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為何看好媒介宣傳而不是其他途徑？這是因為西方既定的政治權力結構已經失衡，原有的政治解決的途徑已經堵塞，而現行的政府邏輯又基本不起作用，西方的政策更使弱勢集團灰心喪氣甚至徹底絕望，於是他們轉向暴力，轉向媒介，並通過媒介尋找支持者和參與者。
媒介對恐怖事件大規模全麵、客觀地報道，往往也具有反宣傳甚至激勵和獎賞的作用。從這種意義上講，今天的媒介已經成了恐怖主義者與我們爭奪輿論主動權的一個新的戰場。
恐怖主義者利用西方媒介的超級權力，遵循新聞價值規律，通過製造恐怖活動為媒介提供新聞報道內容，從而實現製造社會恐慌、進入社會議程和主導輿論的目標。在經曆了一係恐怖事件之後，他們在“戰爭中學習”，現在已經能夠熟練地運用這種卑劣的傳播方式或宣傳手段，不斷采用熟練的技巧來欺騙媒介守門員，通過一些恐怖性行動和煽動性話語使自己萬眾矚目，使大眾恐慌萬狀。意大利紅色旅的成員總是約定俗成地把他們的犯罪行動安排在周三或周六（還把這兩天稱為“首選傳播日”），以至於周四或周日的報紙因為要報道他們的殺戮行徑而加厚。出於同樣理由，1995年在美國俄克拉荷馬城炸死168人的凶犯提莫西·麥克維之所以將炸彈選擇安放在姆拉聯邦大樓，說是因為這幢大樓周圍很空曠，可以拍出好的新聞照片和電視鏡頭。因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越是在自由的社會，恐怖分子越是容易獲得巨大的影響。正如該領域的知名學者保羅·威爾金森（Paul Wilkinson）不久前所說的那樣：‘開放社會的自由媒介尤其容易被殘酷的恐怖組織所操縱和利用’。”“很清楚，恐怖主義行為和媒介之間常常有一種相互提供養分的傾向。”恐怖主義行為的社會效果由媒介傳播來體現，而媒介傳播效果則由恐怖主義事件的發生得到彰顯。
溫卡特·艾伊爾（Venkat Iyer）認為：恐怖行為“通常是指經過精心預謀的、襲擊的對象是相當隨機的，但具有一定的象征性或很高地位的非武裝人員，旨在造成一種恐懼氣氛，以達到影響政府或者其他一些機構的政策製定。”甚至可以說，“恐怖行為和媒體之間經常具有相互提供支持的傾向。媒介因此承擔了一定的特殊責任，除非媒介保持獨立、公正地提供新聞，否則就很難避免成為恐怖行為的幫凶。”還有學者認為，“恐怖”是一種弱者反抗強者的非對稱的對抗性手段，是一種帶象征性的發言權。作為弱勢一方的恐怖組織，如果強勢一方不適當地造成了他們不能合理、合法地利用政治手段、傳播渠道來表達強烈的政治訴求、民族意識甚至於受壓迫的曆史記憶，或伸張冤屈的手段看似用盡，的確會將已經陷入絕境的人“逼上梁山”，通過非法的恐怖行動來爭取自己的權益，何況這種所謂的“英雄主義”和“獻身精神”還能從某些方麵得到激勵和獎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