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0章 結束語(3 / 3)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粉碎了國民黨的進攻被迫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國民黨反動派,把會議的召開和決議的通過看成是自己的政治失敗。他們在開會期間就違反《停戰協定》,把大量軍隊調往內戰前線。在會議結束後,國民黨反動派經過其中央全會,對簽訂政協決議表示反悔。此後,他們就明目張膽地破壞《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國民黨一直沒有停止過對東北解放區的進攻,4—5月間更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披著“調停者”外衣參加軍事調處工作的美國代表也支持蔣介石部署內戰。美國調運大量蔣介石軍隊到進攻解放區的出發地,又以大量軍火武器、軍事物資裝備和訓練蔣介石軍隊。美國的策動和支持成為蔣介石敢於發動大規模內戰的依靠。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為和平做了很多努力,但國民黨依仗美國援助,把這些努力看作是軟弱的表示而一一無理地拒絕。同時,國民黨又唆使特務橫暴地壓迫愛國民主運動、迫害民主人士。這些,充分地暴露了美蔣嘴上的所謂“和平”完全是一種欺騙。全國人民逐步從和平幻想中清醒過來,覺悟到要實現和平、民主、獨立,就不能不打倒國民黨反動派。

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調集30萬兵力,發動了對湖北、河南邊界的中原解放區的圍攻,中原解放軍6萬人在李先念、鄭位三、王震等領導下勝利地突圍轉移。

接著,7月間,在美國支持和指揮下,蔣介石使用正規軍160萬人的兵力,氣勢洶洶地向各解放區實行全麵進攻。敵人四麵八方地闖進了蘇皖、晉南、魯西南、膠東、冀東、綏東、察南、熱河、遼南等解放區。這樣,蔣介石集團在美國支持下,發動了在中國曆史上空前規模的內戰。

在戰爭開始時,國民黨軍總兵力有430萬人,而中國人民解放軍全軍則隻有128萬人。國民黨依仗自己兵力在數量上的優勢和美國的軍事援助,采取了全麵進攻的戰略,瘋狂地攻城奪地,企圖一下子消滅人民解放區。這次進攻在1947年初達到了頂點。

在國民黨軍進攻麵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英明地指出了戰勝國民黨軍進攻的政治方針和軍事方針。在政治方麵,組織廣泛的全民族的反對美蔣的統一戰線。在軍事方麵,在占暫時優勢的敵人進攻麵前,采取運動防禦的戰略,不以保守城市或地方為主要目標,而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

人民解放軍正確執行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軍事方針。在戰爭開始後,各解放區軍民堅決動員起來,以運動防禦作戰來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在8個月中,雖然主動地放棄了解放區內的重要城市張家口、承德、淮陰等地,卻消滅了敵人70萬人。人民解放軍用繳獲敵軍的裝備武裝自己,又把俘虜來的敵軍加以教育改造後補充了自己。這樣,人民解放軍愈戰愈多愈強,而國民黨軍隊愈戰愈少愈弱。於是,從1947年3月起,國民黨被迫停止全麵進攻,改為重點進攻,把進攻重點放在解放區的東西兩翼——山東和陝北,而在其他戰線上轉入守勢。彭德懷、賀龍、習仲勳領導的西北野戰軍和陳毅、粟裕等領導的華東野戰軍以靈活巧妙的戰術,粉碎敵人的重點進攻;同時,在東北和華北的人民解放軍也開始了局部反攻。

為徹底消滅封建買辦的政權而鬥爭經過一年的內線防禦作戰,人民解放軍消滅了國民黨軍112萬人,人民解放軍的正規軍由128萬發展為200萬。從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軍在全國範圍內轉入進攻,並將主要戰場移到了國民黨統治區。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到戰略進攻,喪失了巨大有生力量的國民黨軍則由戰略進攻被迫轉到戰略防禦。這是一個曆史的轉折點。毛澤東在同年12月在中共中央會議上所作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報告還係統地闡明了黨在軍事上的戰略、土地改革和整黨運動的方針、經濟政策、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等重大問題。

人民解放軍所以能夠打退國民黨軍的進攻,一個重要原因是解放區普遍實行了土地改革。在日本投降後,廣大農民迫切要求土地。中國共產黨為了及時滿足農民要求,在1946年5月4日發出指示,把減租減息政策改為沒收地主階級土地歸農民所有的政策。1947年9月,中國共產黨製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正式規定廢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製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製度。從此,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在老區和半老區普遍開展。在《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後的一年內,解放區約有一億農民獲得了土地。這就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參加解放戰爭和支援解放戰爭的積極性,極大地鞏固了戰爭後方。

國民黨統治區愛國民主運動的高漲 在蔣介石進行反人民內戰的同時,國民黨統治區日益殖民地化,經濟危機越來越嚴重,人民反對美蔣的愛國民主運動也越來越高漲。

國民黨統治集團官僚資本在日本投降後,“劫收”了日寇長期野蠻掠奪所集中起來的中國人民的財富,而更加肥了自己。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是買辦資本性質,從屬於美國壟斷資本的利益,因而國民黨統治區經濟日益殖民地化。為了維持四大家族的統治,蔣介石以出賣國家主權來換取美援。1946年11月,美蔣訂立了《中美商約》。通過這個賣國條約及其他一係列條約、協定,蔣介石把中國的許多重要領土主權及軍事、內政、外交、經濟主權都出賣給美國。於是,自日本投降到1947年7月,蔣介石共換得美援40億美元以上。美國商品像潮水一樣湧進國民黨統治區,加上蔣介石為了進行內戰對人民實行殘酷的搜刮掠奪,使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危機空前嚴重。中國民族工商業的一切生機被絞殺,農業陷於崩潰,物價暴漲,通貨膨脹,民不聊生。以抗戰前的物價為標準,日本投降前夕,物價為1800倍,1947年4月為6萬倍。蔣介石政府的法幣發行額在抗戰前夕是14億,日本投降前夕是5000億,1947年4月為16萬億以上。

隨著經濟危機的加深和國民黨統治集團政治欺騙的破產以及軍事進攻的失敗,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日益高漲。工人、學生和各界廣大人民的反對美蔣的鬥爭,形成另一條革命戰線,與解放區軍民的武裝鬥爭相配合。1946年9月,上海人民發起了“美軍退出中國周”運動。同年12月1日,正當蔣介石召開偽國民大會期間,上海發生了數萬攤販求生鬥爭的流血事件。12月底,全國各地學生50萬人舉行示威,抗議美軍強奸北京大學女生的暴行。到1947年5月,又爆發了全國學生“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愛國運動。蔣介石雖然用逮捕、監禁、毆打、屠殺等暴行來鎮壓學生、工人和廣大人民的鬥爭,但是人民的鬥爭卻一次比一次更堅決猛烈。1948年5月,又爆發了反對美國扶植日本侵略勢力再起的愛國運動。與人民為敵的蔣介石處在全民包圍之中。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人民,把希望寄托於中國共產黨,翹盼著人民解放軍趕快到來,自己能夠早日獲得解放。

在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後,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也明顯地建立起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1947年10月10日發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蔣介石,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口號,主張“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及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個宣言進一步推動了一切反對蔣介石獨裁政府的人們集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結成人民民主統一戰線。10月27日,窮凶極惡的蔣介石下令解散了中國民主同盟。有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原來幻想在革命反革命之間尋找一條中間的道路。在國民黨反動派殘暴壓迫下,這種走第三條道路的幻想便完全破滅了。

民盟被解散後,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各中間政治集團重新集合起來。1948年春季,民盟領導人沈鈞儒等在香港重建民盟領導機關。國民黨內幾個民主派的組織也聯合起來以李濟深、何香凝等為首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它們主張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反對國民黨反動政策和美國對華侵略政策。農工民主黨、民主促進會、民主建國會、九三學社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這時也采取了積極的政治態度。這樣,建立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條件已經成熟了。

1948年,中國共產黨在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中,發出了迅速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這個號召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各民主黨派和許多民主人士都發出通電熱烈響應,讚成召開人民政協。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勝利人民解放軍在1948年春、夏連續攻克了大批敵人重點設防的城市。1948年9月以後,先後發動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這三大戰役是人民解放軍和國民黨軍之間的主力決戰,9月12日至11月2日的遼沈戰役,東北人民解放軍殲滅了東北境內的國民黨軍全部主力47萬人,解放了東北全部地區。此後人民解放軍不但在質量上勝於敵人,而且在數量上也多於敵人,即敵軍總兵力降為290萬人,而人民解放軍卻增至300萬人。11月7日至1949年1月10日的淮海戰役,以鄧小平為書記,有劉伯承、陳毅、粟裕、譚震林參加的總前委指揮華東、中原兩大野戰軍,在徐州、宿縣、永城地區全殲了華東境內的國民黨軍精銳主力55萬人,解放了華東、中原地區長江以北除少數地點以外的全部地區。這樣,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中心——南京、上海就暴露在人民解放軍的麵前了。1948年12月5日至1949年1月31日的平津戰役,東北野戰軍和華北兩個兵團殲滅了天津和張家口的守敵,和平改編了北平的守軍,總計解決了國民黨軍主力52萬人,解放了華北除少數地點以外的全部地區。三大戰役使國民黨軍主力大部喪失,使中國人民的革命得到了軍事上的基本勝利。

由於革命的勝利,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在毛澤東主持下,會議確定將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向城市。會議提出要依靠工人階級學會管理城市的任務。會議分析了革命勝利以後國內各種經濟成分,指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並規定了黨對於各種經濟成分所必須采取的政策,從而製定了在革命取得全國勝利以後使中國開始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基本原則。會議以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遷到北京。

當全國戰局急轉直下、國民黨反動統治即將覆亡的時候,為了挽救敗局,國民黨反動集團在美國策劃之下,發動了“和平攻勢”。1949年1月1日,蔣介石發出了虛偽的求和聲明,企圖借口“和平”贏得喘息時間,調養創傷,以便卷土重來,撲滅革命。針對這個虛偽的求和聲明,毛澤東在1月14日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了取得真正和平的八項條件。1949年4月20日,當中國共產黨代表和國民黨李宗仁政府代表張治中、邵力子等擬好了《國內和平協定》後,南京國民黨李宗仁政府卻拒絕簽字。這樣,國民黨反動派“和平攻勢”的陰謀就被完全揭穿了。

1949年4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開始橫渡長江,向江南進軍,以解放全中國。23日,解放了國民黨反動統治中心的南京,正式宣告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滅亡。緊接著,人民解放軍在江南、西北數千裏戰線上勇猛前進,掃蕩殘敵。到1949年底,全國大陸除西藏以外全部解放了。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在全國範圍內取得了基本的勝利。

從1946年7月到1950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消滅國民黨軍隊共807萬多人,繳獲各種炮54400多門,各種機槍319900多挺,坦克和裝甲車1000多輛,汽車20000萬多輛,以及其他大量的武器和裝備。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當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範圍內被推翻以後,中國人民必須建立人民自己的國家。毛澤東為了闡明新中國的國家性質和各項基本政策,在1949年7月1日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他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性質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它的國際政策是“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在這篇論文中,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擬訂了建設新中國的基本原則。

9月21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大會。這是一個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愛國民主分子、各少數民族及海外華僑的代表在內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會議。人民政協具有代表全國人民的性質,因此,政協雖然不是普選產生的,但它代表了全國人民的意誌,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會議根據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草案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綱領規定了新中國的國家性質和任務,規定了人民的權利和義務,規定了新中國的政權機構、軍事製度、經濟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在綱領中明確規定了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經濟在經濟上的領導地位。這種領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主要保證。共同綱領成為中國人民的臨時大憲章。會議又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了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選出周恩來等56人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決定了國旗、國歌,並定都北京。

第五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與為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五年

(1949年1月至1954年10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北京舉行。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向全國人民和全世界發出公告,莊嚴地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式成立。中國的曆史從此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從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整整經曆了30年時間。在過去30年中犧牲了無數革命先烈,經過了多少艱難曲折,現在,這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終於勝利了。這個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6億人口的大國中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新勝利,是世界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

早在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裏指出:“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革命走完了第一步,開始了第二步。這是中國曆史的新時代——在人民民主專政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偉大時代。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政黨,它從此擔負了領導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任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歡呼。蘇聯在1949年10月2日就宣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隨後,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阿爾巴尼亞、緬甸、印度、巴基斯坦、挪威、丹麥、阿富汗、芬蘭、瑞典、越南、瑞士、印度尼西亞、南斯拉夫等國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相繼建立了外交關係。英國、錫蘭、以色列、荷蘭等國都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和平外交政策,主張同世界各國和平共處。1950年2月14日,在毛澤東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帥的主持下,中蘇兩國在莫斯科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兩國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及大連的協定和關於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

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後,首先遇到了財政經濟方麵的很大困難。由於長期戰爭的影響和國民黨反動統治遺留下來的金融紊亂、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城鄉交流停滯、工農生產破壞等情況,以致財政經濟的困難十分嚴重。為了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必須大力平衡財政收支,穩定金融物價。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這個決定規定: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統一全國物資調度;統一全國貨幣管理。這一決定的執行使我國很快製止了通貨膨脹,穩定了物價。與此同時,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人民進行恢複交通、興修水利、救濟災荒、發展貿易、調整工商業、減輕人民負擔等工作,使財政經濟情況趨於穩定並開始好轉。

1950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第七屆第三次中央全會。這次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報告。討論了劉少奇、周恩來、陳雲、聶榮臻等有關土改、外交、統戰、財經、軍事方麵的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中國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需要三個條件:(1)土地改革的完成;(2)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3)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他指出:這種好轉是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的必要條件。他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為創造這三個條件而努力。

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規定:“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製,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製,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經過幾個月的準備,從1950年冬季起,在全國範圍內開始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這項工作到1953年已全部完成(若幹少數民族地區除外)。它使全國數達三億的無地少地農民獲得了約7億畝土地以及其他生產資料。封建主義的土地所有製已被徹底消滅,農民在過去每年交納給地主作為地租的一千億斤糧食,已經永遠免除了。在土地改革中,特別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農村中開展了蓬蓬勃勃的生產運動,發展了廣泛的互助合作運動,因而提高了農業生產,改善了農民生活;同時,從政治上使農民群眾組織起來,和工人階級建立了最密切的聯盟。

抗美援朝正當中國人民積極進行恢複和發展生產建設的時候,1950年6月25日,以美國為首的侵略集團發動了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侵略戰爭,美國並於同時侵占了中國的領土台灣,封鎖了中國海口,美國的空軍還不斷地侵入中國東北領空,進行偵察活動和轟炸掃射我國村鎮城市。同年10月,美國侵略軍逼近到中國東北的邊境,嚴重威脅了中國人民的安全。於是,在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號召下,中國人民進行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各階層男女青年踴躍報名參加中國人民抗美援朝誌願軍。誌願軍司令員彭德懷率領誌願軍赴朝鮮前線抗擊美國侵略。誌願軍在朝鮮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經過了3年零32天艱苦殘酷的戰爭,終於取得了偉大勝利,斃傷俘敵軍109萬人,其中美軍39萬多人,迫使美軍代表在1953年7月27日簽訂了《停戰協定》。這個勝利是由於中朝兩國人民的全力支援,由於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深厚同情和援助,經過中國人民誌願軍和朝鮮人民軍的英勇戰鬥和艱苦工作而得來的。戰爭的勝利保衛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增強了中國的國防;嚴重打擊了美國的侵略政策,鼓舞了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保衛了遠東和世界的和平。同時,也給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必要的國際條件。

在這次戰爭中,全國人民普遍參加了抗美援朝的運動,受到深刻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教育,提高了政治覺悟,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人民的團結。這種愛國主義的團結力量,大大地促進了中國各項社會改革和經濟恢複與建設工作,使中國人民在進行抗美援朝戰爭中,勝利完成了各項社會改革和經濟恢複工作,並開始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當局締結協定,和平解放了西藏,從而完成了中國大陸的統一。

各項社會民主改革運動的進行從1950年到1952年,中國還進行了一係列的社會民主改革運動。除土地改革運動外,首先是鎮壓反革命運動。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懲治反革命條例。自3月起,各地人民政府大張旗鼓地進行了鎮壓反革命的工作。各階層人民都積極協助人民政府進行這一運動。嚴重打擊了反革命分子,大大地加強了人民民主專政。

在1951年、1952年,又進行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全國大多數知識分子經過學習,用批評與自我批評方法進行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大量地掃除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思想影響,進一步鞏固了工人階級思想的領導地位,並在全國掀起了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著作的高潮。

在1951年冬和1952年上半年,又在國家機關中進行了反對貪汙、浪費及官僚主義,在社會上反對資本家盜竊國家資財等違法行為的運動。前者給貪汙浪費分子以嚴重打擊,使貪汙浪費現象大大減少,後者則打退了不法資產階級向國家機關、國營經濟和工人階級的猖狂進攻,給國家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造成了有利條件。

此外,在城市居民中也進行了民主改革運動,肅清了殘存的封建反動勢力。在1952年春,還進行了全國範圍的貫徹婚姻法的宣傳運動,有力地改善了婦女的社會地位。

經濟恢複工作的勝利完成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進行抗美援朝鬥爭中,按照毛澤東指示的方針,爭取了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在1952年勝利地完成了國民經濟的恢複工作。由於在工廠和農村中進行了增產節約、勞動競賽和愛國增產運動以及生產上的許多改革工作,大大地提高了工農業生產。主要工農業產品在1952年均已超過或接近中國曆史上的最高生產水平;交通運輸和商業有相應的發展;國家財政收支一直保持平衡,市場物價保持穩定;人民購買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這就使中國有可能開始有計劃的經濟建設。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開始1953年,中國進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並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中國共產黨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確定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它的要點如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在這條總路線提出以後的幾個月中,中國共產黨向全體黨員、幹部和全國人民進行了規模巨大的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和教育工作,使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獲得了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擁護,使社會主義新思想在國內樹立了壓倒一切的優勢,使資本主義舊思想受到了深刻批判。

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156個建設單位為中心的、由限額以上的694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以建立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發展部分集體所有製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和發展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建立對於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基礎;基本上把資本主義工商業分別納入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軌道,建立對於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

1953年,在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的鼓舞下,中國超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第一年的任務。在工業方麵,1953年全國工業總產值比1952年增加了33%,現代工業總產值已占工農業總產值的31%左右,國營、合作社營及公私合營工業總產值已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62%。在農業方麵,1953年有些地方雖然發生了嚴重的災害,但糧食的總產量仍略高於豐收的1952年的水平。組織在農業生產互助組和合作社中的農戶1953年已達全國農產總數的43%。1953年底,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發展到14900多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有了4800 多個,入社的有30萬手工業者。此外,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有計劃有係統地進行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工作,在1953年也有了進展,資本主義工業的主要部分已逐步轉變成了以公私合營為主要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這些偉大成就標誌著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由於人民消費力增長的速度超過了消費品生產發展的速度,形成了供應和需要之間的不平衡。從1953年冬季開始,國家先後實行了糧食、油料、棉布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以及棉花的計劃收購,以便調節供需關係,穩定市場物價,保障人民的生活和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

由於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勞動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顯著地改善了。1953年,全國人民的購買力比1952年提高了20%左右。職工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根據中央五個工業部門的統計,1953年按貨幣計算的平均工資比1950年增加了84%。職工勞動條件和福利設施也有重大改善。

中國文化教育事業也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而穩步地前進了。在1953年底,全國高等學校學生達到21.6萬多人。中等專業學校學生達到66.9萬人,普通中學學生達到293萬餘人;小學學生達到5150萬餘人,幼兒園幼兒達到42.5萬人。各級學校學生中工農子女成分逐年增加,工農群眾的業餘教育在全國範圍內積極進行,在職工業餘學校中學習的學生約有300萬人,農民業餘學校學生有2700萬餘人。同時,掃除文盲工作也在繼續進行。由於人民群眾對文化生活需要的增長,書籍報刊的發行數量、公私營劇團、農村業餘劇團均有很大發展。

中國共產黨七屆四中全會的召開,黨內團結和黨的領導作用的加強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在黨內教育、幹部學習、整黨建黨工作等方麵都獲得不少成績。黨員總數在1950年底已達580萬人。在1951年開始了整黨工作。到1954年2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時,已有黨員650萬餘人,黨員成分有了進一步的改善,黨的戰鬥力也進一步提高了。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舉行了第四次全體會議。劉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的委托向全會作了報告,全會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批準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在1954年年內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決議(後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在1955年3月召開)。

四中全會特別注意怎樣保證過渡時期總路線這個艱巨任務的實現。四中全會一致認為:黨的堅固的團結是黨在過去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今後為了在極複雜尖銳的鬥爭中取得勝利,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隻有依靠黨的領導,依靠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堅固團結。

為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合作事業而鬥爭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人民積極參加了和平戰線上的活動。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於1952年10月在北京召開。這個會議對亞洲和世界和平事業有著重要影響。

1954年4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美國、法國、英國及其他有關國家在日內瓦舉行外長會議。會議任務是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複印度支那和平的問題。

關於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由於美國代表和南朝鮮李承晚集團代表在日內瓦會議上采取蠻橫無理的破壞政策,使這個問題沒有達成協議。在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上,由於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以莫洛托夫為首的蘇聯代表團和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的努力,由於法國和英國的代表團在這次會上表現了協商的誠意,終於克服了美國政府的阻撓,在7月21日達成了恢複印度支那和平的協議。這一協議撲滅了印度支那延續八年之久的戰火,為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作出了重大貢獻。

1954年6月25日至29日,周恩來總理應印度總理尼赫魯和緬甸總理吳努的邀請,先後訪問了印度和緬甸。中印兩國總理和中緬兩國總理分別舉行了會談,並在他們分別發表的聯合聲明中一致確認: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應當成為指導中印、中緬兩國之間關係的基本原則,並認為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應當同樣適用於亞洲其他國家的關係之間和一般的國際關係之間。中印、中緬總理的會談進一步發展了中印和中緬之間一向存在的傳統友誼,並對亞洲和世界各國的和平合作事業起了積極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了同蘇聯和社會主義各國的友好關係。1953年11月,中朝兩國簽訂了經濟及文化合作協定。1954年7月25日,中國和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兩國總理發表會談公報,表現了中德兩國人民在和平事業中的互相關懷和支持。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4年,中國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簽訂了關於經濟和文化的一係列協定。此外,並和印尼、巴基斯坦、芬蘭、錫蘭、日本、英、法等國的政府或人民團體簽訂或延長了貿易協定或合同。

中國人民一定要統一祖國台灣是中國的神聖領土。1954年8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決議,號召全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從各方麵加強工作,為解放台灣、完成中國人民的神聖解放事業而奮鬥。8月22日,各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為響應中央人民政府的號召,發表了關於解放台灣的聯合宣言,表現了中國人民統一祖國的不可動搖的意誌。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製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更加鞏固和發展了。各少數民族的經濟和文化生活也有了改善和發展,各少數民族聚居區先後實現了區域自治,建立了民族民主政府。西藏在和平解放後,工作也有進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形成為一個各民族和睦的大家庭。

1953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選舉法,從5月開始,在全國展開了基層選舉工作,參加投票的選民共占登記選民總數的85.88%。經過這次普選,人民群眾建設祖國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更加發揚起來。

在基層選舉工作完成以後,接著召開了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出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且在這一基礎上選出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中包括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人物,這說明了各級國家權力機關具有最廣泛的代表性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性質。

1954年9月15日到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1226名代表在首都北京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聽取了劉少奇關於憲法草案的報告,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是中國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憲法把中國人民的偉大成就固定下來,莊嚴地宣布了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原則。憲法也規定了中央和地方的人民民主的政治製度,規定了人民的基本權利和它們的保證。

會議製定了幾個重要的法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等各項組織法——規定了各個國家機關的組織和活動原則,進一步具體化了國家的根本政治製度——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憲法和這些法律的製定,將使中國人民的政治生活和國家生活進一步民主化。

會議批準了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大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選舉了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同時還選舉和決定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等以及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擔任國家的領導工作。

第六節 中國現代的文化革命

在中國文化戰線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後構成了兩個不同的時期。在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戰線上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新學)和封建地主階級的舊文化(舊學)的鬥爭。在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思想,這就是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

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革命。新民主主義文化革命也是一樣。它是以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為領導的,反對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的文化革命。

在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裏,代表資產階級文化思想的新學派,曾經同封建買辦思想的反動文化同盟打過幾個回合,然而被打敗了。戰敗了的新學派在分化,一部分人活動著,要求民主與科學;一部分人彷徨著,不知往哪個方向走去;一部分人觀望著,看看有什麼對自己有利的機會;其餘的人和反動文化同盟接近或結合起來。以帝國主義文化為盟主的反動文化同盟,因新學派的墮落部分陸續參加進來,勢力加強了。它是統治當時文化界的主要力量,也是新民主主義文化革命的主要對象。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的勝利,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運動爆發了,中國人民革命從此進入新的曆史階段。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主義的運動。在其開始時,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這三部分人原來就是新學派裏彷徨觀望著的那些人。其中最先進的一部分人,擺脫了舊民主主義思想的羈絆,接受了初步的共產主義思想,因而他們在這個運動中處於領導的地位,並且經過鬥爭的鍛煉,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領導下的五四運動,在文化革命方麵,提倡科學和民主,反對孔教,反對舊禮教、舊道德、舊文學,反對宗教迷信,反對整個舊社會和政治製度。李大釗的《青春》,號召青年“衝決過去曆史之羅網,破壞陳舊學說之囹圄”,以創造民主的“青春中國”,表現了中國人民徹底的革命氣概。魯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響徹了毫不妥協的反封建的戰鬥呼聲。在新文化運動的淩厲攻勢下,舊道德的老營寨孔家店(當時先進分子輕蔑地稱呼兩千多年前孔丘所倡的封建倫理道德的學說、及信奉孔丘的儒家流派叫做“孔家店”)被打得粉碎,舊文學的文選派、桐城派也被打得一敗塗地,舊文化被打得落花流水。自有中國曆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中國人民革命深刻化了,文化鬥爭也像政治鬥爭那樣深刻化了,原來是五四運動右翼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大部分投奔到反動文化同盟那邊去,在帝國主義者的指使下,成為反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得力工具,胡適就是其中特別得力的一個工具。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文化新軍,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進攻。這支生力軍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中,不論在哲學、經濟學、政治學、軍事學、曆史學、文學、藝術方麵(又不論是戲劇、電影、音樂、雕刻、繪畫),都有了極大的發展。這支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曆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支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20年代初,以郭沫若、成仿吾為首的創造社,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探索。20年代末,魯迅和其他革命作家積極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進一步推動了無產階級文藝運動。1930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支持下,魯迅等革命作家發起組織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推動了廣大作家積極宣傳馬列主義,努力進行創作,以文藝為武器配合當時的革命鬥爭,在文藝理論和文藝創作兩方麵都做出了貢獻。與此同時,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都有了中文譯本,新興的社會科學論著也流行起來。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論證了我國古代社會完全符合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有力地駁斥了胡適之流所鼓吹的“我國國情不同”,“馬克思主義不適用於中國”的謬論。以胡適為首的反動文化同盟在這支文化新軍的陣前潰敗下去了。

國民黨的文化圍攻,主要采取文化專製主義的強製手段和恐怖政策。正如魯迅當時指出的:“現在抵製左翼文藝的,隻有誣蔑、壓迫、囚禁和殺戮!來和左翼作家對立的,也隻有流氓,偵探,走狗,劊子手了。”麵對國民黨恐怖政策,魯迅像一株參天大樹,以“橫眉冷對千夫指”、“怒向刀叢覓小詩”的革命戰鬥精神,鍥而不舍,懷著對敵人的憎恨,呼嘯著前進。他的戰鬥雜文反映了“中國大眾的靈魂”,刻畫了各種黑暗勢力的鬼臉。他的鋒利的筆“是對帝國主義、漢奸賣國賊、軍閥官僚、土豪劣紳、法西斯蒂,以及一切無恥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鏡”(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它教育和鼓舞了人民,給人民指出了方向。瞿秋白曾和魯迅一起從事左翼文化工作,也寫了不少戰鬥的雜文和文藝評論。茅盾的《子夜》生動地刻畫了買辦資本家和民族資本家的形象,指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不可能走向資本主義。國民黨的文化圍攻慘敗了,文化新軍在文化戰線上獲得徹底的勝利。

偉大的中國古代優秀文化的繼承者和新文化的創造者毛澤東給中國現代文化史做了英明的總結,並明確地指示出文化新軍前進的道路。

1940年1月,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具體分析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文化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無產階級文化;指出資產階級文化失敗的必然性和無產階級文化的無敵性,指出新文化必須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也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義論》指出了中國文化無限發展的前途。

1942年5月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著作批判了非無產階級主要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文藝問題上的各種糊塗觀念,解決了文藝理論上的許多根本問題,明確指出了文藝為廣大工農兵群眾服務的總方針。這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著作。

1949年7月1日,為紀念中國共產黨28周年,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又一次給1840年以來的中國文化作了簡要深刻的總結。文章指出:“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曾經留戀過別的東西的人們,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覺悟過來了,有些人正在換腦筋。事變是發展得這樣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學習。人們的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們歡迎這種善良的要求重新學習的態度。”這裏說的“一切別的東西”主要是指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的那些所謂新學。由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那些“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新學裏的社會學說被證明為完全無用之物了。新學派的墮落部分一向仇視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他們願意做帝國主義的文化奴隸。新學派的絕大部分是有愛國思想的。他們要求重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是完全自然的。在這個基礎上,自我改造思想,努力使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逐步消滅下去,工人階級思想逐步生長起來,這意味著文化大軍將擴大自己的隊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文學藝術的創作將有進一步的充實和發展。

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中國已有了將近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曆史。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我們知道,現時的新文化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的。中國舊文化的遺產如此巨大,這是發展新文化事業的一個優越條件。關鍵在於孜孜不倦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認真地清理那些文化遺產,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華,使它成為有用的知識的一部分。文化工作者必須珍重這一份文化遺產,並且很好地予以利用。

後記

1951年,中國史學會為了適應國內外廣大讀者的需求,決定編寫一本簡明的闡述中國通史的書。由郭沫若會長、範文瀾副會長召集了十幾位中國史研究工作者開會,決定書名為《中國曆史概要》,字數為十四五萬,書的內容要反映中國史學界多數同誌的觀點。推定翦伯讚(1898—1968,當時為燕京大學社會學係教授,1952年後任北京大學曆史係主任)、邵循正(1909—1973,當時為清華大學曆史係主任)和我三人執筆。此後,範文瀾同誌始終主持了此書的討論、修改和定稿工作。1952年印出初稿,1954年印出二稿。兩稿均曾分送國內史學界同誌廣泛征求意見。根據收集到的意見,範文瀾同誌多次召集十幾位史學工作者參加此書的討論和修改。1955年定稿後,由人民出版社於1956年2月出版,此後又重印過幾次。同時,由外文出版社翻譯成英文、德文、法文出版,由民族出版社翻譯成朝鮮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出版。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本講中國通史的讀物。

林彪、“四人幫”橫行期間,此書遭到他們的幫徒戚本禹在報刊上點名攻擊。翦伯讚、邵循正兩位老曆史學家被摧殘致死。“四人幫”被粉碎以來,在華國鋒同誌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史學界又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新氣象,此書乃由知識出版社重印,同向四個現代化進軍中的廣大讀者見麵。這也是對翦伯讚、邵循正兩位老一代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的紀念。

當年關懷和主持此書定稿工作的郭沫若、範文瀾兩位老學者,與參加討論和修改此書的陳垣老教授、柴德賡同誌等均已逝世。在十幾位參加此書工作的史學界同誌中,我是最年少的。老成凋謝,眾芳搖落,史學界老一代博古通今、熟諳馬列、治學嚴謹的學者,越來越少了。他們所留下的空白,是難以彌補的。人民的事業越前進,越使我們深深感到他們的逝世是多麼大的損失!也更激勵我們年青一代要加倍努力,急起直追,勇於創新。

翦伯讚老教授生前對本書古代史部分有一個仔細修改過的遺稿,由張傳璽同誌最近尋揀出來。老教授對此稿修改工作做得如此仔細和認真,睹遺墨而悼前賢,令人神傷!他的一絲不苟的治學精神,永遠是我們後繼者學習的楷模!

這次重印前,我們對本書作了少量的修訂。古代部分是由張傳璽同誌依據翦老教授的遺稿整理的。近代史部分的修訂工作是陳慶華同誌擔任的。現代史部分是我修訂的。

因為本書是“概要”性質,寫作時字數限製很嚴,五千年事,薄薄一本,以致語焉不詳。缺點錯誤,在所難免,衷心歡迎指正。

胡華

1979年11月22日

中國近代革命史講話

此初稿為華北大學教學用書,1949年5月曾以第一、第二、第三編分三冊單行本在華北大學校內印行。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目前僅存第二、第三編。本文據此輯印。原載《中國近代革命史講話(初稿)》,華北大學194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