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恐慌論是指媒介在對社會恐慌事件進行大規模報道的過程中會導致產生新的更多的恐慌現象或恐慌心理的媒介理論。由此可見，媒介恐怖論是一種社會心理以及受眾心理的研究，這種媒介恐慌心理的形成需要諸多誘因以及一個完整的過程，是當前一個比較年輕的學術話題。關於恐怖主義和社會恐慌的研究最先是由非傳播學領域的政府官員和學者進行的，如保羅·威爾金森的《政治恐怖主義》，P·盧本斯泰因的《煉金術士的革命：現代社會的恐怖主義》，格拉斯的《恐慌文化：美國人何以會為錯誤的信息害怕》。
但是，隨著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發生震驚全球的恐怖襲擊事件時，有關媒介與恐慌的問題才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的外圍組織——國際大眾傳播研究學會(IAMCR) 就分別於2002年和2005年在西班牙巴塞羅納市和中國台北市舉行國際學術研討會，討論媒介與恐怖主義、媒介與社會恐慌等問題。亞洲媒介信息傳播中心（AMIC）於2002年在澳大利亞的佩思舉行了以“媒介、恐怖主義與和平文化”為主題的第11屆年會。會議收到很多高質量的論文，來自許多國家的專家學者對媒介與恐怖主義、反恐戰爭及行動的關係進行研討和全麵總結。會議認為，麵對地區衝突和恐怖主義，媒介完全可以做到“促進平衡而不是偏見，交流而不是對立，洞察而不是無知。”會後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結集出版了《媒體與恐怖主義》一書。該書的內容簡介寫道：“今天的世界充滿著恐怖主義。紐約、巴厘島、馬德裏、倫敦、巴格達、新德裏、安曼，一個又一個的地方成為恐怖主義分子製造血腥事件的場所。當人們觸目及此，是否也看到了恐怖事件背後媒介的影子呢？是否意識到在報道恐怖主義過程中媒介的作用、影響和職責呢？電視、報紙告訴我們的恐怖事件是事件本身，還是擴大或縮小了的事件呢？媒介是不是在無意中充當了恐怖主義的宣傳員？”分析和思考這些問題，的確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和發揮媒介的功能和作用。
第一節媒介輿論與恐慌文化
全世界的公眾在媒介上親眼看到了“可以被稱為曆史上第一件世界性的恐怖事件：撞擊、爆炸、崩塌——所有這一切都不再是好萊塢的臆造，而是殘酷無情、真真切切的現實，真實地發生在全球公眾的‘普遍的目擊者’之前”，這就是發生在美國紐約的引起普遍政治心悸和社會恐慌的“9·11”事件。當所有的焦點都集中在“9·11”事件時，全世界的報紙、電視、網絡等媒介都采用大照片、大圖像來突顯美國的苦難，有些媒介甚至采用了受難者從空中墜落地麵的視像。媒介除了連篇累牘的恐怖事件報道和驚心動魄的視覺刺激之外，似乎沒有足夠的關於“9·11”事件發生的世界圖景的分析和曆史根源的探究，美國政府、媒介、民眾能夠立即想到的就是以牙還牙、以暴製暴。這種報道方式、傳播口徑和大眾的想法在短時間內自動地、直覺式地高度統一，是不是一種社會恐慌的自然反應？而恐慌狀態下的抉擇會是科學的和正確的嗎？
這種“恐慌文化”給美國帶來巨大的損失：個人因為這種“杞人之憂”而備受煎熬，坐立不安；國家則因為大動幹戈地抗擊那些很小的、甚至根本就不存在的危機而浪費上千億美元的財物和大量的人力資源；美國在國際上的形象也嚴重受損。根據一項調查，75%的美國人認為，他們比20年前更加感到不安全。這讓美國人覺得自己時時刻刻生活在暴力的包圍下，因而難免會深深陷入恐慌之中。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社會學教授格拉斯納（Barry Glassner ）認為，這種“恐慌文化”讓美國人把心思花費在不必要的事情上頭，卻忽視了真正有待解決的不平等、貧困、種族主義以及槍支泛濫等社會問題，完全沒有必要。但是，在今日社會裏為什麼會形成這種過分恐懼的“恐慌文化”，並且能很快席卷全美國呢？格拉斯納又說，這是因為那些“輿論製造者”欲圖從中獲益：政客奢談犯罪和毒品希望贏得選票；廣告推廣團體誇大疾病傳播範圍希望從中賺錢；最為致命的是，各大媒介均充當了十分不光彩的角色，它們為了吸引公眾的眼球開足馬力，夜以繼日地連續不斷報道暴力和恐怖現象，從而不斷營造新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