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暢通訴求渠道，完善社會利益協調和社會糾紛調處機製。這是繼《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提出：建立輿情彙集和分析機製，暢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之後的新要求，標誌著輿情研究和輿情信息工作，已成為圍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目標，抓好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一環。
據現有文字記載，“輿情”一詞最早出自《全唐詩》詩人李中所作《獻喬侍郎》一詩：“格論思名士，輿情渴直臣。” 1873年4月，李鴻章在奏請在天津建“曾國藩專祠”的奏折中寫道：“仰懇天恩，俯賜照準，以順輿情”。《辭源》則把“輿情”解釋為“民眾的意願”。在當代有關輿情的研究剛剛起步，目前對“輿情”這一概念還沒有統一的認識，從傳統的社會學理論上講，輿情本身是民意理論中的一個概念，它是民意的一種綜合反映。但是，從現代輿情理論的嚴格意義上講，輿情本身並不是對民意規律的簡單概括，而是對“民意及其作用於執政者及其政治取向規律”的一種描述。我國第一部輿情基礎理論專著《輿情研究概論》的著者王來華認為，輿情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空間內，圍繞中介性社會事項的發生、發展和變化，作為主體的民眾對作為客體的國家管理者產生和持有的社會政治態度。如果把中間的一些定語省略掉，輿情就是民眾的社會政治態度。葉斌、溫為平認為，社會輿情從書麵上理解就是社會上輿論的情況，用傳統的稱謂則是“民意”，通常的說法乃群眾議論的“熱點”、“焦點”問題。
劉毅認為，“輿情是由個人以及各種社會群體構成的公眾，在一定的曆史階段和社會空間內，對自己關心或自身利益相關的各種公共事物所持有的多種情緒、意願、態度和意見交錯的總和。”也就是說，輿情是由民眾、公共事務和民眾的意見和態度構成。民眾是輿情傳播的主體，而公共事物是輿情傳播的客體，民眾的意見和態度則是輿情傳播的內容。
通過對輿情的調查、收集、分析，可以歸納出現代社會的各種動態，作為黨政領導進行科學決策的客觀依據的重要材料。輿情工作做得好，可以有效地提升社會預測力、科學決策力、核心競爭力和綜合推動力。那麼，如何在萌芽狀態就對海量信息中的輿情進行迅速預警，從而發揮出媒體輿論引導能力的最大效應？如何更好地把握輿情導向、對突發事件做出快速響應和處理？全麵的社會調查，高效的深度分析，有效的網絡輿情監控和輿情輔助決策支持係統都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節社會調查與輿情預測
現代社會是一個不斷變化發展著的複雜的係統。要正確地認識社會，有效管理和建設社會，離不開真實、準確、完整、及時的社會信息。社會調查作為一種搜集和處理社會信息的方法，在現代社會具有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一、社會調查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
“社會調查是人們在科學方法論的指導下，運用科學的手段和方法，對有關社會現象進行有目的、有係統的考察，以此來收集大量資料，並對這些資料進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用以弄清事實真相，明了事物的內部結構，事物間的相互關係、變動機製和變化趨勢，進而提出提高社會效率、改革社會的最優方案和實施步驟的實踐活動。”中國共產黨三代領導集體都特別重視社會調查研究。毛澤東認為調查研究是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的基本手段和根本途徑。他說：“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生， 作了許多調查研究工作， 才完成了科學的共產主義。列寧、斯大林也同樣做了許多調查”，並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而且強調“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 ，如果離開調查研究，就會產生主觀主義，陷入空想和盲動。1926 年毛澤東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到1930 年寫下《反對本本主義》的光輝著作，這是毛澤東社會調查研究理論的形成時期。在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作期間，毛澤東大力提倡做農村調查，他自己更是深入農村、工礦，對中國社會作全麵細致的調查研究，寫下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調查報告，對中國共產黨更好地認識中國社會特征和指導中國革命起了重要作用。1941 年，毛澤東將他曆年的調查研究所得的一批珍貴材料編印成《農村調查》一書，並寫了序言和跋，發給全黨。
同年八月，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作出了《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關於調查研究的專門決定，這也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對社會調查研究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高度。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一直非常重視調查研究工作，始終堅持把調查研究的基點放在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解放思想，分析解決問題上麵，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進行長期持久和深入廣泛的調研實踐，為中國共產黨的調查研究這一優良傳統的形成和發展做出重大貢獻。鄧小平把調查研究看做是貫徹黨的思想路線和群眾路線的必然要求， 十分重視領導者親自動手搞調查研究。他指出：“能不能深入下去，工作能不能落實，關鍵在於領導幹部是不是以身作則，深入部隊，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分析問題，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