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醫生問我以後會不會記得她，這個問題很無稽，隻要是在生活當中曾經發生過的總會被記住，這隻不過是個時間問題，她應該問我會記得她多久。
就像我三十年的生命中所經曆的人和事絕不會像我敘述的這麼簡單、有限，有些人和事注定是生命的陪襯，隻能被毫無選擇的遺忘。即便如此這個遺忘也會外麵夜與晝的交接一樣，以天光的慢慢鋪陳來完成交替，於是今天的白晝丟掉了昨夜的黑暗，不會再有任何交集。
她神色黯然，抿了一口茶後悠悠地說她在設想這個場景，那是若幹年後的某一天，我們的容顏都已經飽經歲月的侵蝕，驀然相遇或許我們會對視良久，可是最終卻想不起來彼此是誰。
這話說的有點曖昧，我不好往下接，趕緊低頭喝茶，我說我們可以把我們的交集理解成楊抗震所說的那種現實主義小說，從我們相識到今天我離開這裏，不過是我們各自掐頭去尾的一段生命，加入這段生命終有一天從我們的記憶中消失，咱們就當是被人兜頭潑了一盆狗血，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我說的很嚴肅，她卻笑的花枝亂顫，她說我說話總是這麼在風趣中一陣見血，有時候尖銳的讓人接受不了。她問我這是不是生活賦予我的本能，也算是我保護自己的一種手段。
我隻能如實告訴她真的不是，就像她提到的以為我在之前的敘述中暗藏了什麼邏輯線索，我首先承認自己是想嚐試著建立一個不尋常的邏輯，我的想法是將它編成一個情人扣，在所有回憶的中間安插多個矛盾的結點，從這些點出發纏繞成一個中心點，然後不斷外擴，使它們首尾相連，最後聚攏在一起，留下一個回味無窮的發散狀態，就像哈雷彗星的彗尾一樣。
而我的敘述被她理解成了內外多層的彈簧式結構，最終她自己還被套了進去，找不到彈簧之間的聯係，這也許並不是她的錯，因為人們都是這樣，擅長以自己的理解強加於事主，還期待著能得到對方合理的解釋；如果要在我的生命中找出一個代表來，那隻能是我媽，她將這種理解升華到了某種高度，已經能將自己的理解經由謠言的方式促使其成立，並以此證明自己理解的正確。
心理醫生深沉地說這是溝通問題，人們不擅長溝通，結果總是給與我媽這樣的人以可乘之機，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隻要人自私的本性存在，這種誤解就永遠無法消弭；在我看來卻不盡然，我和她還不是一直在溝通，她依然誤解了我，我想還應該將這個問題上升到人的生存結構，比如說個性的養成和知識結構之類的某些層麵。
她點頭默認了我的說法，同時附加了對我的最後一次分析，她認為我的一切都是之前的生活造成的，在這裏說一切有點籠統，她進而解釋說是我的性格，語言風格，對回憶的敘述模式，最重要的是我的抑鬱症。
換句話說就是我的抑鬱症並不是單單的某一件事促成的，而是我所謂的情人結式的點點鏈接的環形結構，最後發散而出的彗尾。她突然話鋒一轉問我打算將大學生活寫成一部叫做《瑣碎追憶》的小說是不是真的，我鄭重地點了點頭。她笑了，斷言說那本並不存在的小說一定是個開放式結局。
我沒明白她的意思，她說接受了我那個情人結式敘述結構的說法，不再糾纏於自己的彈簧式結構了，但是她對情人結的彗尾產生了興趣，而且得出了一個新的認識。很多抑鬱症患者的病源存在於過往的經曆之中，而我的情況特殊，有對過往的百思不得其解，又加上對於將來的未知，這種不知何去何從的恐慌才是我有別於其他人的問題所在。
我覺得給她個麵子，於是也點頭默認了，她好像又高興了起來，將茶杯放在茶幾上搓了搓手說讓我千萬不要忘記《瑣碎追憶》寫好之後先拿給她看看，這樣我們起碼還有一次再見麵的機會。
我樂於接受她的提議，我正考慮能不能將我的手稿交給她，請她幫我輸入電腦呢，我之前給袁教授寫的書稿都是花錢請學生工作處勤工助學的學生輸入的，千字一塊，這樣的價格弄的我自己都有點不好意思，結果這個活還有人爭著接。
我突然想勸勸她，自己也不知道是為什麼，我勸她沒事的時候也不要天天窩在這個工作室裏，出去走走，有可能的話找幾個朋友聊聊，她又笑的花枝亂顫，她說這是最初勸我的原話，我想了想，確實有這麼回事，不過我說的是真心話。
我問她還記不記得中學的時候最怕的英語題目是什麼，她想了想說是閱讀理解，分值大而且還難，她每次隻能做對四分之三。我問她還有一種題型，現在已經取消了，不過按照她的年齡計算應該遭遇過，就是改錯題。她幾乎尖叫著說不錯，改錯題最難，每次能做對四分之一就不錯了。
我笑了笑，因為感同身受，我說暫且把應試教育這個話題放一放，以後我會在《瑣碎追憶》裏著重拿出來說一說，先來說說改錯這件事，我問她有沒有發覺在學生時代對於發現錯誤的能力異常低下，我們隻將範圍限定在自己身上，也暫且不去想當然地推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