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
（1927年8月至1937年6月）
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罪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後，不僅民族資產階級附和買辦資產階級叛變了革命，而且一部分小資產階級也離開了革命。繼續革命的隻剩下工人階級、勞動農民和貧苦的城市小資產階級了。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買辦資產階級以國民黨反動派為新的工具，代替北洋軍閥，建立了反革命的國民黨新軍閥統治。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是依靠帝國主義支持而建立起來的，因而它對外是投降帝國主義的。蔣介石賣國集團主要是依靠美、英帝國主義，同時也處處仰承日本帝國主義鼻息。
美、英、日等國家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爭奪中國市場的鬥爭，作為這種鬥爭的反映，是國民黨各派新軍閥之間的戰爭比以前更加頻繁。從1927年10月至1930年的三年間，有大規模軍閥戰爭六七次。1927年10月爆發了南京的蔣介石、李宗仁同武漢的汪精衛、唐生智之間的戰爭。11月，爆發粵、桂軍閥爭奪廣東的戰爭。1928年2月，爆發了英、美所支持的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四派為一方，同日本所支持的張作霖為另一方爭奪華北的戰爭。1929年3月，又爆發了蔣介石同李宗仁爭奪華中的戰爭。10月，有蔣介石對馮玉祥的戰爭；12月，又發生了唐生智、石友三的反蔣戰爭。1930年4月，爆發了蔣介石對閻錫山、馮玉祥的中原大戰。此外，雲南、貴州、四川、山東各省小軍閥的混戰，也是連年不息。這些內戰據估計戰死的約50萬人，戰禍遍於大半個中國。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這些軍閥戰爭都是蔣介石方麵得到了勝利。其原因是由於他挾持著國民黨中央政府和國民黨中央的名義，取得了美、英等國大量援助，並且有上海、江浙金融財閥的支持。各個帝國主義國家一方麵支持蔣介石反動政權作為鎮壓革命和剝削中國人民的總工具；一方麵又繼續采用分裂政策，扶植兩廣、四川、西北、東北各個地方軍閥保持半獨立狀態，支持他們不斷地同南京政府公開對立以至進行戰爭。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是依靠地主買辦階級，特別是江浙金融財閥而建立起來的地主、買辦、軍閥、官僚、流氓、黨棍混為一體的統治。這個政權的實質和北洋軍閥並沒有區別。所不同的隻是在形式上以國民黨的新軍閥代替了北洋舊軍閥，並盜竊了曾是革命的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旗幟，作為他們反革命欺騙的幌子，實行比北洋軍閥更為凶殘的法西斯統治。
關於這個反革命政權的本質，毛澤東早在1928年10月就指出：“現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對工農階級的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比從前更加厲害……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毛澤東選集》，1版，第1卷，47頁。
這個殘忍黑暗的反動統治，對中華民族的精華——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施行了慘無人道的野蠻殺戮。從1927年革命失敗以後的四五年間，直接被殺害的革命者在100萬人以上。一大批黨的優秀領導人，如郭亮、蔡和森、陳延年、趙世炎、蕭楚女、惲代英、向警予、熊雄、彭湃、羅登賢、羅亦農、王荷波、陳喬年、夏明翰、孫炳文、何孟雄等都在這期間慘遭殺害。
但是，不管蔣介石集團如何殺人不眨眼，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人，是斬不盡、殺不絕、嚇不倒的！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幹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他們高舉起革命的大旗，舉行了武裝的抵抗……”《毛澤東選集》，1版，第3卷，937頁。
八一南昌起義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為了挽救革命的失敗和繼續進行革命鬥爭，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決定，周恩來、朱德、賀龍、葉挺、劉伯承等率部3萬餘人，於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舉行起義。這個起義創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軍隊，舉起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革命大旗。但是，起義隊伍沒有和江西的農民運動相結合，而南下向廣東進發。他們經過福建，占領了廣東的潮州、汕頭。10月初，遠征隊伍在和優勢的敵人作戰中遭到失敗。失敗後的隊伍一部分衝到海陸豐和當地農軍會合，另一部分約1000人由朱德、陳毅率領，輾轉到湖南南部領導農民起義，擴大隊伍至9000餘人。後來，朱德、陳毅帶領這些部隊轉移到井岡山，和毛澤東所領導的部隊相會合，這是中國最早的工農紅軍的來源。
8月7日，中國共產黨在漢口召集中央緊急會議。會議決定徹底克服黨內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組織了新的中央領導機關。會議決定領導全國人民繼續進行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革命鬥爭，決定舉行湘、鄂、粵、贛四省秋收起義，領導農民分配地主土地，以武裝起義來推翻國民黨的反動政權。
八七會議以後，中共中央派毛澤東到湖南東部江西西部一帶領導秋收起義，攻打長沙。9月間，毛澤東將參加起義的平江、瀏陽的農軍，安源的礦工和武昌國民政府警衛團組成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分路攻打醴陵、瀏陽、平江，以便進一步進攻長沙。但在作戰中遭到了挫折。毛澤東把失敗後的部隊集中於湖南瀏陽文家市，決定放棄打長沙的計劃，轉向羅霄山脈中段開展遊擊戰爭。經過艱苦作戰，10月間，這個部隊到達湖南、江西兩省邊界的井岡山區域，在那裏創造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12月11日，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張太雷、葉挺、葉劍英、聶榮臻等領導了廣州工人和士兵舉行武裝起義。參加起義的有五六萬人，建立了廣州人民革命政權。經過三天英勇的血戰，由於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反動派糾集強大的武裝力量的反撲，這個起義終於失敗了。
廣州起義是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之後又一次人民起義，是對國民黨反動集團的嚴重打擊。雖然這次起義失敗了，但它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一樣，是創立紅軍的偉大開端。
1928年4月，朱德率部和毛澤東的部隊會合，兩部共一萬餘人，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無產階級領導的完全新型的工農武裝部隊的創建，是中國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紅四軍在井岡山附近各縣展開遊擊戰爭，發動農民分配土地，建立工農民主政權，並連續粉碎了湘、贛軍閥部隊的三次圍攻。
毛澤東向井岡山進軍的偉大意義在於，把革命失敗後從城市裏退卻，和向農村進攻結合起來。毛澤東在1928年10月間發表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的著名論文。他指出，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半殖民地的中國，由於各派軍閥不斷的分裂和戰爭，就造成了一種縫隙，使鄉村紅色政權能夠在四周圍白色政權中產生和存在。他指出，根據黨的正確領導，把紅軍戰爭、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三者結合起來，經過長期的革命戰爭，就能夠逐步發展和擴大鄉村革命根據地，包圍城市，最後取得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毛澤東的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給中國革命指出了一條新的正確的發展道路。
革命根據地的發展1928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84人，代表黨員4萬多人。大會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教訓，肯定革命失敗後中國社會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革命性質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大會指出，當時的政治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的低潮時期，黨在當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群眾，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大會並通過了關於中國民主革命的十大綱領。
1929年春，毛澤東和朱德率領工農紅軍第四軍進入江西南部，發動群眾，展開遊擊戰爭，開辟了贛南革命根據地；同年3月至12月又三度入閩，與郭滴人、鄧子恢、張鼎丞等領導的閩西地方黨和起義部隊結合，開辟了閩西根據地；1928年7月，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領導平江起義，成立了紅五軍，開辟了湘鄂贛根據地；1927年冬，方誌敏、邵式平、黃道領導弋陽、橫峰起義，到1930年夏成立了紅十軍，開辟了閩浙贛根據地；以後形成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組成紅一方麵軍，共3萬餘人，由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委。1927年11月到1928年11月，吳光浩、潘忠汝、戴克敏、吳煥先等領導的黃麻起義和周維炯、漆德偉、徐其庶等領導的商城、六安起義的遊擊隊，發展到1929年在鄂東、皖西、豫南三個地區各成立了一個師的紅軍。1930年春，在曾中聖、許繼慎的領導下，三個地區連成一片，形成鄂豫皖根據地，紅軍統一編為紅一軍。隨後，又與鄂中的紅十五軍擴建為紅四軍團，徐向前任總指揮。1928年春，賀龍、周逸群、盧冬生等回到湘鄂西，和已在當地堅持的賀錦齋、段德昌、段玉林等領導的遊擊隊會合，先後在湘鄂邊和洪湖地區建立了紅四軍（後改為紅二軍）和紅六軍。1930年兩個軍在公安會師組成紅二軍團，賀龍任總指揮，周逸群任政委，創立了湘鄂西根據地。1929年12月到1930年2月，鄧小平、張雲逸、李明瑞，俞作豫等率領在黨影響下的軍隊和韋拔群領導的農民武裝，先後在右江的百色和左江的龍州舉行起義，成立了紅七軍和紅八軍，以及工農民主政府。1928年春，劉誌丹、謝子長領導渭華起義，起義後在關中、陝北一帶進行遊擊戰爭。總計在1929年、1930年中，中國共產黨在湖南、江西、福建、湖北、安徽、廣西、廣東、河南等地境內先後建立了大小15個革命根據地，而以江西根據地為中心。
在工農民主政權所在地和紅軍所到的地方，廣大農民群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展了土地革命運動。根據地黨組織和毛澤東所製定的土地革命路線是：依靠雇農、貧農，聯合中農，限製富農，消滅地主階級。毛澤東主張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財產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但同時給富農以經濟上的出路，給一般地主以生活上的出路。凡是開展了土地革命運動的地區內，封建和半封建的剝削製度被徹底消滅了，農民獲得了大翻身，他們就積極起來保衛革命根據地，支援紅軍作戰。廣大農民的積極支持，是紅色區域能夠長期存在、紅軍能夠不斷取得勝利的基本原因。
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由於廣大農民的支持，中國工農紅軍壯大起來了。到1930年全國紅軍已經有13個軍，約6萬人。紅軍的建軍原則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軍隊，是服從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服務於人民鬥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工具。這個軍隊本身是民主的，它反對軍閥主義、流寇主義傾向。紅軍的戰略戰術原則是：充分利用敵人的弱點和自己的優點，充分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以遊擊戰和帶遊擊性的運動戰作為當時的主要戰爭形式；采取戰略上的持久戰和戰役戰術上的速決戰，戰略上的以少勝多和戰役戰術上的以多勝少，來戰勝敵人，壯大自己。由於中國工農紅軍是按照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軍事路線來進行建設和進行作戰的，所以它能逐漸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成為打不垮、拖不爛、無堅不摧的力量。
紅軍運動的高漲，嚴重威脅著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統治。1930年12月，蔣介石軍隊開始了對江西中央根據地的大規模圍攻。在中央根據地的黨和毛澤東的正確戰略指導下，工農紅軍從1931年1月到9月，連續粉碎了敵人的三次大圍攻，從而壯大了紅軍力量，擴大了革命根據地。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大會通過了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及關於紅軍政策、經濟政策、工農檢查、少數民族等多項重要決議；選舉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工農民主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的主席，朱德為紅軍總司令，創立了中國紅色區域統一的工農民主中央政府。
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北，全國人民為反對日本侵略而鬥爭1929年末，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了經濟危機。壟斷資產階級用建立法西斯專政的方法，鎮壓工人階級；又挑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及勢力範圍的戰爭，來擺脫經濟危機。日本帝國主義本著它一貫的侵略政策——先侵占滿蒙、進而侵占全中國、再進而侵占全亞洲的所謂“大陸政策”，在1931年9月發動了強占中國東北的事變。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進攻沈陽，蔣介石國民黨采取“不抵抗”政策，使中國東北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200萬平方裏領土和3000餘萬同胞在三個多月內全部淪於敵手。日本後來在那裏組成了一個“滿洲國”傀儡政府。日本強占東北的事變激起了中國人民民族民主運動的新高漲。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首先提出抗日的號召，要求反抗日本的侵略。東北人民紛紛組織抗日義勇軍進行抵抗。上海、廣州、香港等地的工人舉行了反日大罷工，全國各地人民自動起來抵製日貨，許多城鎮都舉行了反日集會和遊行示威。日本的侵略引起了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化，原來投靠蔣介石國民黨的民族資產階級，這時也開始對蔣介石國民黨的對日不抵抗政策表示不滿。1931年12月，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學生三萬人在南京集合，抗議國民黨出賣東北，遭到蔣介石國民黨的血腥屠殺。這一流血事件，更引起了各階層廣大人民的憤慨。
英、美、法等列強對日本侵略中國起了幫凶的作用。他們對日本強占東北事件組織了一個國際聯盟調查團，到東北去調查，調查結果竟荒謬地主張中國領土東北應由“國際共管”，實際上是鼓勵日寇由東北進一步去進攻蘇聯。當時國際上隻有斯大林領導的蘇聯仗義執言，痛斥日本的侵略行為。
企圖一舉滅亡全中國的日本侵略者，於1932年1月28日突然進攻上海。在全國人民高漲的抗日情緒的推動下，駐上海的蔡廷鍇等所部第十九路軍違反蔣介石國民黨的意誌，起來迎擊日寇。中國共產黨發動了上海的工人、學生組織義勇軍參加前線作戰或從事支援戰爭工作。上海各界人民和全國廣大人民也都募捐聲援，給了第十九路軍很大援助。上海軍民的英勇抗戰給日軍以沉重打擊。但是，由於蔣介石國民黨的出賣，這個英勇抵抗在堅持一個多月後失敗了。上海抗戰被出賣後，九一八事變後掀起的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潮被鎮壓下去了。但抗日運動仍在此起彼伏地向前發展。1933年5月，抗日將領馮玉祥、方振武和共產黨員吉鴻昌等在張家口組織察綏抗日同盟軍，收複多倫、寶昌、沽源等地；同年11月，國民黨愛國分子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等在福建組織抗日人民政府，和紅軍合作抗日反蔣。但他們先後都被蔣介石國民黨勾結日本侵略者鎮壓下去了。
中國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1932年6月，蔣介石國民黨調集五十萬兵力發動了對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攻。到1933年2月，中央根據地紅軍在周恩來、朱德、聶榮臻等指揮下英勇作戰，蔣介石的進攻又被粉碎。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工農民主政府和工農紅軍為了團結國內武裝力量抗日，於1933年1月17日發表宣言，主張願與國內一切願意停止進攻紅軍、願意武裝人民、給人民以民主自由的軍隊合作，共同對日作戰。這一號召在國民黨內得到了馮玉祥、李濟深、陳銘樞等一部分愛國將領的響應，但是蔣介石國民黨卻繼續對日投降和組織對紅軍的更大規模圍攻。在美、英、日、德、意等國支助下，蔣介石在1933年10月間發動了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大規模圍攻。由於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機關內以陳紹禹、秦邦憲為首的“左”傾分子違反了毛澤東等所製定的軍事路線，實行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和其他“左”傾的錯誤政策，雖然經過了紅軍一年的英勇戰鬥，仍未能粉碎這次圍攻。這樣，紅軍不得不進行戰略大轉移。1934年10月16日，工農紅軍主力突圍離開江西革命根據地，開始了著名的長征。留下項英、陳毅等領導一部分紅軍遊擊隊堅持遊擊戰爭。他們經過十分艱苦的鬥爭，保存了革命力量，成為後來新四軍的基礎。
長征的紅軍經廣東、湖南、廣西，在1935年1月到了貴州遵義。中國共產黨在這裏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根據戰爭的嚴酷實際說服了許多犯“左”傾錯誤的同誌，糾正了黨中央領導上的“左”傾軍事路線錯誤，通過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組成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決定繼續北上抗日。中央紅軍向西經過雲南，繞道四川、西康邊境，於6月間到了四川西北部的懋功，和由川陝根據地退出來的紅軍第四方麵軍會合。接著又越過大雪山繼續北上到鬆潘附近的毛兒蓋地區。在這裏，毛澤東領導黨和紅軍反對了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罪惡活動，率領中央紅軍繼續北進。經過艱苦的草地行軍，經過在甘、陝境內的殘酷戰鬥，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根據地，和陝北紅軍相會合，完成了人類曆史上罕見的二萬五千裏長征。1936年10月，賀龍、任弼時、關向應、蕭克等領導的紅二方麵軍和紅四方麵軍的一部分，也到達陝北和中央紅軍會師。
紅軍的長征經曆了一年的時間，跋涉了11個省，走了二萬五千裏。在長征途中打敗了國民黨軍411個團幾十萬兵力的圍、追、堵、截，走過五嶺、烏蒙的崇山峻嶺，強渡過天險的烏江、金沙江、大渡河，爬過終年積雪的大雪山，走完千裏無人煙的水草地，搶占險峻的臘子口要隘，一路上經曆和克服了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得到了沿途廣大人民和苗、彝、藏等少數民族的幫助，終於勝利完成了長征的曆史任務。長征的勝利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力量不可戰勝的表現，這一勝利鍛煉了紅軍主力和黨的幹部，鼓舞了全國人心，推動了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新高漲。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在這個時候，蔣介石和其姻親宋子文、孔祥熙及其親信陳果夫、陳立夫利用政治權力掠奪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血汗，並取得了英、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在經濟上形成了四大家族的官僚壟斷資本的統治；在政治上組織龐大的特務組織，厲行法西斯統治，鎮壓一切抗日革命運動。對日本侵略者則繼續采取退讓政策，1933年5月和日本簽訂《塘沽協定》，對日本占領東北的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予以事實上的承認。1935年5月，又簽訂《何梅協定》，進一步實際承認了日本對華北的控製權。這樣，在蔣介石國民黨放手賣國的情況下，中國民族危機更加嚴重了。1935年11月，日本侵略者嗾使漢奸發動“冀東事變”，在河北東部22個縣成立傀儡政權。同時發動華北偽自治運動，把侵略勢力伸展到整個華北。
民族滅亡的危機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左翼也有了明顯的抗日傾向，國民黨營壘中對抗日、降日問題也存在著不同的態度。中國共產黨根據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引起的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化，根據共產國際關於組織反法西斯反帝國主義統一戰線的方針，在1935年8月1日，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中央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議》，決定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毛澤東發表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係統地說明了黨的這個新政策。
全國各階層人民救亡圖存的要求，爆發為“一二·九”青年愛國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領導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舉行了要求抗日救國、反對反共內戰的遊行示威。16日，再次舉行了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北平學生的愛國大示威震動全國，掀起了全國的抗日民主新高潮。杭州、天津、上海等全國許多城市的學生、工人和各界人民也相繼舉行抗日救亡大示威。上海和全國各地先後成立了各界救國會。抗日救亡書刊如雨後春筍大量地出版。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各地繼續蓬勃發展和深入，為後來抗日戰爭的發動準備了條件。
193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有了很大發展。自從東北淪陷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或協助下，東北抗日義勇軍曾有很大發展。1934年，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統一了全東北抗日武裝的名稱，編成為東北抗日聯軍七個軍，由楊靖宇任第一軍軍長，王德泰任第二軍軍長，趙尚誌任第三軍軍長，李延祿任第四軍軍長，周保中任第五軍軍長，夏雲傑任第六軍軍長，李學福（葆滿）任第七軍軍長。1935年，擴編為十一個軍和一個獨立師。1936年，更進一步將各軍分編為三路，確定三個方麵的遊擊作戰。由楊靖宇任第一路軍總指揮，周保中任第二路軍總指揮，趙尚誌任第三路軍總指揮（後由李兆麟擔任）。抗日聯軍在日寇殘酷統治下的東北，在極端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堅持著英勇的長期抗日戰爭。東北人民在極端困難環境中用種種方法支持聯軍的鬥爭。抗日聯軍領導者楊靖宇、李紅光等在人民中有著崇高的威信。東北抗日聯軍的鬥爭也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情緒。
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高潮在國民黨一部分愛國軍隊中發生了深刻影響。1936年春，經過周恩來同張學良在延安的談判，在西北“剿共”前線的國民黨東北軍張學良部和十七路軍楊虎城部開始和紅軍實際停戰，建立抗日友誼關係。同年12月12日，他們拒絕了蔣介石進攻紅軍的命令，在西安發動了兵諫蔣介石的事變，提出抗日救國的八項主張，要求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事變期間，中國共產黨根據當時民族危機嚴重的情勢，力主在團結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決這次事變。中國共產黨派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到西安，處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事宜。蔣介石被迫接受了聯共抗日的條件以後被釋放。中國共產黨在這次事變中的政策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
西安事變是曆史轉換的樞紐。從此，十年內戰的局麵基本上結束了，國內和平和準備抗日的新局麵開始了。九一八事變後，中、日民族矛盾已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國人民同其他帝國主義的矛盾和國內階級矛盾也逐漸降到次要的地位。日本侵入華北及滅亡全中國的企圖，危害了英、美的利益，英、美在華北事變後也願意中國對日采取較為強硬的態度，這就影響到以蔣介石為首的英美派大資產階級逐漸改變其對日態度。在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下，英美派大資產階級不得不接受聯共抗日的政策。這樣，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了，這個統一戰線包括了英美派大資產階級。在1937年春，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為“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日”而鬥爭的新方針。
毛澤東在這時進行了巨大的理論工作。他在1936年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1937年寫的哲學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從理論上總結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革命的經驗，對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路線和軍事路線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十年中，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繼續推進了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革命事業。在這十年中，無數共產黨人、黨外革命家和革命人民的犧牲奮鬥是可歌可泣的。在這十年中，中國人民積蓄了豐富的革命經驗，特別是關於進行人民革命戰爭的經驗。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事業，也以毛澤東的理論工作為代表，得到了偉大的進展。十年的艱苦鬥爭鍛煉了中國共產黨及其幹部，保存了一支堅強的工農紅軍，保存了陝甘寧革命根據地，使之成為革命事業的支柱和後來進行抗日戰爭的基地。
第三節 抗日戰爭
（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
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世界資本主義自1933年陷入不景氣狀態後，1937年下半年又爆發了新的經濟危機。這時，德、日、意法西斯國家瘋狂發動和擴大侵略戰爭。日本帝國主義為了變中國為其獨占殖民地，於1937年7月7日在北平西南郊盧溝橋發動了進攻。當地中國駐軍自動奮起抗戰。次日，中國共產黨發出通電，號召全民族實行抗戰。蔣介石國民黨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集團經過動搖猶豫，終於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在日寇的大舉進攻嚴重打擊英美在華利益和四大家族利益的情況下，被迫抗戰。同年8月，陝甘寧邊區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朱德為總司令，彭德懷為副總司令，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任弼時為總政治部主任。下轄三個師：一一五師，師長林彪，政治委員兼副師長聶榮臻；一二師，師長賀龍，政治委員關向應，副師長蕭克；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副師長徐向前；共約45000人，開赴華北抗日戰場。9月，國共兩黨正式宣布再度合作。從此，由中國共產黨推動和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了。後來，南方的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葉挺為軍長，項英為政治委員兼副軍長，張雲逸為參謀長，周子昆為副參謀長，袁國平為政治部主任，鄧子恢為副主任，下轄四個支隊：第一支隊司令員陳毅，第二支隊司令員譚震林，第三支隊司令員張雲逸，第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共約15000人，開赴華中抗日戰場。
抗日戰爭開始後，由於抗戰陣營中存在兩種不同的政治力量，因而在抗戰中也存在著兩條不同的路線。以蔣介石等四大家族為首的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陣營，他們以英、美帝和四大家族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為根據，走的是消極抗戰、準備妥協的路線。以共產黨為首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陣營，走的則是一條實行人民戰爭、爭取抗日徹底勝利的路線。所以，毛澤東在1937年7月23日發表了《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指出抗日有兩種方針、兩套辦法、兩個前途：即一種方針是堅決抗戰，辦法是依靠人民大眾，結果就是得到自由解放的前途；相反的方針是妥協退讓，不是依靠人民，結果就是做牛馬奴隸的前途。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起來反對後一種方針辦法，爭取實現前一種方針辦法，以實現人民抗戰勝利的前途。8月25日，中國共產黨把前一種方針辦法製定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給全國人民指出了明確的奮鬥目標和道路。
在抗戰開始後的半年中，國民黨軍戰場由於蔣介石集團反人民路線的錯誤指導，使前線節節失利。到1937年底，華北國民黨軍從北平、天津向南潰退到黃河附近，華中國民黨軍自上海、南京向西退往武漢。12月間，蔣介石國民黨非常動搖，曾通過德國大使同日本進行談判，但在中國共產黨反對中途投降妥協的堅決主張和全國人民高昂的抗日情緒的震懾下，這一妥協陰謀沒有實現。
和國民黨正麵戰場一潰千裏的情況相反，在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抗戰路線指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相繼向華北、華中敵人後方挺進，取得了一連串勝利。1937年9月間，八路軍在山西平型關大捷，殲日軍精銳阪垣師團3000餘人，振奮了全國人心。八路軍、新四軍開辟了敵後戰場，陸續在山西、察哈爾、河北、綏遠、山東、河南、安徽、江蘇等省敵人的後方建立了許多抗日民主根據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各根據地中成立了以共產黨為領導的聯合各抗日民主階級的人民政權，廣泛組織和武裝群眾，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改善人民生活，極大地發揚了人民的抗日積極性。這樣，就使敵後戰場在整個抗日戰爭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抗日戰爭的第一年，敵後戰場就抗擊了30萬日本侵略軍隊。
1938年5月，為了駁斥當時囂張一時的“亡國論”和“速勝論”兩種錯誤論調，闡明中國共產黨指導抗戰的正確方針，指導全國人民堅持持久抗戰，奪取最後勝利，毛澤東發表了《論持久戰》一書。他分析了敵我雙方互相矛盾的基本特點，指出抗日戰爭是一場持久的戰爭，中國人民經過努力一定能夠獲得最後勝利。他科學地預言這場戰爭的發展規律將經過三個階段，即戰略防禦階段、戰略相持階段和戰略反攻階段。毛澤東在書中指出了人民抗日戰爭的全部軍事指導原則，特別是提出了發展人民戰爭使抗日戰爭的勝利成為人民的勝利的英明思想。
1938年10月，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第六屆第六次中央全會。會議確定以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闡述的思想作為堅持持久抗戰的指導思想；同時批評了黨內王明等對國民黨的投降主義思想，再一次指出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必須擔負起領導民族戰爭的責任，必須堅決執行統一戰線中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會議提出黨的主要工作方麵是在戰區和敵後，必須以大力組織人民的抗日武裝鬥爭。
1938年10月下旬，日軍相繼占領廣州、武漢，國民黨軍退到以重慶為中心的中國西南部山嶽地區。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力量的壯大和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建立，迫使日軍不得不停止對國民黨軍的進攻，而以其主力調向華北、華中，進攻八路軍、新四軍。這樣，抗戰形勢就發生了很大變化。從此，敵後戰場變為主要戰場。在這個戰場上，敵我長期相持，犬牙交錯，反複拉鋸爭奪，戰爭十分激烈。而日軍與國民黨正麵戰場上的戰爭則轉入消沉狀態，隻有些零星的小接觸。抗日戰爭進入了相持階段。
蘇聯援助中國抗日，英美企圖使國民黨與日本妥協在抗戰爆發後，隻有在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是真正援助中國抗戰的國家。1937年8月21日，蘇聯和中國訂立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給中國以強大的支援。到1941年為止的統計，蘇聯給中國的貸款和軍火，與英、美各國對華貸款總額相比，為五對一。蘇聯在中國最艱難的年月裏，支援了中國的抗戰。
而英、美當時的政策則是“坐山觀虎鬥”。他們也給中國小量的援助，使中國人民與日本帝國主義兩虎相鬥，他們從中做軍火買賣，大發戰爭財。例如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所用的石油、飛機、銅、鋼鐵等，極大部分就是美國賣給的。1938年由美國輸入的作戰物資占日本全部消耗額的92%。英、美兩國的計劃是企圖在中、日兩國鬥到兩敗俱傷時，壓迫中國向日本妥協，也迫使日本做些讓步，它們坐收漁人之利。
1938年冬到1939年春，外國通訊社屢有關於英、美準備召開“太平洋國際會議”來“斡旋”中日戰爭的報道。英國大使卡爾不斷往返於重慶、香港、上海之間，進行“調停”活動。這時，日本對國民黨的政策也由以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改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政策，發表了一連串誘降聲明。這就使妥協投降的逆流在國民黨統治區大大泛濫起來。
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戰爭並製止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三次反共高潮在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是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投降的最大障礙。因此，國民黨反動派就對抗日采取消極觀戰的態度，而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反共方麵，作為投降的準備。1939年7月7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號召全國人民起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1939年冬和1940年春，國民黨進攻陝甘寧邊區和山西抗日民主根據地，造成了抗日戰爭期間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抗日民主根據地軍民執行了中國共產黨中央的“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總方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堅決自衛原則，以及在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中“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原則，給進犯者以堅決回擊，終於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暫時克服了投降的危機。
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敵後戰場的戰鬥空前激烈起來。日寇實行所謂“囚籠政策”，對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實行封鎖分割並連續進行“掃蕩”戰爭。各抗日民主根據地軍民不斷英勇地粉碎敵人的圍攻，擴大了根據地，發展了自己的力量。到1940年，各抗日民主根據地人口發展到1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達到50萬，中國共產黨黨員也有了80萬左右。從抗戰開始到1940年，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向上發展的時期。
為了從理論上和政策上武裝中國共產黨和抗日人民，駁斥國民黨反動派所謂中國隻允許存在“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反共謬論，1940年1月，毛澤東發表了著名論著《新民主主義論》。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毛澤東在書中完整地闡明了中國革命和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理論和政策。他指出，抗戰的勝利將是人民的勝利，新民主主義的勝利。國民黨反動派的法西斯主義決然沒有前途。這本書給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以明確的思想武器。
從1940年10月開始，蔣介石國民黨企圖配合日寇先消滅新四軍、再消滅八路軍，以結束抗戰局麵，又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國民黨軍8萬人在皖南襲擊新四軍。新四軍軍部及直屬部隊約一萬人大部英勇犧牲，軍長葉挺在與國民黨軍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參謀長周子昆均犧牲。這就是著名的“皖南事變”。事變後，日軍和南京汪精衛偽軍也配合蔣介石發動了對華中各地新四軍的攻擊，蔣介石則調動大軍準備進行大規模反共戰爭。這時，中國共產黨采取了堅決的革命政策，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表了重建新四軍的命令，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新四軍改編為七個師，第一師師長粟裕，第二師師長由張雲逸兼任，第三師師長黃克誠，第四師師長彭雪楓，第五師師長李先念，第六師師長譚震林，第七師師長張鼎丞。中國共產黨向全國人民揭露反動派的陰謀計劃，號召全國人民起來製止；同時，新四軍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軍民也緊急動員起來，準備迎擊日軍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聯合進攻。國內廣大人民和國民黨民主派宋慶齡、何香凝等都反對蔣介石的罪惡行為。這樣，蔣介石反動派就完全陷於孤立，第二次反共高潮終於被打退了。
1941年和1942年兩年，抗日民主根據地在日、偽軍和蔣介石反動派這兩方麵的殘酷進攻和破壞下，處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時期。在1941年6月開始的蘇德戰爭和同年12月開始的太平洋戰爭的初期，法西斯陣營在軍事上取得了暫時優勢。日寇為了變華北、華中為進行世界大戰的後方基地，對中國淪陷區實行恐怖統治，並竭力搜括物資；對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則組織了瘋狂的“掃蕩”戰爭，采取殘酷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企圖徹底摧毀抗日民主根據地。這樣，就使抗日民主根據地在人力、物力、財力上受到了極大損失。同時，國民黨軍隊也加緊了對根據地的包圍、封鎖和破壞，國民黨還指使其軍隊大量投敵變為偽軍，直接配合日軍的進攻。在敵、偽、蔣聯合封鎖、“掃蕩”下，抗日民主根據地縮小了，人民軍隊的數量也減少了，軍民在極端困難的局麵中堅持鬥爭。
為了克服困難，渡過難關，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實施了鞏固根據地的各項正確政策。為了克服財政經濟、軍民給養上的嚴重困難，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解放區全體軍民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各部隊、機關、學校和全體人民，都組織起來，開荒種地、發展農業副業和手工業生產，許多部隊做到了全部自給或一部自給，不少機關、學校也做到了大部自給。與此同時，加強了對敵鬥爭的政策，廣泛組織民兵及武裝工作隊，打擊小股敵人。在山地開展地雷戰，在平原開展地道戰，用各種方式打擊敵人。同時，深入貫徹減租減息政策，減輕農民所受的剝削，以調動農民堅持抗日戰爭的積極性；另一方麵也團結能夠參加抗日戰爭的最大多數人。同時實行精兵簡政政策，減輕人民的負擔。此外，還實行了統一根據地領導、建設民主政權、開展時事教育、擁軍愛民等項政策。中國共產黨向人民指出：目前的困難隻是“黎明前的黑暗”，號召人民咬緊牙關，衝破黑暗，迎接勝利的黎明。
在艱苦困難時期，為了加強黨的戰鬥力，中國共產黨又在全黨開展了整風運動。在運動中，黨的幹部學習了辯證唯物論的基本觀點和列寧、斯大林關於共產黨的基本原則，提倡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精神，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來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偏向。這次整風運動使全黨統一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基礎上，深刻地改變了黨的麵貌。這樣，黨就能夠更有力地領導和組織人民群眾進行鬥爭。
1943年2月初，蘇聯紅軍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全殲德軍的勝利，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從此，蘇聯和美、英等國組成的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由防禦轉入反攻。在中國解放區，由於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英明領導及各項政策的正確執行，也從1942年開始繼續粉碎敵人的圍攻，解放區開始逐步恢複和擴大。
1943年6—7月，國民黨反動派又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完全撤去黃河河防大軍而用來包圍陝甘寧邊區，準備分九路進攻陝甘寧邊區首府——中國共產黨中央所在地延安，並叫囂“解散中國共產黨”。這次反共高潮在中國共產黨事先揭露和聲討下，在邊區軍民積極準備回擊和全國人民輿論反對下，終於又被製止了。
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民主而奮鬥到1944年，解放區戰場開始了局部反攻，解放區進一步擴大了。在華北、華中、華南有了15個抗日民主根據地，擁有人口8000多萬，軍隊人數又增加到47萬，民兵227萬。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也發展到90多萬。由於大生產運動的開展，解放區人民生活有了顯著改善，解放區軍民成為抗日戰爭勝利的強大支柱。
在國民黨統治區，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腐敗和黑暗已達到極點。以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四大家族為首的國民黨統治者控製了一切經濟命脈，濫發紙幣、橫征暴斂、囤積居奇、走私資敵……瘋狂地掠奪和集中了大量的財富，迅速地發展了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封建的、買辦的、軍事的壟斷資本——官僚資本。國民黨大小文武官吏也普遍貪汙腐化、敲詐勒索，加上連年的災荒和在日寇封鎖下物資的短缺，使廣大人民生活在極端痛苦之中。國民黨特務橫行，人民毫無政治自由，成萬的進步青年被關在國民黨的法西斯集中營中，被任意殺害。這種極端黑暗和腐敗的統治，使國民黨統治區民生凋敝，民怨沸騰，民變蜂起。
1944年3月，日本因為在太平洋作戰中陷於不利地位，企圖打通從華北到緬甸、印度的大陸交通線，發動了豫湘桂戰役。國民黨軍全線大潰退。到年底，日軍從廣西打到了貴州獨山，使重慶震動。國民黨軍的潰敗和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黑暗，激起了國民黨統治區人民愛國民主運動的新高漲。重慶、昆明等地人民群眾集會遊行示威，要求改變國民黨的法西斯主義政令和軍令，廢除國民黨獨裁，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1944年9月，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改組國民政府和統帥部，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的號召。這個號召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和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支持。但是，國民黨拒絕了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要求。這時，美國利用抗日名義進一步控製了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美國代表和蔣介石企圖用“邀請”某些共產黨人參加國民政府的方法，來“完成”國民黨政府的“統一”和“民主化”，取消關於改組國民黨政府為民主聯合政府的要求；並企圖用這個詭計吞並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區。美國和蔣介石這個提議遭到中國共產黨的堅決反對，各民主黨派和廣大人民也由此更進一步地認識了美國和蔣介石的欺騙手段和反動麵目。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45年4月24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舉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正式代表544人，候補代表208人，代表黨員121萬人。大會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中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總結了20多年來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兩條路線鬥爭的經驗，為全黨和全國人民製定了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完整綱領和正確路線。大會聽取了朱德《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和劉少奇關於修改黨章的組織報告，並通過了新的黨章。中國共產黨的第七次大會表現了空前的團結一致。大會選出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新的中央委員會。
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在戰爭中建立了19個解放區，共有9550萬人口，有91萬人民解放軍（包括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和220萬不脫離生產的民兵。對日作戰從1944年以來已經轉入局部的反攻。全國大多數中心城市、交通線都處在人民解放軍的包圍或控製之下。依靠強大的人民解放軍，依靠全國人民的團結，抗日戰爭和民主事業的勝利是有保證的。大會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為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和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而鬥爭。
抗日戰爭的勝利1945年5月2日，蘇聯紅軍攻入柏林，德國法西斯宣布無條件投降。歐洲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9日，蘇聯紅軍分四路攻入日本占領的中國東北。10日，蒙古人民共和國對日宣戰。日本重要的戰略基地被摧垮，百萬精銳關東軍，也在蘇聯紅軍勇猛進擊下崩潰了。
8月9日，毛澤東發表號召全國人民全麵反攻的聲明。8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朱德總司令向所有解放區軍隊發布命令：限期解除當地日軍武裝，各解放區的解放大軍發動了大反攻，進擊日軍控製的各個城市和交通線。
8月14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3日正式簽字。這樣，中國人民艱苦奮鬥八年的抗日戰爭，終於取得了勝利。
在日本宣布投降時，日軍占領的許多中國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線都處在人民解放軍的重重包圍之中，它應該向人民解放軍投降。這時，國民黨軍還躲在中國西南部大後方。但國民黨卻在美國指揮下劫奪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果實。他們一方麵和日、偽軍勾結，要日、偽軍抵抗人民解放軍的進攻；一方麵又由美軍幫助運送國民黨軍去接收這些大城市和交通線，並向人民解放軍進攻，挑動內戰。
中國人民經過了整整八年的艱苦戰爭，付出了千千萬萬人流血犧牲的重大代價，終於打倒了凶惡的日本帝國主義，取得了神聖的抗日戰爭的勝利。中國共產黨是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與日本進行了民族解放戰爭，又與國內抗戰營壘中的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革命鬥爭，取得了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勝利的基礎。
第四節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
（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
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和平民主而鬥爭抗日戰爭結束以後，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為了壟斷抗戰勝利果實，建立它在中國的獨裁統治，利用在抗日戰爭時期躲在大後方養精蓄銳的兵力和外國援助的武器，準備發動大規模的內戰，來消滅共產黨和一切革命人民的力量。美國在日本投降後，為了控製中國廣大的市場，變中國為美國的殖民地，也積極幫助國民黨發動內戰。這樣，中國人民就麵臨著嚴重的內戰危險。
經曆了八年艱苦抗戰的中國人民，渴望戰後的和平民主生活。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在戰後領導人民為爭取國內和平民主而鬥爭。1945年8月25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對時局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要求立即實現和平，避免內戰。為了這個目的，毛澤東於8月28日親赴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經過一個多月的堅決鬥爭，國民黨政府被迫承認了和平民主的原則，雙方於10月10日簽訂協定，宣布雙方協議“堅決避免內戰”，並確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和平建國大計。協定公布後，中國共產黨根據協定從浙東、蘇南、皖南等地撤退了自己的軍隊。但是，國民黨卻在談判期間布置了對解放區的五路進攻，協定簽訂後派大軍進犯山西上黨地區、河北邯鄲地區的解放區。10月中旬和下旬，人民解放軍進行了有力的還擊，在上黨戰役和邯鄲戰役中全殲國民黨進犯軍隊共11萬人，沉重打擊了國民黨的內戰陰謀活動。
由於中國共產黨堅決為爭取和平民主而奮鬥，同時，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進攻受到打擊，進行大規模內戰的準備工作還未做好，因此，在國際國內人民輿論的壓力下，國民黨不得不於1946年1月10日同中國共產黨簽訂了《停戰協定》，雙方發布了《停戰令》。美國特使馬歇爾為了給國民黨爭取部署兵力的時間，並敷衍中國人民的和平要求，偽裝為“調解人”，參加對國共雙方的“軍事調處”。在簽訂《停戰協定》的同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中國共產黨、中國民主同盟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均有代表出席。中國共產黨在會議上提出了許多積極的方案，團結了民主力量向國民黨反動派的獨裁內戰陰謀作鬥爭；在全國人民輿論壓力下，國民黨反動派在政治上處於孤立的地位，不得不向人民作了些讓步。會議通過了幾個有利於和平民主團結而不利於國民黨反動派獨裁內戰陰謀的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