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蘇維埃土地革命新旗幟的揭起毛澤東同誌領導下紅軍蘇區的創造
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與普及全國的白色恐怖
自從1927年（民國十六年）“七一五”國民黨分共後，不久寧漢合作，蔣汪合流。國民黨反動集團，就以蔣介石為中心，建立起新軍閥的黑暗統治來。
這個新軍閥的統治，對外是投降帝國主義的。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建立後，所辦的幾件外交大事就是很好的證明。
一件是上編說過的1927年3月24日英美等帝國主義炮轟南京事件。本來，帝國主義開炮轟擊南京，毀壞房屋財產無算，軍民死傷2000人，當時武漢的革命政府已經向各帝國主義發表了嚴重的抗議。但是，在1928年（民國十七年）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黃郛“外交”的結果，竟不是要外國帝國主義向中國道歉、賠款，而是蔣介石的中國政府對於各國政府代表及僑民表示歉意，賠償各國“損失”數十萬元，並下令通緝領導北伐軍第六軍光複南京的共產黨員林祖涵，替帝國主義“懲辦凶首”。
第二件是“五三”濟南慘案。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國主義在濟南大殺我們同胞，把國民黨政府的外交官殺了，並連濟南也占領了。蔣介石還訓令部下保護日本人，說：“為救一日人，雖殺十人亦可。”
對於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蘇聯，國民黨政府則極端仇視，以獻媚於各帝國主義，並在1927年12月廣州人民起義失敗後槍殺廣州蘇聯領事，對蘇絕交，又在1929年7月，為了想奪取中東路以向帝國主義換取借款，居然命令東北軍隊向蘇聯挑釁（結果又被蘇聯紅軍擊敗），高唱“反對赤色帝國主義”的反動口號，甘心充當國際帝國主義反蘇營壘最無恥的走狗與工具。這是一方麵。
另一方麵，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對內是依靠地主買辦階級，特別是江浙財閥，而建立起來的地主、買辦、軍閥、官僚、流氓、黨棍混為一體的統治。
這個反革命政權的本質，是在1928年（民國十七年）10月，毛澤東同誌就指出：“現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
所以，這個新軍閥統治和舊軍閥統治，本質上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這個統治帶上了“革命”的假麵具，更加陰險毒辣。在這個反動統治下的中國，正像毛澤東同誌所說：“生氣蓬勃的中國大革命就被葬送了。從此以後……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
這個世界上最殘忍最黑暗的反動統治，對中華民族的精華——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施行了最慘無人道的野蠻殺戮；蔣汪的口號是“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據1935年11月，清華大學等11校的救亡通電稱：“奠都以來（即一九二七年‘四一八’蔣介石建立南京小朝廷以來），青年之遭殺戮者，報紙記載至三十萬人之多，而失蹤監禁者更不可勝記。殺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複加以毒刑。地獄現形，人間何世……”
據中國紅色救濟會統計說：從大革命失敗，到民國十八年的兩三年中（1927—1929年），約有45萬人被殺。其中，主要的當然是工農群眾和共產黨員，著名的澎湃、向警予等同誌就是這時被蔣介石槍殺的。又據1932年美國出版的一本關於中國反革命恐怖的小冊子，引一個材料說：從民國十七年（1928年，即大革命剛剛失敗後）直接被害革命者最少在100萬以上！後來，甚至連陳銘樞在九一八四周年紀念寫感言的時候也說：“嗚呼！不知多少萬熱血青年，就在這清黨之下，斷送了最寶貴的生命！這個損失，是中國空前絕後的損失，即秦始皇之焚書坑儒，亦必不至於此！”“青年是民族生力，國家朝氣……剿減民族生力之‘清黨’，為一切犯罪之根源。”
但是，不管蔣介石如何殺人不眨眼，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人，是斬不盡，殺不絕，嚇不倒的！大革命失敗後，關於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的戰鬥英雄主義，毛澤東同誌曾這樣敘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幹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他們高舉起革命的大旗，舉行了武裝的抵抗，在中國的廣大區域內，組織了人民的政府，實行了土地製度的改革，創造了人民的軍隊——中國紅軍，保存了和發展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國民黨反動分子所拋棄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由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分子繼承下來了。”（《論聯合政府》）
誰是這人民的英雄鬥爭的領袖呢？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同誌。這種英雄鬥爭的最初史實是什麼呢？便是八一南昌起義、12月廣州起義，特別是秋收起義與毛澤東朱德同誌偉大的向井岡山大進軍。
朱德等同誌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
“七一五”分共以後，在南昌方麵有了曆史上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南昌起義是以武裝力量反對革命叛變者的屠戮、保持革命勝利和挽救革命失敗的嚐試。這個起義是朱德等同誌領導的，朱德同誌是四川人，佃農家庭出身，從小就好勞動，有反抗壓迫的精神。辛亥革命前，參加了同盟會，在雲南陸軍士兵中做秘密的革命工作，武昌起義後，參加與領導了雲南軍隊的起義。袁世凱稱帝時，幫助蔡鬆坡在雲南舉行反袁起義，領導的一個旅成為蔡鬆坡的主力。1922年朱德同誌在德國加入中國共產黨，北伐戰爭中，返國在江西南昌辦軍官教育團，組織工農運動。到1927年春夏之交，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製定了叛賣性的反人民的“清黨”政策與屠殺政策之後，朱德同誌便率領教導團，於8月1日會同國民革命軍賀葉軍（賀龍之獨立十五師，葉挺之十一軍二十四師，共約兩萬人）在南昌起義，成立革命委員會，以宋慶齡、周恩來、譚平山、張國燾、李立三、惲代英、賀龍、朱德、吳玉章、郭沫若、鄧演達等25人為委員。8月5日，賀葉軍退出南昌，向廣東進發，於9月13日占領潮汕後，又在湯坑、潮州、三河壩等處與廣東黃紹雄、徐景堂、錢大鈞等部激戰數日，因反革命軍隊數量過大，革命方麵主觀指導上也有錯誤（如沒有明確的土地綱領，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終於失敗。失敗後的隊伍，一部分衝至海陸豐與當地農民軍配合，一部分以朱德為領導，由三河壩退至福建，至尋烏入北江，成為以後紅軍第四軍的基礎，也就是一軍團的骨幹。（為了紀念這次武裝起義，後來把“八一”當作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誕生紀念日。）
張太雷葉挺等同誌領導的12月廣州起義
1927年的11月，廣東軍閥張發奎與桂係軍閥為爭奪廣東地盤發動戰爭。戰爭中，廣州局麵極其混亂，群眾開始反抗白色恐怖，要求武裝起義。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在張太雷等同誌領導下，就決定舉行武裝起義，並於11月26日，公開號召群眾起義，提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飯給工人吃”、“土地給農民耕”、“一切政權歸工農兵蘇維埃”等到口號，得到了廣大群眾熱烈擁護。
12月11日清晨，武裝起義開始了，工人階級堅決勇敢地與反革命作戰，自動前來領槍作戰者約五六萬人。起義開始後，即建立了廣州蘇維埃政權，以蘇兆征為主席，葉挺為總司令。反革命的各派軍隊便立即聯合一致向廣州蘇維埃政權進攻，帝國主義者更以兵船掩護反革命向廣州蘇維埃進犯。在廣東工人貧民英勇血戰之後，廣州蘇維埃政權終於失敗了。起義的英雄張太雷也在戰役中犧牲。接著，反革命軍閥更殘酷地大批屠殺工人，被殺的不下七八千人。
廣州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卻留下了極其光輝的曆史意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舉起了蘇維埃革命的新旗幟。
大革命失敗後共產黨內的暫時混亂與八七會議的召開
大革命是失敗了的。就整個來說，共產黨當時是打了一個敗仗。由於共產黨當時還是幼年的黨，在短期內有的人思想，還沒有來得及得到很好的改造，就是說還沒有無產階級化，所以革命失敗後，當時在共產黨內出現了下列情況：（1）大革命時代機會主義的主要負責者陳獨秀、彭述之輩在這個時候，主張在反動統治下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搞合法運動，因而他們就和反動派合而為一。他們不肯接受共產黨的挽救，終於和托洛茨基派合流，離開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反革命取消派。（2）又有一部分成了叛徒，個別的投降國民黨，充當國民黨的走狗，反咬共產黨，出賣共產黨，出賣無產階級。（3）還有一部分投機分子退出共產黨，情緒消極，逃避鬥爭，他們是趕熱鬧的，革命高漲時他們來了，革命困難時他們走了，投機就是他們的特點。（4）還有一部分人退出共產黨，另組第三黨，他們還想革命，但是覺得共產黨太紅了，改一改麵貌可以爭取群眾（但結果卻相反，離開了共產黨，就是離開了群眾）。（5）除了上述種種外，保存在共產黨內的，大都是願意奮鬥的，大部分是共產黨的精華與骨幹。
1927年8月7日，共產黨中央召開了緊急會議（八七會議）。這個會在共產黨的曆史上是有功績的，它在中國革命的緊要關頭堅決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會上確定了土地革命與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共產黨人與人民群眾繼續革命的戰鬥。但是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卻為“左”傾錯誤開辟了道路。這就是共產黨中一部分同誌在八七會議後由於對國民黨反動集團屠殺政策的仇恨與憤怒而產生了一種“左”傾的急躁的盲動主義的潮流，尤其在11月後更為嚴重，他們不顧敵人的強大與革命失敗後的群眾情況，而命令少數黨員和少數群眾在全國組織沒有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在工人罷工中也是命令主義、冒險主義，這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急性病在共產黨內的反映。這個潮流，由於毛澤東同誌及在白區工作的許多同誌的正確的批評和製止，並在實際工作中也招致了許多損失，到了1928年的春季就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