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蔣介石提起屠刀這一天開始，在上海、在一切蔣家黨徒力量所到的地方，都繼續不斷地充滿了公開與秘密的殺人的恐怖。上海變成了蔣介石嘍囉的“虎狼成群”世界（“虎”指楊虎——即蔣介石在青紅幫知交之一，“群”指陳群——即親日大漢奸；這兩人當時與劊子手白崇禧共同掌握上海軍政大權，以殺人多少向蔣介石請賞，人們叫做“虎狼成群”）；東南各省到處流著革命人民的血，廣東則有“四一五”的慘殺。無數民族的精華，就在這樣殘酷的恐怖下犧牲了。革命英雄陳延年、趙世炎、汪壽華、羅亦農、蕭楚女、熊雄就在此時先後犧牲了。
第五節 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發表
毛澤東與陳獨秀兩條路線的鬥爭共產黨的五次代表大會
大革命時代馬克思主義黨的策略的基礎——《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自從1926年5月15日“整理黨務案”後，毛澤東同誌和無數有大功於國民黨的共產黨人一樣，也被“整”走了。他到了上海，任共產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的書記。
北伐戰爭起後，群眾運動，尤其是農民運動在南方各省特別發展。共產黨中央派毛澤東同誌去湖南考察農民運動。
從1927年（民國十六年）的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共計33天，毛澤東同誌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寫了一篇有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向導》與《漢口民國日報》中央副刊上發表了一部分（因當時中共宣傳部長、機會主義者彭述之不許繼續登完）。後由瞿秋白同誌在武漢將全部報告印成一書，並為作序發表。
這個報告是中國大革命時代異常重要、異常光輝的文獻，是毛澤東同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革命理論的輝煌的著作。它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和陳獨秀孟什維克在思想上之公開的分裂。毛澤東同誌首先對農民革命給以滿腔熱情的歌頌：“……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麼‘糟’，完全不是什麼‘糟得很’。論功行賞，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績作十分，則市民及軍事的功績隻占三分，農民在鄉村革命的功績要占七分。”
毛澤東同誌一麵反對了、揭破了地主階級反革命汙蔑農民革命為“糟得很”的叫囂，一方麵也反對了陳獨秀孟什維克主義限製農民鬥爭，否認農民鬥爭功績的讕言。陳獨秀限製農民鬥爭說：“當地主與貧農有衝突時，應設法使舊農會（大革命以前土劣所操縱的合法機關）居調停地位。”說當時農民運動“行動過左”（見他寫的《第三次中央擴大執委會決議案》），布爾什維克主義與孟什維克主義的分別是再也明顯不過了。
其次，對左右中國革命全局的農民問題，毛澤東同誌說：“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製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的牆腳。”而農民起來革命，“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
陳獨秀拿反“帝國主義”作為反對農村革命的借口，害怕資產階級退出革命戰線，因為他們害怕農民革命。結果卻是加速了資產階級叛變革命，使帝國主義獲得“勝利”。曆史證明，依照毛澤東路線，是引導革命走向勝利的路線，而依照陳獨秀路線則是引導革命走向失敗的路線。
再次，對於革命民眾的民主專政，毛澤東同誌是熱烈擁護這樣的專政，他敘述道：“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隻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
毛澤東同誌完全讚美民眾的這一切自我創造，因為這是中國民眾為自由而鬥爭的最高表現。而陳獨秀卻反對農民幹涉行政，反對農民進攻的自衛，反對因權力關係與各方麵——與豪紳權力——的衝突，就是等於保護不合理的地主舊權力，反對創造合理的農民新權力。陳獨秀在反革命麵前，真是膽小如鼠啊。
列寧說：“誰要幫助動搖猶豫的人，首先自己便應當不動搖不猶豫。”毛澤東同誌關於湖南農民運動的整個報告，都充滿了這種精神。陳獨秀機會主義拒絕毛澤東農民革命與武裝人民的堅決政策，就在實際上幫助了反革命。
總之，毛澤東同誌這篇總結了湖南農民群眾鬥爭經驗的文獻，同時也是革命時代全國群眾鬥爭經驗的文獻。它是大革命時代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戰略與策略的概括，奠定了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的策略基礎。
中國共產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四一二慘變後的緊急關頭麵前，中國共產黨於1927年4月24日
經考證，五大召開的時間應為4月27日至5月9日。
——編者注
在武漢舉行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代表約百人左右，代表黨員57967人，開會時間繼續了半月之久。大會的任務是在於總結過去的工作經驗，指出中國革命今後發展的前途與確定共產黨在最近時期內的任務。大會對共產黨的領導機關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錯誤，予以批評，駁斥了陳獨秀機會主義的理論。大會關於中共中央報告所通過的決議，大部分是正確的。
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討論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提綱。大會完全和一致接受了這一提綱。大會討論的第三個問題，是土地問題，毛澤東同誌在會上提出“迅速加強土地鬥爭”的意見。但在陳獨秀把持下，會上竟不加以討論，據毛澤東同誌自述，當時陳獨秀且“猛烈反對我的觀念”（《毛澤東自傳》），使大會對於這個重要的問題，並未給以明確的徹底的解決。後來不久，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才更加徹底地走上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立場。
在1927年的上半年，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已發展為投降主義。但他是中共發起人之一，而且在這次大會上又表示讚成大會關於斥責他的機會主義錯誤的決議，於是大會又繼續選舉他擔任最負責的工作。五次大會前及在大會上，毛澤東、瞿秋白等同誌，雖曾在理論上進行過反對陳獨秀和彭述之等右傾機會主義政策的鬥爭，但一般地說，這種鬥爭未能充分地進行，五次大會毛澤東同誌出席了幾次，又因病缺席了。在後來事變發展過程中，由陳獨秀獨攬共產黨的實際領導，不但沒有在實際上糾正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而且還把機會主義發揮到投降主義的登峰造極。共產黨內正確的批評和正確的同誌被抑製，在五次大會上陳獨秀、彭述之等提名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候選名單中，甚至沒有毛澤東的名字，經湖南代表團及其他代表力爭，才勉強把他放在候補委員裏麵。陳獨秀這種投降主義在共產黨的領導機關的統治，使中國大革命遭到極為痛心的挫敗。
但是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還並不是按照陳獨秀的孟什維克綱領辦事，而仍是按照布爾什維克主義辦事。毛澤東同誌在考察湖南農運後，於1927年的春天，到了武漢，當選為全國農民協會的主席此說法有誤，應為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組織部長。
——編者注
……並繼續辦農民運動講習所。以他為領導的全國農民運動，和由蘇兆征、劉少奇同誌指導的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工人運動仍在蓬勃地發展著。
為著鞏固革命，工人反抗了資本家的怠工，而且為著鎮壓反革命活動，組織了工人糾察隊，工人已部分地武裝起來，工會的組織更加擴大，把手工業以至大工業的工人都組織起來了。而總工會則在工人群眾中樹立了無上的威信。
農民鬥爭也更大大地發展起來了，農村中反對土豪劣紳抗租抗糧的鬥爭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特別在以毛澤東為旗幟的湖南農民，有的地方已經沒收了豪紳地主的土地，農民自己動手分配了土地，有些地方則“插標”預備分配土地。不僅如此，而且農民組織了自衛軍，有的地方拘捕土豪劣紳地主戴高帽子遊街。農民協會發展得很迅速，隻在湖北一個省份，1927年3月農民協會會員為80萬人，而到5月15日已增加到200萬人。湖南有組織的農民有數百萬。差不多到處都有農民協會，而農民協會在許多地方成為鄉村的實際政權。正如共產國際在當時所指出：“農民革命……這是中國革命中新階段之主要的社會經濟內容。”
隻可惜由於共產黨的領導機關的陳獨秀投降主義的統治，最後工人糾察隊被“自動”解散，農軍攻打長沙的行動被阻止，工農運動被一再抑製，最後終於遭受反革命的血洗。
第六節 從寧漢對立到蔣汪合流
寧漢對立
還在蔣介石四一二叛變前，以武漢為中心的國共合作的革命勢力，就曾不斷地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傾向。1927年2月9日，在中共與吳玉章等同誌推動下，國民黨高級幹部會議召開，發表宣言提出：實行民主，反對獨裁，提高黨權，扶助工農運動等。以徐謙、吳玉章、鄧演達、孫科、顧孟餘五人組織行動委員會。
3月7日經考證，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應於3月10日召開。
——編者注，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開會，決議一切政治、軍事、外交、財政權集中於國民黨，提高國民黨內民主，廢去主席製以防止個人獨裁軍事專政之傾向，改設秘書三人，由吳玉章、陳公博、譚平山擔任，免蔣介石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與組織部長職。決定國民政府各部部長，以譚平山任農民部長，蘇兆征任工人部長。
四一二政變後，4月17日，武漢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發表了斥責四一二大屠殺、開除蔣介石國民黨黨籍免去本兼各職的命令，通電討蔣。接著於4月25日武漢舉行群眾大會，到會群眾30餘萬人，反對四一二的“清黨”叛變。
在那時發生兩方麵的北伐：一方麵是蔣介石為了擴張他反革命的地盤而與北洋軍閥爭奪的北伐，一方麵是武漢政府的革命的北伐。
5月上旬，蔣介石的軍隊渡江北上，進占清江浦、蚌埠、海州、徐州等地。武漢政府的軍隊由唐生智率領亦於同一時候向河南進攻，配合國民軍擊潰奉係，占領鄭州、開封等地。著名共產黨軍人蔣先雲即於河南戰役中殉難。
夏鬥寅叛變與“馬日事變”
四一二後寧漢對立中，蔣介石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即實行封鎖武漢，調皖北各軍威脅武漢，並勾結武漢內部的反動分子向革命進攻。有的資本家故意關廠怠工，有的奸商罷業，停止貿易，造成許多工人失業、工人生活艱難困苦、紙票跌價、日常需用品漸形減少的現象。一些隱藏在武漢政府內部的假革命假左派像汪精衛、孫科、唐生智等，便動搖起來，開始高唱工農運動“過火”，成為準備變節的借口。群眾運動中某些“左”傾幼稚病是存在的，但是帝國主義反革命分子卻故意誇大造出許多離奇的神話和舉動，如武漢“婦女裸體遊行”等，來裏外呼應地破壞革命。
在這種情形下，首先是夏鬥寅的叛變。夏鬥寅（獨立十四師師長）部本是當時武漢政府用以防止四川軍閥部隊侵入武漢的部隊。但至1927年5月17日卻乘武漢革命軍入豫之際，接受反革命派指示，率部叛變武漢政府，聯合十五軍劉佐龍部與四川軍楊森（二十軍）向武漢國民政府進攻，經過武漢國民政府和共產黨動員一切力量，調葉挺部英勇迎擊，至6月下旬終將夏鬥寅部擊退，武漢政府轉危為安。
繼夏鬥寅叛變而來的，便是“馬日事變”（5月21日）。事變前一日，一部分反革命部隊已將益陽縣工會、農民協會占據，解除農民自衛軍與工人糾察隊的武裝。21日，許克祥在長沙圍攻省工會、省農民協會及一切革命組織，捕殺共產黨員及革命的工農群眾在百人以上，所用的手段極其野蠻與殘酷。
接著5月29日唐生智發表豔電，謂“湘省黨務悉為跨黨暴徒及本黨不良分子操縱……三湘七澤已成群魔亂舞之場，城市鄉村盡陷雞犬不寧之際”。無疑的，這隻是一種反對革命的借口。
“馬日事變”後，湖南共產黨員建議征調農軍，進攻長沙的反革命。於是，十萬農軍包圍了長沙城，最後的幾分鍾，正當進攻長沙的前夜，共產黨湖南省委和陳獨秀怕“引起整個政局之糾紛”而取消了進攻長沙的計劃。停止進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農軍，大多數農軍因此而退卻，隻有兩大隊偶然沒有接到命令，居然衝城攻打反革命派，經過堅決的奮鬥，方因寡不敵眾而退卻。這一總敗退的結果就使反革命大奏凱歌。
陳獨秀在這種反革命與革命鬥爭的緊急關頭，一再表現軟弱無能的退讓，為了“避免挑撥離間的衝突起見”（陳獨秀語），陳獨秀又決定叫漢口工人糾察隊自動地解除武裝，連勞動童子團的短棍也解除下來，造成革命史上極可恥的一頁。
由於“馬日事變”和唐生智的反對革命，本來已促進汪精衛、孫科、譚延闓等假革命分子更想公開走向反革命，而陳獨秀手忙腳亂，可恥地製止對於反革命的抵抗，容忍革命分子受反革命的野蠻殺戮，更幫助了投革命之機的假革命分子大膽地走向公開反叛。
從鄭州會議到徐州會議
武漢上層分子走向公開叛變的明顯表現，便是所謂發現第三國際“破壞”國民黨之決議案（說由羅易交與汪精衛看過）。所謂“陰謀”就是：第一，實行土地革命，從下而上、從上而下來沒收與分配土地；第二，消滅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加上從兩湖挑選的5萬工農分子，組織新軍隊；第三，改造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為群眾的組織。如果當時第三國際真有這樣的主張，也不過是完全為著革命的利益，為著革命的需要，為著國民黨的鞏固與發展，這是堂堂正正的希望與主張，並非所謂“陰謀”。可是已經決心叛變革命的汪精衛等人卻以此為口實，來遂行其反革命的企圖，於是，6月5日武漢政治會議議決解除鮑羅廷的顧問合同。武漢政府走向反革命道路已經是非常明顯的了。
在北方，為反革命所動搖的西北軍領袖，自負著寧漢的“調解”。6月10日，馮玉祥發起召集鄭州會議，武漢方麵之汪精衛、孫科、唐生智、張發奎、譚延闓等均到會。會議結果是：第一，唐生智部全部由河南回歸武漢，鎮壓工農革命運動；第二，河南的軍事完全由西北軍擔任。可是當時陳獨秀機會主義者對於這個反動會議尚在夢中，還舉行過盛大的歡迎會去歡迎反革命的陰謀者。
鄭州會議後，6月19日，南京蔣介石與馮玉祥又舉行徐州會議。會後，馮玉祥致電武漢國民黨領袖，推動他們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國共分家與蔣汪合流
6月29日，何鍵（三十五軍軍長）發出反共訓令，明令部隊與共產黨分離，拘捕與慘殺共產黨員。7月15日，武漢政府舉行分共會議，正式決定與共產黨分裂。而中國共產黨亦發出宣言，撤回參加國民政府之共產黨員並痛斥反革命之罪惡。7月15日分共會議後，武漢上層分子公開封閉工農組織，壓迫群眾運動，逮捕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大規模慘殺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汪精衛、唐生智等甚至提出口號“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武漢當時的慘殺，並不亞於上海四一二的慘殺。革命的武漢已經成為反革命的根據地了。不久寧漢合作，蔣汪形成反革命的合流。
四一二大屠殺後，中國革命受到部分的失敗，武漢大屠殺後，中國革命遭受到嚴重的失敗。不但隱藏在革命陣營中的大資產階級代表假革命分子公開叛變了，就是曾經參加民族革命戰線的民族資產階級以及一些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投到和革命相反的方麵去了。剩下的隻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農民、城市貧民的革命力量，繼續為完成中國革命事業而奮鬥。
第七節 大革命的曆史總結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中，特別是在1924至1927年，中國人民曾經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的影響、推動與組織之下，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與偉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人，在這次大革命中，和無數革命青年在一起，擔負了最埋頭苦幹的最實際的革命工作，他們發展了全國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與農民運動，推動並幫助了國民黨的改組與國民革命軍的建立，形成了東征與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幹，領導了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鬥爭，這些奇功偉績，在中國革命史上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而永垂不朽！
但是，由於當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在1927年叛變了這個革命，出於當時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於強大，特別是由於在這次革命的最後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中國共產黨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在共產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治地位，以至於當反動派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中共與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致使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
陳獨秀投降主義的錯誤，第一，是在與資產階級政黨的統一戰線過程中，隻講聯合，不講適當的鬥爭，引導無產階級去適合資產階級的一群一黨的私利。第二，在政權問題上，這是革命的根本問題，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對於農民群眾、小資產階級群眾及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陳獨秀拒絕毛澤東的根本打碎過去反革命階級的全部統治機器、而代之以一個真正的革命人民的民主專政的無產階級方針，而使即便在革命力量到達的地方，舊的官僚的軍閥的製度也沒有被徹底破壞，這是大革命各種弱點中所集中表現出來的根本弱點。第三，在武裝問題上，這是政權這個根本問題中的根本問題，大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是武裝鬥爭。陳獨秀在北伐前既放任蔣介石在第一軍中逐出共產黨，在北伐中又更遷就了蔣介石，他隻想保留共產黨員在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軍官成分則保留舊軍官或交給蔣介石指派的人去做軍官，而不是經過群眾的革命的考驗由下而上地選拔出來，他不願許多共產黨員去擔任軍官職位；另一方麵，陳獨秀害怕以人民誌願兵製度去根本改造舊軍閥軍隊的雇傭製度，特別是在革命高潮的時候，拒絕大刀闊斧地組織人民的武力，這樣，就使得蔣介石黨徒得以在一定時候經過上層的反動軍官和利用雇傭製度，屠殺與驅逐革命的政治工作人員，把革命軍隊變為反革命軍隊，用以絞殺人民的革命。
第四，在共產黨的建設問題上，當時共產黨的組織是發展了，但是沒有鞏固，沒有能夠使黨員、黨的幹部、黨的組織在思想上鞏固起來；新黨員非常之多，但是沒有給予他們必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工作經驗也不少，但是不能夠很好地總結起來；共產黨內混入了大批的投機分子，但是沒有清洗出去；敵人與同盟者都在暗害共產黨，但是沒有警覺性；共產黨內湧出了很多的活動分子，但是沒有來得及造成黨的中堅骨幹；共產黨的手裏有了一批革命武裝，但是沒有能完全掌握住。
最後，對於中國革命的主要內容的土地問題，陳獨秀主義不但沒有批準農民的土地要求，而且限製了農民的鬥爭。大革命初期與中期，共產黨的路線是正確的，隻是到了最後的緊要關頭中，陳獨秀投降主義占了統治地位。陳獨秀投降主義在共產黨內的統治，是由於共產黨還是幼年的黨，還沒有經驗，缺乏深刻的革命認識，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而使裝著無產階級麵孔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篡據了共產黨的領導機關。陳獨秀機會主義的思想實質，便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曆史並沒有來得及使毛澤東同誌這種自覺的中國布爾什麼維克主義在中國共產黨內形成有組織的集中領導，便進入了十年土地革命國內戰爭的新時期。
附1：預習複習漫談問題
a。有人說：“共產黨是‘舶來品’，在思想基礎上物質基礎上，都沒有在中國產生的根據”。你過去與現在怎樣認識這個問題？
b。你知道中國在大革命時代有什麼大的工人運動工人鬥爭嗎？
c。有人說，“孫中山容納共產黨，共產黨卻在國民黨中‘跨黨’‘篡黨’，想陰謀倒國民黨”，你過去與現在怎樣認識？究竟是共產黨幫助了國民黨，而國民黨背信棄義屠殺同盟者呢？還是國民黨容納幫助了共產黨，而共產黨卻想陰謀倒國民黨，國民黨方不得不實行“清黨”呢？你有什麼事實根據？
d。北伐統一中國主要是誰的功勞？是“蔣總司令”們的功勞，還是共產黨人、工農人民的功勞？你有什麼事實根據？過去與現在你怎樣認識？
e。陳獨秀在大革命時代幹了什麼？起了些什麼作用？
f。毛澤東在大革命時代幹了什麼？起了些什麼作用？
附2：討論問題
a。在大革命時期共產黨的各次大會中、各個緊要關頭中，毛澤東同誌起了些什麼作用？現在來看他的思想與行動對不對？對在什麼地方？對當時中國革命起了何種影響？
b。《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什麼說是代表了大革命時期共產黨的正確路線？
c。試把毛澤東與陳獨秀兩種思想、兩條路線對比起來研究，你看其中區別在什麼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