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解放戰爭時期，是我國武裝的革命和武裝的反革命決戰的時期。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中國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這兩個中國之命運、兩個中國之前途的鬥爭，成為這個時期的基本內容。
在這個曆史時期的第一年，中國共產黨雖然早已洞悉美蔣反動派的內戰陰謀，但考慮到人民對和平的普遍願望，為了最後挽救和平，仍以最大的努力為爭取和平民主而鬥爭。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對目前時局的宣言》，表示了中國共產黨對於和平民主團結的願望。為了實現這個願望，毛澤東親到重慶與國民黨蔣介石舉行了一個多月的談判。中國共產黨為和平民主而作的鬥爭，一方麵使全國人民從事實中進一步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從而擴大了黨的政治影響；另一方麵，通過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政協決議和美蔣勾結布置內戰鎮壓民主運動的事實，使全國人民逐步從和平幻想中清醒過來，而覺悟到要實現和平民主，就必須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和驅逐美帝國主義。
1946年7月，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和指揮下，依仗其軍事力量的暫時優勢，向解放區發動了全麵進攻。
戰爭的第一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優勢和正確軍事方針下，國民黨反動派的全麵進攻迅速被粉碎了。1947年3月敵人被迫轉為重點進攻，但也很快被粉碎了。
蔣介石不但在軍事上打了敗仗，而且在政治上也打了敗仗。偽國大的召開和偽憲法的製定，不僅沒有使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勢力孤立，反而孤立了反動派自己。由於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瘋狂侵略，蔣介石政府的賣國殃民，由於中國共產黨執行了堅決保護各階層愛國民主人士和群眾利益的方針，使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並在黨的領導之下，掀起了愛國民主運動的高潮。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包圍中。
1947年7月至9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這是全國解放戰爭的轉折點，是蔣介石20年反動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也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
解放戰爭戰略進攻勝利地發展。1947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表宣言，號召全國人民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中國共產黨在同一天公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宣布廢除封建性剝削的土地製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製度。1947年冬，密切結合土地改革，全黨又展開了一次以整頓農村基層組織為重點的整黨運動。同時，人民解放軍開展了新式整軍運動。
為了準備勝利，1947年中共中央召開了十二月會議，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所闡述的各項工作的基本政策，成為黨領導人民奪取全國勝利的行動綱領。此後，黨中央由毛澤東起草了一係列的黨內指示，提出了團結鄉村和城市中絕大多數人口，恢複和發展工農業的方針，糾正了人民革命浪潮中出現的某些“左”的偏向，保證了黨的各項政策的正確貫徹執行。黨又加強了紀律性的教育和作了健全黨委製的規定。這樣，黨為領導人民奪取全國的勝利，在主觀上的準備已經成熟了。
全國解放戰爭在1948年和1949年的進展極為迅速，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敵人已麵臨絕境。1949年1月至4月，中國共產黨粉碎了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和平攻勢”；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占領南京。繼而，勝利的紅旗插遍中國大陸。
1949年3月，黨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決定了黨對取得全國勝利以及在全國勝利以後的基本政策。同年7月1日，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的發表，為新中國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辟了中國曆史的新紀元。它標誌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已經取得全國性的偉大勝利。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結束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曆史，實現了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壯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力量，是20世紀繼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
修訂再版說明
胡華所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從它的前身《中國近代革命史講話》算起，已曆經60餘年。先後印行過15版次、數百萬冊之多。最近的一次，是在1981年至1983年，經作者親自增訂，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再版，印行十萬餘冊。
在新中國誕生60周年之際，中國青年出版社決定再版《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作者1987年逝世前曾留下遺囑：“我的文稿，將來如有可能，可由胡安、胡寧、涓迅負責選摘、整理和出版。”我們作為胡華遺囑的執行人，與出版社共同邀請胡華的學生陳威、穀安林二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常務副會長，進行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修訂。
參加本書具體修訂工作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研究員有：李穎（負責第一、二、三編）；王新生（負責第四編）；李蓉（負責第五、六編）。
修訂中，本著與《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學術成果和提法相銜接的基本精神並參照胡華主編的《中國革命史講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3月版），既保持了本書1981年版的體例、內容和敘述觀點，也就一些史實提法、分期及數字等，進行了若幹處修訂，如：黨的創立時期和大革命時期的劃分年月，原為1924年1月，現改為1923年6月；原稱“共產黨小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等，現改為“共產黨早期組織”、“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全國解放戰爭”等。書中曆史圖表在1981年版的基礎上，也同時進行了文字修訂。我們認為，這些修訂是符合胡華宣傳革命曆史、關注青年閱讀的治學風格的。
著名曆史學家戴逸先生欣然為這次再版作序，稱胡華是“革命隊伍中傑出的教育家、宣傳家”，他親切回憶了胡華與本書的珍貴往事。葉靈先生與胡陽普、陳曦、劉一丁、邵唯實、胡韌、龐靈菲等為本書修訂再版也貢獻了力量。
對於以上人士和中國青年出版社、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人民大學及其他各界同誌們為本書再版所作的努力並給予的支持，謹致深深的謝意！
胡寧胡安劉涓迅
2009年4月
中國曆史概要摘自知識出版社1980年7月版《中國曆史概要》（翦伯讚、邵循正、胡華編著）；摘錄內容為該書：一、引言；二、現代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三、後記。
引言
《中國曆史概要》是在中國史學會主持下由翦伯讚、邵循正、胡華編寫的。初稿寫成後，曾向史學界廣泛征求意見，並根據這些意見作了幾次修改。因此，這部書是集中了史學界不少同誌的意見寫成的。
中國是世界上文化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它有悠久的豐富的曆史。本書編寫目的在於簡要地介紹中國曆史，從而看出中國社會發展過程的輪廓。
本書分三個部分：古代的中國、近代的中國和現代的中國。
中華民族和世界上其他各民族一樣，曾經經曆了原始公社製、奴隸製和封建製諸階段。由於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十分殘酷，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陷於發展遲緩的狀態中。中國農民階級曾經不斷掀起反對封建統治的革命鬥爭，所以，社會發展雖然遲緩，但終究是前進了。特別是秦末、隋末、元末三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這個基礎上出現了國力強盛、文化燦爛的漢、唐、明三個大帝國。整個中國曆史說明，中華民族是一個有光榮革命傳統和優秀曆史遺產的民族。
1840年，英國對中國發動了鴉片戰爭。從此，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並和中國封建主義相勾結，合力壓製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使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這個社會裏，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艱難而緩慢的。廣大的中國人民受到重重的剝削和壓迫，生活困苦的狀況，是難以想象的。這樣，隨著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愈益深入，中國人民的反抗運動也就愈益堅決而壯大了。1851年農民階級發動的太平天國革命，是中國人民革命的第一次高潮，它加速了清朝封建統治的崩潰過程。1900年農民階級發動的義和團運動，是中國人民革命的第二次高潮，在這次運動中，中國人民受到帝國主義極其野蠻的聯合進攻，但帝國主義也受到中國人民的嚴重打擊，被迫暫時收起瓜分中國的野心。1911年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是中國人民革命的第三次高潮。這次革命推翻了兩千年的封建帝製，革命的臨時政府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帝製不能複活了。但是，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並沒有得到改變，因為中國資產階級非常軟弱，不可能取得反帝反封建的徹底勝利。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曆史證明，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隻有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才能真正完成。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到這時，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中國無產階級也已經強大到足以領導中國革命。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指導下，爆發了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中國曆史的新時期——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開始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進行堅決鬥爭。中國人民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經過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終於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十月革命勝利後世界上最偉大的曆史事件。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消滅了國內的反動勢力殘餘，經過了三年多的經濟恢複時期，從1953年開始實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在黨所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的照耀下，中國人民將經過幾個五年計劃，把中國建設成為工業化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中國社會發展的曆史，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戰無不勝的強大武器。
《中國曆史概要》之“現代的中國”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第一節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五四運動、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
（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
五四反帝愛國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8年11月結束。從1919年1月開始，帝國主義各戰勝國在法國巴黎舉行所謂“和平會議”。這是一個宰割戰敗國和重分殖民地的分贓會議。在和會締結的《凡爾賽和約》中，決定由日本繼承德國在中國山東省的各種特權。這個消息引起了全中國人民的憤怒。5月4日，北京學生在天安門集會，提出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表示誓死反對日本強占中國領土山東省的青島等地，要求嚴懲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接著舉行遊行示威。遊行隊伍放火燒了曹汝霖的住宅，並痛毆了藏在曹宅的章宗祥。北京學生的鬥爭，贏得全國人民的同情，各地學生首先罷課響應。6月3日，上海各界舉行民眾大會，號召全國罷工罷市來援助學生。從5日開始，上海、唐山、長辛店等地的工人六七萬人舉行了大規模的反帝政治罷工。這是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作為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階級力量出現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成為反帝國主義鬥爭的中堅力量。在工人罷工的同時，各地商人罷市，加上學生的罷課，五四運動發展成為工、學、商聯合的群眾性的反帝革命運動，給予封建軍閥政府以很大的壓力。這樣，反動政府不得不於6月28日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中國人民的反帝國主義鬥爭震動了全世界。這個新型的群眾革命運動表現了中國人民偉大的民族新覺醒，它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揭開了中國民主革命史上新的一章。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對中國的影響和這個反帝愛國運動同時，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進行了徹底的反對封建文化，提倡民主、科學和文學革命的新文化運動。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工業的迅速發展，隨著中國社會兩個新的階級——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的迅速增強，要求民主和自由解放的新思潮蓬勃發展起來。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宣傳。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歐洲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和東方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給予中國的影響異常巨大。俄國革命的勝利，給中國革命樹立了榜樣，啟示了中國解放的道路，蘇維埃政府宣布廢除過去帝俄和中國所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更加深了中國人民對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情和擁護。隨著十月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思潮傳到中國來了。以李大釗（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1927年4月英勇犧牲於軍閥張作霖的絞架下）、陳獨秀（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後來變成了取消派）、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革命知識分子，歡呼十月革命的勝利，並從此樹立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十月革命後，中國新文化運動發展成為主要是宣傳社會主義思潮的運動。新文化運動推動了五四反帝愛國運動；五四反帝愛國運動又進一步推進了新文化運動。介紹新思想的刊物、書籍、報紙大量發行。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左翼。他們在新文化運動和反帝愛國運動中都起著領導作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潮經過他們在中國得到了迅速的傳播，影響了一大批青年。這樣，五四運動就在思想上和幹部培養上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準備。
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使中國曆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革命成了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中國的民主革命開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進入由工人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五四運動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正如毛澤東所指出：“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新民主主義論》）列寧在1918年到1920年間，對東方的民族問題作了許多重要指示。特別是在1920年召集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所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明確指出了共產主義者在民族革命運動中所應采取的基本方針。列寧的指示照亮了中國革命的道路，極大地推動了中國革命。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工人運動的發展五四運動後，中國工人運動有了進一步發展。一些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開始在長辛店、上海、湖南等地工人群眾中工作，幫助工人建立工會、工人俱樂部和勞動補習學校，並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創辦各種通俗小報，向工人宣傳共產主義。這樣，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工人運動逐步結合起來。
1920年夏，在共產國際和列寧的幫助下，在上海出現了第一個共產黨小組；接著，又成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此差不多同時，在北京、漢口、長沙、廣州、濟南等地，以及在法國巴黎和日本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中，也成立了共產黨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1年7月，各地共產黨小組選舉了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李達等13個代表，代表著50多個黨員，在中國工業中心上海舉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決定按照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榜樣建立中國共產黨，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綱（包括章程），選舉了黨的中央機關。這樣，中國工人階級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正式成立了。這是中國現代史上的最大事件。這個黨雖然還很小，但是由於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的武器，所以它能夠以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的姿態出現在曆史舞台上，從而深刻地改變了中國革命的麵貌，一步一步地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共產國際派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規定了自己的第一個中心工作是從事工人運動，首先發動自己的階級力量，使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進一步結合起來。黨成立了公開的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中國工人階級受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三種剝削和壓迫，處在最痛苦的無權利的地位，他們有著堅決徹底的革命性和迫切的解放要求。他們一旦得到了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有力領導，鬥爭的怒火便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從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中國工人階級掀起了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在這13個月的時間內，幾百個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發動和領導了全國各大城市、工礦中心和重要鐵路、航路交通線的30多萬工人，舉行了100多次罷工鬥爭。
罷工浪潮是從香港海員大罷工開始的。1922年1月，香港海員為要求增加工資、反對英國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而舉行罷工。2月底，香港全體工人為支援海員而舉行了總同盟罷工。全國各地工人也熱烈地支援香港罷工工人。3月初，罷工得到完全勝利。這次勝利大大地鼓舞了全國工人的鬥誌。5月，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於廣州召開，這次大會對統一各地工人運動的領導、進一步推動工人階級的鬥爭起了重要作用。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需要有一個奮鬥的綱領，作為自己鬥爭和號召人民革命的明確目標。為了解決這個任務，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代表有陳獨秀、鄧中夏、蔡和森、向警予等12人，代表黨員123人。大會通過了黨的宣言，提出了關於中國革命的基本綱領。宣言指出黨的最高綱領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製度；宣言詳細規定了黨的最低綱領——黨關於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綱領。宣言指出：“加給中國人民（無論是資產階級、工人或農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因此反對那兩種勢力的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是極有意義的”。宣言提出了建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的號召，規定了聯合戰線的具體綱領，在這個綱領中指出中國人民當前的基本任務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大會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戰鬥口號。從此，中國人民就在這個戰鬥口號下進行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大會還通過了參加共產國際的決議。
這次大會進一步推動了罷工運動，此後，在上海、武漢、湖南、廣東等地以及鐵路、礦山、航運各產業部門都接連發生了罷工。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江西萍鄉安源煤礦和株（洲）萍（鄉）鐵路近兩萬工人的大罷工，有開灤煤礦四萬多工人的全體大罷工。這些罷工大多數都得到了勝利。
在罷工運動日益擴大深入的情況下，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聯合起來對罷工采取血腥鎮壓，發生了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流血慘案。京漢鐵路總罷工是為爭取組織總工會的自由而引起的。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各站分工會代表集合在鄭州舉行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軍閥吳佩孚派軍警橫加製止。為了抗議軍閥的壓迫，從4日中午開始，京漢鐵路全路工人舉行總罷工，提出“為自由而戰，為人權而戰！”的口號。在帝國主義者策動下，7日，在漢口江岸，軍閥對罷工工人實行殘酷鎮壓。同日，在長辛店和鄭州也發生了同樣的屠殺事件，這就是工人運動史上的二七慘案。在這個慘案中工人被殺的約40人，受傷的300多人，被捕的40人。工會均被搗毀封閉。優秀共產黨員林祥謙、施洋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下。他們寧死不屈、慷慨就義，表現了無產階級的革命英雄氣概。
二七運動是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中聲勢最大的一次罷工，也是這次高潮的最後一個浪潮。二七運動失敗後，全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和二七運動在全國人民麵前表現了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以二七為頂點的工人運動使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中的政治威信大大提高了。同時，也使世界工人階級看到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
二七事件向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新的問題：工人階級不能隻靠自己一個階級去和敵人戰鬥，它必須聯合一切可能革命的階級建立革命統一戰線以反對共同的敵人。革命的人民必須武裝自己，才能對付武裝的反革命。
二七運動以後，中國共產黨就開始以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為自己的中心工作。
帝國主義操縱的軍閥混戰這時，國內政局處在帝國主義操縱下的各派軍閥混戰的局麵中。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帝國主義國家為爭奪中國而展開了激烈的爭鬥，主角是美、日、英三國。美國在大戰中，通過賣軍火、貸款大發戰爭財，戰後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最大資本輸出國。它對於太平洋上的霸權，是勢在必爭的。日本利用大戰機會在中國奪到的利益最多。巴黎和會承認了日本在中國的特殊權利，就使日本有進一步獨占中國的趨勢。美、日兩國競相掠奪中國，成為帝國主義爭奪中的要角。英國向來在中國保有最大的勢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比起美、日兩國顯得有些停滯不前，而日本在華勢力日益膨脹，也損害了它的利益。這種形勢使美、英有可能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日本。
1921年11月，由美國發起在華盛頓召開“太平洋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美、英聯合起來對日本施加壓力，在1922年2月簽訂了美、比、英、中、法、意、日、荷、葡的《九國公約》。公約在名義上“尊重中國主權完整”，實際上是各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宰割中國的一個協議。它以“各國在華機會均等”和“中國門戶開放”的侵略原則為基礎，取消了日本在大戰時暫時取得的對中國的壟斷地位，而代之以由美國作首領和英、日等國共同控製中國的局麵。
華盛頓會議以後，在美、英聯合迫使日本作了某些讓步的情況下，美、英同日本之間互相爭奪中國的衝突有了表麵上的緩和。但實際上隻是更換了鬥爭的方式，減少了彼此之間直接的爭吵，而加強了假手自己豢養的軍閥加緊進行爭奪地盤的戰爭。
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是中國封建軍閥。自1916年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係統分裂成皖係和直係兩派。直係以馮國璋為首（1918年底馮死後，曹錕、吳佩孚繼之），為英、美所支持。皖係以段祺瑞為首，是日本在中國的走狗。此外，在東北的奉係軍閥張作霖也和日本相勾結。他們還各自代表國內各派買辦豪紳階級的利益。各帝國主義國家爭奪中國的鬥爭，表現為各派軍閥的連綿不絕的內戰。袁世凱死後，皖係操縱北京中央政權。1920年7月間，直皖戰爭爆發於河北的楊村、涿州一帶，直係打敗了皖係，奪得了北京中央政權。1922年4月直奉戰爭爆發於河北的長辛店、馬廠一帶，直係再次得勝（直係在北京的統治維持到1924年10月）。北方軍閥混戰的時候，南方一部分軍閥各自與北方軍閥互有勾結，南方各省也不斷發生戰爭。
中國共產黨決定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在帝國主義新侵略和軍閥混戰的情況下，農民生活十分痛苦，苛捐雜稅不斷增加，兵災、天災接連發生，地租和高利貸日益加重，使農民的鬥爭以各種形式發展起來。南方開始組織農民協會（如彭湃領導的廣東海豐總農會和謝懷德、劉東軒領導的湖南衡山嶽北農工會），北方農民原始的自衛鬥爭（如紅槍會）也更進一步發展了。
工人受到更殘酷的剝削，工人階級的覺悟和團結也加強了。
從1922年開始，西方各帝國主義卷土重來，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使曾經一度迅速發展的民族工業，又受到挫折而陷於停滯和危機狀況。這種情況最明顯的表現是中國紡織業、麵粉業發展的停滯。麵粉在1915—1921年每年都是出超，1922年就變為入超，而且在1923年、1924年，每年入超數量竟達五六百萬擔之巨。中小資產階級因工業發展受到挫折，也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反對軍閥內戰。
各革命階級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要求更加增長了。
中國共產黨根據全國人民要求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情況，根據二七慘案的教訓，認為必須組織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才能推動革命前進。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廣州舉行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代表有李大釗、毛澤東、陳潭秋、瞿秋白、張太雷、蔡和森、向警予等30人，代表黨員432人。經考證，此次大會到會代表30多人。代表黨員420人。
——編者注大會討論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統一戰線問題。大會決定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具體方針，就是幫助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為中國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革命統一戰線組織，通過這種組織形式來團結和組織革命的力量，但共產黨仍保持自己在組織上和政治上的獨立性。大會在討論時曾出現了兩種錯誤傾向。一種傾向以當時黨的負責人陳獨秀為代表，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來領導，共產黨的一切工作都歸國民黨，這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傾向。另一種傾向以張國燾（中國革命的叛徒。在黨內錯誤極多，造成了極大的罪惡。1938年春季，隻身逃出陝甘寧革命根據地，投入了國民黨特務集團）為代表，認為共產黨不應當和國民黨合作，隻有工人階級才能革命，國民黨是不能進行民主革命的，因而反對共產黨員和工人、農民加入國民黨，這是“左”傾關門主義的傾向。在毛澤東等的反對下，大會否決了這兩種錯誤意見。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當選為黨的中央委員，會後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
孫中山接受了共產黨的幫助，改組國民黨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努力，由於共產國際領導機關和蘇聯共產黨的幫助，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了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有名的宣言，宣言中接受了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基本綱領，規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孫中山的舊三民主義發展成為革命的新三民主義。出席這次大會的共產黨員毛澤東、李大釗、林伯渠、瞿秋白等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他們在這次大會上起了重要作用。革命統一戰線的組成，推動了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這次大會成為革命新高漲的起點。從此，中國現代曆史進入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這次大會以後，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又幫助孫中山籌辦黃埔軍校，建立革命的軍隊。中國共產黨派周恩來、葉劍英、聶榮臻、惲代英、蕭楚女、熊雄等先後到黃埔軍校擔任政治教育工作。軍校中的許多學生也是黨從各地選派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他們是軍校的革命骨幹。1924年10月間，革命軍隊在廣東工農群眾幫助下，鎮壓了廣東地主買辦武裝——商團的反革命叛亂，使廣東革命政權得到初步穩定。
這時，列寧、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除積極幫助中國革命以外，並通過與北京政府簽訂平等條約和中國人民建立友好關係。在蘇聯的努力和中國人民輿論的要求下，北京政府在1924年5月31日終於同蘇聯正式簽訂中蘇關於解決兩國一切懸案原則的協定，建立邦交。
革命統一戰線的形成，推動了各地群眾革命運動的發展。在二七慘案後一度趨於低落的工人運動這時又重新高漲。農民運動也開展起來，廣東革命根據地的農民運動發展很快。在湖南、河南、四川、湖北、江西等省，農民協會的組織也秘密發展起來。革命統一戰線的發展影響到北洋軍閥內部的分化，1924年10月，馮玉祥所部從北洋軍閥中分化出來傾向革命，在直奉戰爭中舉行了北京政變，打垮了窮凶極惡的直係軍閥。此後，北京中央政權雖然仍落在日本帝國主義走狗奉係和皖係軍閥手裏，但在馮玉祥所部國民軍所統治的河北的一部分、察哈爾和河南等省，工農革命運動有了進一步開展。中國共產黨並在全國發起了召集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人民運動。
為了迎接革命的高潮，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代表李大釗、周恩來、蔡和森等20人，代表黨員980人經考證，代表黨員994人。
——編者注。大會討論了黨的組織工作和群眾工作問題。大會決定在全國範圍內發展黨的組織。大會通過了關於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等問題的決議，並決定了領導國民會議運動的方針。這次大會為群眾鬥爭的新高漲作了組織上的準備。同年3月，為了召集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而北上的孫中山，病逝於北京。這位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家的逝世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哀悼。
五卅運動掀起了全國大革命風暴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各地群眾革命運動更迅速發展起來。上海、青島的日商紗廠工人相繼舉行大罷工。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開幕，大會產生了以林偉民、劉少奇為正副委員長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加強對全國工人運動的領導。同日，廣東全省農民代表大會，也在廣州召開。
5月15日，上海日商紗廠資本家槍殺了工人代表、共產黨員顧正紅，並殺傷了工人十餘人。為了抗議這一屠殺事件及為了反對上海租界工部局將要通過的危害中國民族工商業利益的三個提案，5月30日，上海兩千多學生上街演講，被租界巡捕捕去數百人。於是，近萬的學生、工人聚集在南京路老閘捕房門口，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英國巡捕竟開槍射擊，當場打死10人，重傷15人，又捕去53人，這就是有名的五卅慘案。此後，英、日、美、意、法等帝國主義開來大批軍艦和海軍陸戰隊，至6月4日，上海人民被帝國主義武裝槍擊死傷的共有一百多人。
南京路大屠殺發生以後，上海人民十分憤激。中國共產黨為此組織了“行動委員會”來領導人民的反帝國主義運動。5月31日，20萬有組織的工人成立了上海總工會。在上海工人階級的推動下，6月1日起，上海全市20多萬工人罷工、絕大部分商人罷市、5萬餘學生罷課，並繼續進行遊行示威。6月7日，上海總工會和上海的學生、中小商人的團體共同組織“工商學聯合會”，作為反帝運動的領導機關，並提出了要求撤退帝國主義駐華各種武裝力量等17條交涉條件，向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表現了中國人民的革命戰鬥精神。
五卅慘案也激怒了全國人民。在北京、漢口、南京、長沙、天津、九江、濟南、福州、青島、鄭州、開封、重慶、杭州、張家口等地，舉行了多次罷工、罷市、罷課或農民的示威運動，聲援上海人民的鬥爭，並募捐支援上海罷工工人。許多地方的集會遊行群眾和反動政府軍警發生了流血衝突。全國各地掀起了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大浪潮。
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在反帝國主義革命高潮中，鬥爭最有力的是香港和廣州的反帝運動。為了響應上海工人的鬥爭，6月19日，香港十餘萬工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宣布罷工，並陸續回到廣州，廣州英租界的工人也同時罷工。這就是“省港大罷工”。6月23日，罷工工人在廣州舉行盛大的遊行示威，遊行隊伍到沙基時，遭受英、法、葡炮艦及軍警槍炮轟擊，死傷200餘人，這就是有名的“沙基慘案”。慘案發生後，群眾反帝情緒更加沸騰，6月29日，香港的罷工工人共達25萬人，撤回廣州的達到13萬，使繁榮的香港一時成為“死港”。罷工工人成立了領導機關“省港罷工委員會”，成立了兩千多人的工人武裝力量——工人糾察隊。在廣東革命政府的支持下，工人糾察隊分布在廣東各口岸，對香港實行經濟封鎖，並設立法庭，審訊帝國主義的走狗。這次罷工在中國共產黨及著名工人領袖鄧中夏、蘇兆征等的領導下，在廣東革命政府和廣東農民的支持下，一直堅持了16個月，這是世界工人運動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罷工。同時，由於有十餘萬有組織的罷工工人作為支柱，廣東革命根據地和廣東革命政府也更加鞏固了。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正式成立，參加革命的各軍統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
在1925年一年內，廣東革命政府和革命軍隊舉行了肅清廣東境內反革命軍隊的戰爭。在2月和10月間，先後舉行了兩次東征戰爭，肅清了盤踞在潮州、汕頭和惠州的陳炯明軍隊。在6月間，又消滅了駐紮在廣州一帶的陰謀叛變的滇桂軍閥部隊。在這些戰爭中，廣東工人和農民極大地援助了革命軍隊。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在戰爭中起了先鋒骨幹作用，使戰爭迅速取得勝利。周恩來擔任了東征軍政治部總主任，攻克潮汕後，又擔任了潮汕地區行政委員，發動工農運動，鏟除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到1926年春，廣東全省就完全為革命軍所統一了。
就在當時（1925年12月），革命導師斯大林就已預見到中國革命將以不可估量的力量發展起來。他說：“中國革命運動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這種力量還沒有充分表現出來。它在將來一定會表現出來。東方和西方的執政者看不見這種力量，不充分估計這種力量，他們一定要吃虧。”《斯大林全集》，中文1版，第7卷，242頁。
斯大林的這個科學預見，是根據世界和中國政治經濟條件和各種力量對比的科學分析得出來的。中國革命勢力後來的大發展，正是證實了他的預見。
五卅運動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和著名農民領袖彭湃等領導下，廣東的農民運動有了飛快的發展。1926年5月，在廣州舉行了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據統計當時參加農民協會的有62萬人以上。從1926年5月開始，毛澤東在廣州領導了有名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中國共產黨從全國21個省和內蒙地區選送許多農民運動幹部，到該所學習。課程除毛澤東親自講授外，還由周恩來、蕭楚女、惲代英、彭湃、李立三、阮嘯仙等同誌擔任。學員畢業後被派回各省工作，成為後來領導全國農民運動的骨幹。
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對革命的陰謀篡奪在五卅運動後，革命陣營內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為了革命領導權的鬥爭日益尖銳起來。民族資產階級右翼畏懼工農運動的壯大和中國共產黨政治威信的增長，發出了反對共產主義、反對階級鬥爭的叫囂。國民黨內代表地主買辦勢力的一部分右派，則公開從國民黨分裂出去，成為反革命的“西山會議派”（這些右派分子於1925年11月在北京西山孫中山靈前開會反對革命，故稱為“西山會議派”）。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主持下，雖然以紀律製裁了“西山會議派”，但是對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右翼篡奪革命領導權的陰謀，卻缺乏應有的警惕。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對無產階級掌握革命領導權的問題也缺乏認識。在這種情況下，1926年3月，毛澤東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毛澤東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毛澤東又指出，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們在革命高漲時將要分化，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他要求革命者提高警覺。文章是特別針對當時黨內的嚴重情況而寫的，即當時黨的領導機關內存在著右傾和“左”傾兩種機會主義傾向，這兩種機會主義都忘記了農民，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
但是，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沒有被當時中國共產黨內右傾機會主義領導者陳獨秀接受；黨的領導機關沒有提防民族資產階級右翼政治代表企圖打擊共產黨、打擊革命、以篡奪革命領導權的陰謀。3月18—20日，蔣介石指使其黨羽以蔣介石名義命令共產黨員當艦長的中山艦從廣州開到黃埔，然後造謠說：中山艦擅自開動，陰謀暴動。3月20日，蔣介石派兵扣捕了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住宅，強迫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內陳獨秀機會主義者對這一陰謀事變采取了妥協讓步的態度。從此，國民革命軍的軍事領導權就被蔣介石篡奪。5月15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全會上提出了所謂“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人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這一提案的通過，進一步削弱了共產黨人在國民黨中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內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者的一再讓步，實際上是幫助了右派分子的陰謀活動，使民族資產階級右翼逐步篡奪了革命的領導權。於是在這個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中便埋伏下嚴重的危機。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當時，革命運動仍然是繼續向前發展的。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革命軍從廣東出發，分三路向北洋軍閥進攻。北伐戰爭是中國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聯合進行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勢力的革命戰爭。中國共產黨是這次革命戰爭的主要推動者。但是，蔣介石等新右派分子卻企圖使這次戰爭循著爭奪地盤——取北洋軍閥而代之——的路線前進，以便逐步實現他們的叛賣革命的陰謀。
在廣大工農群眾的支援下，北伐軍進展很快。北伐軍主力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以共產黨人葉挺所部獨立團為先鋒，通過湖南省，進入湖北省，經過汀泗橋和賀勝橋的血戰，在9月7日占領漢口、漢陽，10月10日攻克武昌。1927年1月1日，國民政府遷到武漢。在福建、浙江方麵，北伐軍在12月收複福建全省，並進入浙江衢州。在江西方麵，北伐軍於11月8日攻克南昌，接著沿長江東下。在北方，馮玉祥所部國民軍在蘇聯顧問團和中國共產黨幫助下由綏遠南下，12月間，奠定陝西全省基礎。
北伐戰爭迅速取得巨大的勝利，是因為這次戰爭符合革命發展的需要和廣大群眾的要求；是因為這次戰爭在國際上有蘇聯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援助，蘇聯顧問還幫助製定北伐的戰略計劃。廣大工農群眾積極支援北伐，省港罷工工人大批參軍。北伐軍進入湖南以後，湖南廣大農民和鐵路工人給北伐軍以極大的幫助。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在北伐軍中起了很大的骨幹先鋒作用，這樣就使北伐軍取得了迅速進展。
在北伐軍收複的廣大地區，工農群眾運動迅速高漲起來。武漢工會會員迅速增加，到1927年初已有30萬人，並建立了武裝糾察隊。1月初，漢口、九江的工人和廣大群眾驅逐了英帝國主義者，占領了租界，並在武漢國民政府支持下收複了英租界。3月21日，上海80萬工人繼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兩次起義失敗後，在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的領導下，舉行了第三次武裝起義，經過兩天一夜的激戰，占領了上海。這時，北伐軍勢力已到達整個長江流域，並向黃河流域發展。同時，農民運動在南方各省也迅速發展，尤其是在湖南，組織在農民協會中的農民有數百萬人，普遍建立了農民自衛軍，農民協會領導農民起來打倒豪紳地主，以至沒收地主土地，在許多鄉村中真正做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
斯大林和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正確意見在1926年11月間，當革命迅速發展到長江流域時，革命領導權和革命發展前途問題被提到日程上來。就在這時，斯大林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執委會中國委員會上作了《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著名演說。斯大林在這篇演說中正確指出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帝國主義假手於中國反革命力量而進行幹涉的嚴重危險，要求中國共產黨人提高革命的警惕性。斯大林指出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特點，要求中國共產黨人掌握真正革命軍隊並注意研究軍事；指出必須徹底展開農村革命，滿足農民要求，以加強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指出無產階級必須起來掌握革命領導權，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就是為中國革命發展的非資本主義前途而鬥爭。以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斯大林又曾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所應采取的政策連續地給了許多及時的指導。
1927年初，以湖南為中心的全國農民運動的高漲，使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鬥爭空前地尖銳化。無產階級是否支持和領導農民運動，是革命能否勝利的關鍵問題。這時，中國共產黨中央派毛澤東到湖南考察農民運動，他在3月間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書。毛澤東在報告中充分說明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指出革命者必須堅決站在農民運動前麵支持和領導農民的鬥爭。他駁斥反動派汙蔑農民革命“糟得很”的叫囂，指出：豪紳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製政治的基礎，是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的牆腳；而農民起來革命，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他認為，地主階級有根深蒂固的基礎，隻有放手發動農民進行徹底反封建的革命鬥爭，才能打翻地主階級。他指出，農民推倒了地主權力之後，必須建立農民政權和農民武裝，以保衛和發展革命的勝利。毛澤東尖銳地批判了當時黨內陳獨秀投降主義者指責工農運動“過火”的錯誤論調。
在當時，如果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意見能夠被中國共產黨領導者所接受，那麼，革命就可能避免以後的失敗。
國民黨反動派叛賣了革命 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的空前高漲嚇壞了民族資產階級。同時，帝國主義者也在1927年3月24日炮擊被北伐軍解放的南京，並增兵上海，以威脅民族資產階級，引誘其叛變革命。於是，民族資產階級右翼代表蔣介石集團就和帝國主義者及集中在上海的封建買辦勢力勾結起來，采用血腥手段來叛賣和鎮壓革命運動。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對工人群眾和共產黨員實行大屠殺。接著，在廣州、南京、杭州、寧波、福州等地都發生了反革命政變，大批革命工農和共產黨員被逮捕和屠殺。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內陳獨秀分子的路線錯誤，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叛變危險失去應有的警惕和防備，以致在反革命的突然襲擊下，革命勢力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而遭到慘痛的失敗。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使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到局部的失敗。民族資產階級附和帝國主義和大地主、買辦資產階級退出了革命。帝國主義者和大地主、買辦資產階級以蔣介石集團為新的工具建立了南京反革命政府。從此，革命陣營由四個階級變為三個階級，革命處在危急之中。
1927年4月27日，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代表80人經考證，到會代表為82人。
——編者注，代表黨員57967人。大會批評了黨的領導機關內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但是仍然選舉陳獨秀繼續擔任黨的總書記，而陳獨秀在大會後繼續執行他的階級投降主義的錯誤路線。在大會上，農民土地問題、對武漢國民黨的策略問題以及加強革命政權、武裝工農、製定經濟政策等亟須解決的問題，也都沒有得到真正解決。
大會以後，在武漢革命政府統轄下的湖南、湖北等省的工農革命運動繼續在高漲；但這些地區內的地主資產階級也和帝國主義、蔣介石反革命派相呼應，發動了反革命叛亂。5月17日有湖北夏鬥寅的武裝叛亂，這次叛亂被葉挺部討平。5月21日又有長沙許克祥的武裝叛亂，大批屠殺革命工農和幹部；同時，在武漢的國民黨汪精衛集團也發出了許多壓製群眾革命運動的訓令。對於湖南事變和汪精衛集團的反動傾向，陳獨秀投降主義者不但沒有組織抵抗，反而命令工農群眾自動解除武裝，企圖以妥協和退讓來求得和國民黨汪精衛集團的合作，但結果適得其反。7月15日，武漢國民黨汪精衛集團也舉行反革命政變，封閉各種群眾團體，接著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這樣，中國人民所進行的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終於失敗了。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是由於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聯合力量大大超過了當時的革命力量，特別是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內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者拒絕了黨內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意見。但是，這次革命深刻教育了革命人民，使中國人民認識到：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是可以打倒的，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利益而犧牲奮鬥的革命政黨，是中華民族的希望。同時，這次革命也給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以豐富的經驗教訓，鍛煉出了一批黨的幹部，繼續領導中國革命事業前進。因此，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可以說是一次革命的“總演習”，它啟示了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如何去奪取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