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這一席話弄得新劇組的同誌大惑不解。因為他的意見中不少是互相矛盾的，比如他要京劇本照淮劇本演，可是又提出要把原來教育青年的主題改成國際主義主題，把原來有思想差別的金樹英與劉大江改成沒有差別，更為離奇的是為了激化戲中矛盾，要把玻璃纖維寫成是有毒的。當時劇組同誌就告訴張春橋，生活中玻璃纖維是沒有毒的，吃了也不會有生命危險。在裝卸中，散包不能上船，混進了雜質的米包更不能上船。可是張春橋就是不聽。後來彩排後，上海廣播電台有位同誌看了演出，特地向劇組指出，玻璃纖維是無毒的，你們這樣寫，將來廣播出去，外國人聽了會問，你們中國的玻璃纖維怎麼是有毒的，這樣會鬧笑話，甚至出問題。張春橋聽後竟不耐煩地說：“他們電台也管得太寬了。”仍舊置之不理。
重新組建的五人編劇組立刻投入了改編工作，因為這些同誌各有所長，寫出來的唱詞風格不很統一，金樹英的唱詞是新詩式的，劉大的唱詞略帶雜文味，王德貴的唱詞有些老京戲味兒。寫作時大家十分拘謹，不能寫壞青年，錯誤思想一露頭，就幫助，一幫助就解決。憶苦思甜也有些無的放矢。
5月份，修改稿出來，6月7日在上海藝術劇場彩排，由蔡瑤銑扮演金樹英，因此這一稿簡稱“蔡本”。6月11日在錦江飯店小禮堂舉行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市委書記陳丕顯，文化局局長孟波、李太成，劇組的何慢、鄭拾風、聞捷、於會泳、郭炎生、李曉民。參加會的人都到了，等了一段時間，不見“客人”出來，這時小禮堂舞台帷幕徐徐拉開，隻見台中間放著一張小方桌，桌上放著一台錄音機。一會兒，錄音機放出了江青對《海港早晨》的意見。江青本人不露麵，竟用錄音機發表意見，如此傲慢地對待市委領導和創作人員，使許多同誌感到驚愕。江青認為這一稿是“無衝突論”，沒戲了！她說，要在淮劇的基礎上突出金樹英和劉大江，又講沒有矛盾就沒有戲。餘寶昌要承認錯誤，不要把他的問題寫成品質問題，他的本質是好的，隻是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她還說：蔡瑤銑演的金樹英不像，太學生氣，像個女教師。江青還說，“要寫矛盾，要寫階級鬥爭，無論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都要寫階級鬥爭。”
“無衝突論”比“中間人物論”更加嚇人，因為當時把文藝中的無衝突論說成是政治方麵的“階級鬥爭熄滅論”在文藝方麵的反映。這樣，“蔡本”又因被戴上了“無衝突論”的帽子，而結束了它的演出曆史。
令人啼笑皆非的“寫真實論”
寫一稿，被否定一稿，大家都感到左右為難，束手無策。有人把劇組的這種尷尬，與被“開除”出劇組的楊村彬談及，他開玩笑地說：“《海港早晨》真是苦海無邊啊！”不料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竟被扣上“破壞樣板戲”的罪名，受到了批鬥。陳丕顯同誌很同情編劇的處境，說這真是一塊硬骨頭，是不是另外搞《幸福的港灣》吧！有位編劇說：“小說《幸福的港灣》報紙上已經在批判了。”後來張春橋知道了這件事，輕蔑地說：“阿丕，他懂什麼？”張春橋又對編劇們說：“你們得好好幹，我們現在是一條船上的人了，搞不好，大家都要落水！”
10月初，奉江青、張春橋之命，劇組再次下碼頭，張春橋要編劇在碼頭生活基礎上重新結構一個故事，但編劇彙報短時間內結構不起來。1965年四季度為了“投石問路”，劇組決定一部分人研究前兩稿，讓鄭拾風同誌一人單獨試寫一稿。這一稿主要是對江青說的餘寶昌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作了具體描寫，如聽壞書、學壞樣等等。劇名改為《碼頭風雷》。江青、張春橋卻又認為對陰暗麵暴露得太多，於是戲沒有排演就被以“寫真實論”的罪名給否定了。
這樣，江青等人在《座談會紀要》中製造的所謂“黑八論”，《海港早晨》一個戲就挨到了“中間人物論”、“無衝突論”、“寫真實論”等三個黑論，可稱是“占盡了風流”。
《碼頭風雷》沒通過，又回到第一稿、第二稿，在綜合這兩稿的基礎上，加工改成了第四稿。由於江青不滿意蔡瑤銑的表演，由江青拍板，從數千裏之外的寧夏調來了李麗芳同誌擔任主角。這一稿簡稱“李本”，角色的名字也都根據張春橋的決定改了，金樹英改名方海珍，劉大江改名高誌揚，餘寶昌改名韓小強，王德貴改名馬洪亮。並刪去了馬洪亮與韓小強的舅甥關係，隻有老工人與青年工人的“階級關係”。為此，張春橋還對李太成同誌上了“階級鬥爭”課，竟說“人都是受社會、階級教育決定的，與親屬沒大關係”（在後來的演出中，又莫名其妙地恢複了舅甥關係）這一稿餘母、劉妻、洪鈴都被刪掉了，錢守維由愛護青年工人的老倉庫保管員改為暗藏的階級敵人，以加強“階級鬥爭”。劇本改名《海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