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的人生不像明朝才子那樣悲慘呢？因為我用玩世的喜感“化”掉了一切，所以遇到不如意事，我不但沒有三副眼淚，連一副也沒有，有的隻是哈哈一笑。不如意事以外，我發為評論，評論中也考究玩世的喜感。例如1989年有所謂無殼蝸牛臥上街頭，以無住屋為抗議的活動，孟絕子打電話來，聊天中談到如何才能有效逼國民黨偽政府麵對房屋政策，談的結果，發現隻有采集體大便模式，才能奏效。無殼蝸牛們應以一萬人為集合人數，先到中正紀念堂大便，如官方再行玩忽，則二十四小時後，再去慈湖大便。於是，無殼蝸牛們無屋可住，逐水草而居；國民黨有屋住不得，逐水肥而居，餘味無窮之下，民進黨進無隙拉大便，退無緣撿水肥，其逐臭空間，也隨問政空間一體減少矣。政治問題，大便解決，其斯之謂歟？唯一的流弊是，有朝一日，國民黨政府房屋政策落實過度，蓋好以後，以為是國民住宅，其實全是一間間公廁。蝸牛又叫苦矣！——這就是我玩世的喜感。
1982年3月16日，李寧代《政治家》訪問我，說：“你的確是個很好的宣傳家。是你的性格如此嗎？還是另有原因？”我答道：“當然一部分是我的性格，另一個原因是我的戲。”“我出道的時代跟胡適不一樣。胡適那時代的知識人很受尊重，而胡適出來時就是大學教授，當然容易造成一個好形象。我一出道就是流氓，靠打天下起家，所以，不斷有訴訟、不斷有花邊新聞，不可能有好的形象。可是這有助於我的發言權，當輿論這樣封鎖我時，它還是無法完全拒絕我，還是要登我一個百分比，因為它忍不住不登嘛！”我舉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獄為例：“這次我出來，《聯合報》登了我的消息，《中國時報》不登，聽說餘紀忠開會時很生氣，因為漏掉新聞他們也吃不消。《聯合報》一開始雖然登了，可是後來我寫了一封信到《聯合報》，他們就不登我的，登別人的。不過，沒關係，他們總要給我一個百分比。”就靠這一點百分比，我迂回性地、點綴性地突破了這個島對我的封鎖。訣竅無他，我是真人演假戲而已。——假戲不是虛偽，而是有技巧地“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在這島上，別人是靠成群結隊狼狽為奸造勢，我卻靠獨來獨往單槍匹馬造勢，比別人難多了，所以要會做戲。我的戲目有很多種。第一種是要有“狂氣”，狂氣就是有話直說，不必謙虛。在許多方麵，我的表現一點也不謙虛，不過，這就是我。當我覺得我是第一的時候，為什麼我要說我是第二？我要打破這種虛偽。更有甚者，我表現我是第一的時候，是幹脆以自吹自擂的姿態，大言慚人的。我的敵人胡秋原罵我“詐瘋魔”，這次他說對了。英國文學家蕭伯納說：“人家捧我，我很不安，因為捧得不夠。”蕭翁畢生自吹自擂，狂氣不脫，良有以也。狂氣以外，另一種是“流（流氓）氣”。周作人說寫文章要有點流氓氣，其實做人也當如此。有流氓氣就是敢作敢當、不恤人言、不怕聲名狼藉，為了真理，不怕人說閑話。孟子說匡章是天下大賢，但是舉國都說匡章不孝，因為他跟他老子爭是非。可是孟子為他跨刀，孟子說大孝子才敢這樣做啊！可是匡章的不孝卻一直洗刷不清，隻有靠孟子來保鏢。有時候，壞名譽會跟著你走一輩子，你沒辦法，也隻得由它跟著走。這時候，有點流氓氣就發揮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至少不會像匡章那樣痛苦。流氓氣的最大特色是對閑話的反應異乎尋常：“是老子幹的，又怎樣？”這樣一來，手足無措的，就換成說閑話的本人。一如閑話說一少奶奶偷人，偷了姓王的，如果少奶奶的反應是：“老娘偷了好幾個姓王的，你說的是哪一個？”這樣一來，手足無措的，就換成說閑話的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