久又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上海則有著名的救國會的活動，文化界救國會、婦女救國會、工人救國會……紛紛建立，全國各地先後還成立了各界的救國會。1936年5月底，乃有聲勢浩大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大會”的建立。該會的綱領讚成了中共的《八一宣言》，主張停止內戰，各黨各派合作抵抗日寇的侵略。抗日救亡的刊物、讀物更是如雨後春筍般生長著，全國不下千百種，單上海一地就有百餘種，如《大眾生活》、《永生》、《現世界》、《新學識》、《知識》、《東北知識》、《生活知識》、《婦女生活》、《中國呼聲》、《中國農村》、《世界知識》……每種都銷售在幾萬（如《世界知識》）甚至十幾萬份以上（如《大眾生活》）；在國外，則有中共出版的宣傳狂熱民族統一戰線的《救國時報》，在法國巴黎刊行，傳播中共的抗日救國主張，進行了廣泛的國際宣傳，並通過各種救亡組織發行到國內，教育了國內的廣大青年，使他們的思想趨向進步。同時許多軍隊，首先是華北許多的軍隊（如第二十九軍等）大大地表示同情抗日運動。
“一二·九”運動為開端的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掃開了全國恐怖沉悶的空氣，全國階級關係也發生了新的變化。中國共產黨根據這樣的客觀情況，接著《八一宣言》之後，發表了《十二月決議》。該決議對當時的階級關係作了正確的分析：“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不但推醒了中國工人階級與農民中更落後的階層，使他們積極參加革命鬥爭，而且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與知識分子，現在又轉入革命……在反革命營壘中，是新的動搖分裂與衝突，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許多的鄉村富農與小地主，以至一部分軍閥，對於目前開始的新的民族運動，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參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陣線是擴大了。”（1935年12月《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
的確，當時蓬蓬勃勃的救亡運動的開展，不但表現了中國青年、工人、農民、自由職業者等的新覺醒，而且帶動了一些自由資產階級分子與上層統治階層中人物的同情乃至參加。國民黨的元老馬相伯以至章太炎、胡漢民等在“一二·九”後，也發表通電談話，不滿蔣、汪、何與宋哲元等的對外投降屈服，對內鎮壓愛國運動的賣國行為。所以中共的《十二月決議》明確指出，“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