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勒莫的分析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流言滋生和傳播的一種模式。那就是傳染—潛伏—爆發。回憶起SRAS傳播剛開始時的種種猜測——鼠疫、炭疽、禽流感、生物武器襲擊，我們可以發現，早在這些病毒或災難在國外傳播或出現時，我國的很多人已經被感染了。這種社會記憶潛伏在人們的心裏，直至“非典”病毒出現時的總爆發。
二、流言傳播的數學公式
流言是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不協調的產物，是輿論在興起、擴散過程中的“變形”和“扭曲”。據奧爾波特和波斯特曼、科羅斯的研究，影響流言傳播的因素主要有三個：事件的重要性、狀況的曖昧性和公眾的批判能力。
奧爾波特和波斯特曼在《流言心理學》中指出：流言的散布量同“問題對當事人的重要性和有關其命題的證據的曖昧性的積成正比例”。既然是“積”，隻要重要性和曖昧性的任何一方是零，流言就無從發生了。如果問題對人們不重要，無論狀況多曖昧，流言也不會流傳。同樣，問題再重要，但狀況不模糊，事實很清楚，流言也不會廣泛傳播。他倆據此提出了一個關於流言的公式：
R≈ia
其中，R＝流言(Rumor)，i＝重要性(importance)，a=曖昧性（ambiguity）。
如果說試圖控製流言擴散的人對“事件的重要性”這一要素似乎是無能為力的話，那麼他們完全可以在控製“狀況的曖昧性或模糊度”這一要求上有所作為。隻要他們重視曖昧性這一變數，設法通過各種傳播渠道提供有關信息，使狀況清晰起來，就可能抑製關於這一事件的流言的產生和擴散。
科羅斯在1953年的研究中對奧爾波特和波斯特曼的這個公式提出了質疑，並對其進行了補充修正，使原來的公式成為：
R≈ ia/c
其中，c＝批判能力(critical ability)。
經科羅斯修改後的數學公式表明，如果群體或個人批判地接受事物的能力增強，流言則會減少，直至最後消失；反之，如果公眾的批判能力很低，對什麼事物都會不加選擇地接受，那麼流言的散布量就會增加。當然，假如事情不重要，或者關於這一事情的透明度很高，那麼即使公眾沒有什麼批判能力，流言也不會產生和散布。
不過，對事件的重要性與狀況的曖昧性的理解，有時又是因人而異，因事而異的。有的事情，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可能是不值一提的區區小事，但對某些人又可能非常重要。關於某件事件的報道，對於許多人來說已經比較清楚了，甚至報道的消息已太多太濫了，但說不定還會有人覺得有點模糊，因為他們對每一個小細節都十分關心。所以說，事件的重要性和狀況的模糊性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至於群體和個人的批判能力，也應看做是多種因素的綜合表現。因為，一個人對於流言的批判能力要受到世界觀、政治信仰、文化程度、知識結構、個人性格以及社區環境和公眾情緒等各種因素的製約和影響。撇開其他因素不論，單就公眾的情緒來說，如果公眾處於平和的情緒狀態，那麼人們對流言則多會取審慎的批判態度，他們會對每一則流言仔細研究，反複尋找其說不通、證據不足和可能有虛假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流言擴散的速度要慢得多，範圍要小得多，產生畸變的程度也要小。因此，對社會、對一些人的衝擊力是不大的，有的甚至無任何負麵影響。但是，假若公眾處於亢奮、不安、憤怒的情緒之中，其批判力就會下降，對投合自己情緒的流言往往缺乏冷靜分析和理性思考，而變得較易接受流言，有時甚至接受十分荒謬的流言。這是因為，當公眾情緒異常時，處於相同情緒狀態的成員們就像受到某種病毒感染一樣，已處於一種昏睡的朦朧的精神狀態，這時他們很容易接受別人的暗示，相信別人對這一事件的狀況的解釋，並樂於傳播、擴散，而且速度驚人，破壞力極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