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犯罪事實已明確如此，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法官翁其榮、徐元慶、陳成泉仍舊官官相護，違背法令，判台中市政府勝訴。最妙的，在判決書裏，居然弄錯法律位階，把“行政院”新聞局六十九年12月17日瑜版四字第17050號函優於法律，並把其中“私人車輛、辦公及投宿場所”擴張解釋，認為私人住宅也包含在內！試問人對自己的家，叫“投宿”嗎？三法官又說“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製辦法”第8條“扣押其出版物”中，“其”字應做“出版物”名詞解釋。但“其”字明明是文法上的代名詞，如照名詞解釋，則變成“扣押出版物出版物”了，這通嗎？可見三法官“名詞”“代名詞”都分不清、也不懂中文“投宿”的意義，國文程度都如此超越前進，法律素養自然更可想而知矣！
案經張桂貞上訴後，“最高法院”法官劉煥宇、孫森焱、曾桂香、林奇福、羅一宇判決，斷定三法官判決錯誤，“率以扣押程序無瑕疵為論斷，並據以裁判，尚難謂合。”因而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989年5月3日起，這一案子再審。審了一年三個月，台中市長張子源也下台了，法定代理人換成了新市長林柏榕；打太極拳的法官林鬆虎也換了，最後由黃奠華、袁再興、林富村三法官判決原告張桂貞勝訴。接著林柏榕又提出上訴。案分到“最高法院”法官李錦豐、範秉閣、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樹手裏，居然做下中國司法史上最荒謬的判決，認定台中市政府勝訴。這一案子分到法官李錦豐、範秉閣、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樹手裏前，前後曆時三年四個月，張桂貞母子鍥而不舍、努力不懈，所爭者，除民事責任、司法公正以外，更著眼於“憲法”中人民基本自由之保障。戒嚴四十年以還，警備總司令部執“戒嚴法”以限製人民基本自由，“惡法亦法”，尚勉強自成一說，但逾越“戒嚴法”本身規定之限製而濫肆擴張，則就無以自圓。試看“戒嚴法”第11條第1款明定：“戒嚴地域內，最高司令官”“得停止集會、結社及遊行請願。並取締言論、講學、新聞雜誌、圖畫、告白、標語暨其他出版物之認為與軍事有妨害者。”“戒嚴法”還算是法律，可是“行政院五十九年5月5日台五十九內3858號令核準修正”了所謂“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製辦法”，其中第1條就說“為管製出版物特依戒嚴法第十一條第一款之規定製定本辦法”。但這辦法，並沒經過“立法院”的立法手續，根本不是法律，所以還不夠資格稱為以“戒嚴法”為“母法”的“子法”。可笑的是，雖然連“子法”都不配，這一所謂管製辦法，卻自動擴張解釋，把連“戒嚴法”都沒有的，都加以羅織引申。例如該辦法第3條規定：“出版物不得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八、內容猥褻有悖公序良俗或煽動他人犯罪者。”試看“戒嚴法”第11條第1款明指“出版物之認為與軍事有妨害者”，才可依“戒嚴法”取締，但是出版品“內容猥褻”明明隻是妨害風化而已，又何曾妨害到什麼“軍事”了？男女問題竟與戒嚴有關，戒嚴竟戒到了男女問題上，這種擴張解釋，豈不是荒謬嗎？再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下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二、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所謂“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製辦法”所管製的事，即為人民言論、著作及出版之自由，自屬“憲法”中第二章“人民之權利與義務”範圍，而“應以法律定之”，不能出之以命令。而所謂“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製辦法”，乃是命令，當然違背“憲法”。如今在這命令肆虐幾十年後，在解嚴時期，身為司法體係的“最高法院”法官如李錦豐、範秉閣、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樹者，還不能認清這一所謂管製辦法的無法無天，反倒靠它來做抵觸“憲法”或法律的依據，這種法官，也就太“歧路亡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