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媒介，應該給社會上的各種意見特別是弱勢意見保留一個聲音的通道，有時，甚至要組合這些微弱的聲音，以使它們得到足夠的關注。因為這些聲音的出現對於真理的發現和完善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有一種思考問題的方法，叫做“頭腦風暴”。它圍繞討論主題集合多人的智慧，在允許自由發言的同時，還確保每個人的觀點和意見不受攻擊，從而保證了表達自由的充分實現。這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同時，媒介在與輿論的關係上也應該力求主動：變以往消極的反映輿論為積極的引導輿論。如果要改變受眾根深蒂固的思維定式，則除了報道那些令人信服的，有根有據的事實外，還必須講求策略、技巧，與無形之中轉化受眾的思想。這樣，不僅可以和輿論保持適當的一致，還可以把輿論引上健康的發展道路。
當然，說話者本身也應“在自己的作品中既提倡自我克製和質樸的原則，又貶惡揚善，限製靡靡之音和自我放縱”，遵守職業道德。否則，必將招致輿論的譴責。
通往表達自由的心門也許可以在社會對弱勢聲音的寬容之下開啟，然而此時，表達者往往會遇到另一個更實質的難題。
第二節物質力量的匱乏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對一個問題揭示得非常清楚，那就是物質決定意識，物質是第一性的。在現代社會，隻有意誌沒有經濟基礎作為後盾，恐怕隻能一事無成。而表達自由的實現程度同樣受到物質條件的限製。在脫離了原始的麵對麵的人際傳播形式之後，信息傳播和接收都必須通過媒介，並借助一係列技術手段和財力支持，才能完成。舉例來說，如果要辦一份報紙，這種基礎最直接的表現就是維持報社運營所必要的經費及製作報紙所必需的紙張和印刷機械。因此，從某種意義上，掌握了傳播工具的人才真正具有發言權。哈耶克在他的《自由主義》一文中把這個問題說得很透徹：“如果政府控製著印刷設備，就不會有出版自由，如果必要的房間受到這樣的控製，就不會有結社自由，如果運輸手段被壟斷，就不會有遷徙自由。”可見，自由並不像它表麵所標榜的那樣，無拘無束。就媒介而言，如果想要獲得這種自由，首先必須具備相當的財力、物力，並謀求經濟上的獨立，因為“無論受何方麵金錢之補助，自然要受該方麵勢力之支配，最少亦受其牽製。”中國早期的政治家兼報人梁啟超就一直持有此觀點，為了保證新聞自由，他表示“無論經若何困難，終不肯與勢力家發生一文錢之關係。”西方有很多媒介宣稱自己是獨立於任何利益集團的，我們且不追究其真實性，單就這種立場而言，確是十分正確而且必要。
僅有財力的支持還不夠，今天的信息大戰更是一種科學技術的較量。數字、網絡、衛星技術的發展，使傳播者的聲音可以被更準確、更快速和更廣泛地接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正是依仗著雄厚的技術力量，掌握了世界新聞信息的霸權，而經濟技術力量薄弱的發展中國家越來越難發出自己的聲音。因此，運用高科技的傳播工具已成為媒介新一輪爭奪的焦點。
而與此同時，另一種力量也正在悄悄地增長：運用高科技來封鎖和刪減信息的手段幾乎同步發展起來。如果說，有控製就有自由，那麼有自由便也要激起控製的欲望。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在這一場較量中，誰的步子更大，步頻更快，誰就可能是勝利者。
在自由之路上的各種隱性障礙中，我們認為影響最大的便是物質力量的匱乏。因為，離開了物質基礎，我們就無法談更高層次上的需要，而我們誰也不想自由得一無所有。
在為自己裝備了足夠的物質力量以後，緊接著就該想到表達者的表達能力問題了。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但如果有米而婦不巧，這一炊的結果該是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