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的封建買辦勢力——大資產階級，還埋伏在國民黨裏麵，以便尋找時機，重振旗鼓。在上海國際買辦市場上鬼混並替那些買辦市場的黑幕中主人充當走卒的蔣介石，便成為這種大資產階級在“革命”的假麵具下實行兩麵派陰謀的主要代表人。
三民主義的新發展
三民主義是近代中國曆史矛盾所發展的三大問題（民族問題、民主問題、土地問題）中抽引出來的。由於中國人民迫切要求解決這三大問題，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也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限製和損害，因而有一定的革命性，反映到作為自由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孫中山的思想中，他就明白地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這三大原則。
但是，自由資產階級同時又是個軟弱的動搖的階級，所以，在孫中山1924年（民國十三年）重新解釋三民主義以前，三民主義不僅是舊民主主義的政綱，而且是極不徹底的，有許多改良的溫和的色彩。在辛亥革命時，他的民族主義隻有反滿，並沒有提出反帝的主張，因而在清廷退位後，他覺得民族主義可以不要了，“二民主義”便夠了（如中華革命黨政綱），民權主義方麵也很不徹底不明確，民生主義方麵隻有抽象的“平均地權”。同時，又缺乏實行這些主義的方法，不敢真正依靠人民。
受了無產階級、共產黨的幫助，孫中山思想上有了極大的進步，像上述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中，對於民族主義，它指出“民族主義有兩方麵的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一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對於民權主義，則說：“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之外複行直接民權……近世各國所謂民權製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這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的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的個人及全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個人或團體，皆不得享有平等自由及權利。”至於民生主義，則提出平均地權、節製資本的辦法，承認“耕者有其田”並謀改善工人農民之生活。這個宣言和政綱的革命內容，是當時共產黨人曾幫助起草與修改的。雖然其中還有缺點（如政綱上的建國三時期之說等），但大體上是成了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這個宣言與政綱，與中共的最低綱領雖然在廣度與深度上不完全相同，然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原則上卻是相同的（即要求民族獨立解放——民族主義，主張實現各革命階級聯合的民主政治——民權主義，反對封建的土地剝削製度和限製大資產階級的專利——民生主義）後來1925—1927年大革命的勝利，就是中共與中山先生及其真實的革命信徒合作所創造的成績。一方麵，三民主義思想得到了新的發展（舊三民主義變成新三民主義）；另一方麵，便是新革命方法——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的產生（三民主義變成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把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義結合起來，這就獲得了嶄新的曆史意義。孫中山曾說：“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在他臨終時還說：“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孫中山的叛徒蔣介石輩，在大革命時期，是假裝著擁護新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大革命由其叛變而失敗後，則公開地拋棄了新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而拿孫中山舊三民主義中的一些詞句曲解起來，作為反革命的理論根據。
第四節 國共合作後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鎮壓商團反革命事件
國共合作以後，革命力量驟增，各地群眾革命運動突飛猛進。帝國主義、軍閥、買辦、豪紳都非常恐懼，叫囂“孫中山赤化”。首先就由國民黨內部的買辦豪紳代表張繼、謝持、鄒魯等國民黨右派，公開出來反對國共合作，說什麼“自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其所宣傳打倒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者，其作用係在破壞國民黨在國際之好感。一方麵則注意打破國民黨與國內各實力派（指當時各派軍閥）之合作……其計劃係在消滅國民黨”（見張繼等“護黨”宣言）。這種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一天天尖銳起來，其中最劇烈的一幕，便是鎮壓商團反革命事件。
廣東商團，是一種買辦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的反動武裝組織。以彙豐銀行買辦陳廉伯及陳恭受為首（他們都是國民黨右派）。他們依靠香港英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右派軍閥範石生等的軍事援助，企圖推翻孫中山的廣東國民政府。1924年（民國十三年）雙十節，國民黨左翼與共產黨領導廣大群眾示威遊行，當即遭受商團的屠殺，死者20餘人，傷者不計其數。屠殺後，商團全體出發，張貼迫孫中山下野的布告，武力脅迫商人罷市，並公開邀請帝國主義走狗軍閥陳炯明回省主持政局。孫中山這時借革命派和群眾的幫助，以武力平定商團，將商團軍擊潰。
馮玉祥舉行北京政變
在北方，自從曹錕賄得了“大總統”，爬到反動權力的最高點後，曆史注定他快要從寶座上跌下來。全國人民湧起了反曹吳的運動，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成了這個人民運動的先鋒。各反對派軍閥利用人民反曹反吳的情緒，和曹吳對抗；而曹吳則利用了“統一”的口號，要削平他們。1924年（民國十三年）9月間，爆發了蘇浙戰爭。與奉係有關的浙督盧永祥，為爭奪上海與直係江蘇督軍齊燮元發生戰爭，盧永祥失敗。
蘇浙戰爭是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前奏曲，接著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兩軍激戰於山海關附近。
可是，國共合作後革命運動的發展，影響到統治階級內部的分化，直係中馮玉祥之西北軍開始轉向革命。1924年10月，正當戰爭緊張關頭，馮玉祥忽從前線倒戈回北京舉行政變，通電主和，將所部改成為國民軍，與奉軍合擊直軍。直軍遂全線崩潰，橫行一時而自以為反動武力天下無敵的直係軍閥，土崩瓦解，曹錕變成了階下囚，吳佩孚變成了流浪漢逃到武漢。在北京則出現了奉皖兩係同意下的段祺瑞的執政府。這時，因為國民軍是軍閥隊伍中開始傾向革命的軍隊，所以在國民軍統治下，北方革命運動有了開展。
促成國民會議運動
“國民會議”的口號是中國共產黨在1923年（民國十二年）黎元洪出走北京時發表第二次對時局主張的宣言中提出來的。到1924年11月北京政變，馮玉祥倒戈直係潰敗後，中國共產黨第四次發表對於時局的主張，仍舊主張“隻有國民會議才可望解決中國政治問題，並希望國民黨努力使國民會議預備會急速在北京召集”。當時全國人民熱烈要求召開國民會議，製定憲法，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孫中山乃於1924年11月北上，企圖在北京召集國民會議，當時他發表的《北上宣言》一般是同意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的。孫中山北上過滬時，因為受到上海廣大群眾的革命影響，同時又多受了一次帝國主義切實的教訓（上海帝國主義反對孫中山登岸），因此更加確定了反帝國主義的決心。當時，上海、浙江、廣東、湖南、湖北等處都先後成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各地的民眾團體都紛紛通電宣言擁護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
北京反動的段祺瑞政府為著堵住群眾的要求，一麵邀請孫中山北上，一麵提出召集善後會議，與國民黨、共產黨所主張的國民會議相對抗。
孫中山的逝世和遺囑
孫中山到北京後，見段祺瑞的邀請毫無誠意，大失所望。段祺瑞在1925年（民國十四年）2月1日召集他所禦用的善後會議，而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亦於3月1日在北京召集，以與善後會議對抗。孫中山因勞累過甚，舊病複發，3月12日逝世於北京。他的死，引起了全國的哀悼，臨死留遺囑於其黨同誌，又致書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這樣寫道：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誌：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病，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之將來。
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借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製度中謀解放。
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製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之曆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於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成真正同誌之人。
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 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
親愛的同誌，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這封信，是孫中山對中蘇兩大民族合作的熱烈希望。共產黨和孫中山的忠實信徒，都是珍視中蘇的友誼和合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