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台北市敦化南路大廈中，二十年來我有幸碰到好鄰居——牙醫張善惠、林麗蘋夫婦，開牙醫醫院，太太做“院長”。“院長”的老爸當年手握上海市情治大權，殺真假共產黨無算，剛來台灣時，人心惶惶，她老爸每逢吃飯時就恐嚇：“有得吃就吃，等共產黨來了，我們全家跳淡水河！”雖然是五十年前往事，“院長”說她仍心有餘悸，覺得每頓飯都吃得痛苦不堪。五十年前同一時間，我家也從上海來台灣，爸爸雖非“院長”老爸那種國特級，不怕“會被共匪剝皮”，但既一起逃難到孤島之上，同歸於盡，自有可能。一個叫宗榮祿的小國特，他寫回憶錄說他來台灣前，約他山西老鄉宋偉霖教授一起來，宋教授責備他說：“國民黨已壽終正寢，你還想親視含殮。”我看到這段話，心裏為之一震，我李敖本來明明是同歸於盡的，但陰錯陽差，居然又看別人“壽終正寢”了，並且有“親視含殮”的機緣了，這種“你死我活”的結局，想來也真是奇遇。何況，在使蔣家偽政府“壽終正寢”上，我又不無促死與鞭屍之功，這種奇遇，就更杠上開花了。
1986年3月5日，我回信給汪榮祖，曾一吐我對這奇遇的心境：
……我就是看不過去，就是要在這島上，給知識分子留下浩然之氣的榜樣。我的手法是霹靂式的，因為施的是天威，所以雷劈之下，不論首從。雖然以劈“當路”的“豺狼”為主，但是兼問“狐狸”，有時也有必要。我蠻喜歡一幅漫畫，畫的是打獵家在家中牆上，以所獵動物頭標本為裝飾，但在牆腳下的老鼠洞旁，卻有另一裝飾，蓋老鼠頭標本也！此公對敵人一視同仁、葑菲不棄、巨細不遺、大的要、小的也要，真是要得！
……今之台灣知識分子不成才，賣身上床、粉墨登場而不以為恥，此真顧亭林所謂之“亡天下”也！顧亭林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是政權的失落，“亡天下”是道德的失落。國民黨“亡國”是他家的事，但是率二流、三流、不入流的知識分子以“亡天下”，我卻要站出來打，打它個明白。
這種浩然之氣，就是我幾十年來的一貫人格與風格。它的形成、它的正果，有著漫長的心路曆程與身路曆程，而我願以回憶錄和快意恩仇錄來做一清算，顯有施教和典範之意存焉。我坦白寫出我並沒有很好的天資和背景，也非天縱之聖，而是自己困學硬造出來的豪傑人物，甚至近乎聖人。1982年，我回信給黃妮娜，有這樣的告白：
……你知道我婚喪喜慶概不參加……你和新郎的喜事，我不能參加，你們倆當不會見怪……
你結婚後，自然離開台灣，遠托異國。你為理想坐過牢、受過難，如今離開這個令人痛苦的島，去過一種新生活，似乎該為你慶幸。按說人不該老是做戰士，總該新陳代謝，總得有個退休，有個變化。所以你此後遠走高飛，不能說你不對。人要為同胞活，也得為自己活，不然豈不是聖人了？要人做聖人，總是強人所難的。你年紀輕輕的，就被國民黨關那麼久，如今苦海餘生，別做打算，也是合情合理的。
至於我，顯然老是做戰士，無新陳代謝之可言，沒有退休、沒有變化，似乎該以聖人論了。套句明朝哲人的話：我做聖人，我做不到；但是聖人做我，也不過如此吧？我想，即使孔夫子在台灣，在國民黨這樣統治之下，做的也不會比我更多吧？……
這種類比，就是我自詡的根源。王安石讚美被人惡罵的馮道，說他有“聖人行”（聖人的行為），我自詡自己就是做有“聖人行”的豪傑。自己窮困時候，一頓頓餓飯幫助老師，此“聖人行”也；自己富有時候，一把把鈔票支援難友，此“聖人行”也；自己坐牢時候，一篇篇文章搶救奇冤異慘的死魂靈，此“聖人行”也，“聖人做我，也不過如此吧？”至於仗義聲援弱小、疏財領先抗暴、出山以救蒼生、入獄以謝知己、散盡收藏以助慰安婦……此“聖人行”也，“聖人做我，也不過如此吧？”但我為何引起爭議？為何不乖乖像聖人一樣，淨得嘉名？追究起來，有原因在，就是我太坦白了、太尖銳了、太凶悍了、太生不逢時了，所以雖“聖人行”不止，卻“惡人名”不已，所以我的嘉名，沒得到應得到的程度與濃度。這種不相稱，不是從我開始的，早從古代的聖人墨子，就遭遇到了。墨子是熱心救世的人。班固說“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說墨子住的地方，煙囪還沒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來，動人得多。孟子一方麵明知“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一方麵卻血口噴人，罵墨子“是禽獸也”。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偽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為君子、以學稼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生活起居，都要乘輿代步、從者眾多的大排場，這樣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來，是應該臉紅的。孟子不但不臉紅，竟還罵墨子是禽獸，這又算什麼呢？比起儒家的聖人來，墨子們卻沒得到應得的嘉名，這當然不公道，不過，有一點公道的是被罵禽獸，罵他的還是聖人級的人物，但李敖呢？在文章中和電視call-in中被罵禽獸，罵他的卻是小人級的狗腿了。但我有比墨子優勢一點的是，我因為太坦白了、太尖銳了、太凶悍了，我可以報複回去，不在乎形象，墨子卻做不到。所以，同為“聖人行”的，李敖活得雖難度最高，卻活得最痛快。痛快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公然自大。我曾告訴陳彥增說：“大概隻有像你這樣深知我的老朋友，才對我這種’關門自大‘的態度，不以為異，也毫不見怪。不深知我的人，就不習慣我這種大模大樣了。其實我的自大，從不表現在臉上，隻是表現在身上，我從無’滿臉驕氣‘，卻總有’一身傲骨‘……隻有深知自己的老朋友，才能消受得起，不是嗎？”我認為，自大如果變為一種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貴的。李鴻章、戴高樂（De Gaulle），都是出了名的自大的人，他們在受別人氣的國勢裏，居然能以氣勢淩人、以自大獲得別人的懾服與尊敬，這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李鴻章、戴高樂他們這種大模大樣的外鑠，都因為在內心中，他們真的都有舍我其誰的氣魄，所以“誠於中，形於外”，就有那種架勢出來，並不是演戲，而是真的舍我其誰的。三十年前，《紐約時報》的兩名記者包德甫和沙蕩夾住我，跟我合照一相，一邊照相我一邊說：“糟糕！我被美帝包圍了。”——他們知道我這個中國人自大，而願一左一右側立拍照，可是，我仍舊嘴不饒人，真情以玩笑出之，我深愧不如李鴻章和戴高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