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三十六年前（1962年）被胡秋原告到法院後，自此訟性大發，打官司變成家常便飯，前後出庭幾百次，或原告、或被告、或告發人、或代理人，進出法院，自己幾無寧日，而敵人與法官更無寧日。三十六年來打的官司之多，已難畢數，但有一批官司，最有施教作用，那就是我跟中華民國偽政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的官司。自來衙門欺負老百姓，本是常態。但這一常態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極配合，也有以致之。換句話說，一方麵衙門欺負你，作威作福；一方麵你忍耐它的欺負，逆來順受，這樣子搭配，才完整構成這一欺負的作業，而令大官人私心竊喜、獲得快感。如果被欺負的一方，挺身而鬥、據理力爭，不甘被欺負，而要跟衙門斤斤計較、糾纏不休，則衙門未必勝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償失。鬥爭到最後，衙門之頭可灰、大官人之臉可土，而吾儕“刁民”之一口鳥氣，亦可稍吐於萬一矣！我生平是深信這種鬥爭哲學的，我以做“刁民”為榮。每遇到衙門找麻煩，隻要是於法有虧、於手續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煩找回去。問題是一定得找到機會才好動手，好在國民黨壞事做得多，機會是不愁沒有的。
我生平著作上百冊，可是國民黨查禁了九十六冊，查禁法令，種類滋彰，或根據“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報紙雜誌圖書管製辦法”、或根據“出版法”、或根據“戒嚴法”、或根據“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製辦法”……不但弄得我們眼花繚亂，連他們自己也眼花繚亂，尤其在下級執行人員執行時，更是眼花繚亂。就在這種眼花繚亂中，在幾乎李敖作品每出必禁的“慣性”下，一個機會來了。1985年4月25日，我出版了“李敖千秋評論叢書”中《五十·五十·易》上、下兩冊，其中下冊經警備總部以“淆亂視聽，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雲雲為由，予以扣押，並通令各級學校、警察機關等有關單位，清查報繳；但該叢書上冊，卻漏未查禁。不料令下之日，部分下級執行人員卻弄不清楚，索性見書就查，以致該叢書上冊，也難以幸免，一並由台北市政府出具大量查扣收據，滿載而歸。到了6月24日，我由龍雲翔律師代理，向台北市政府提出“損害賠償請求書”，告訴他們：“正因為貴衙門有關人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強迫手段，違法扣押未經查禁之書籍，致使請求權人所發行該叢書上冊除被違法扣押四十六本外，其餘未扣押部分，也因而不能陳列出售，妨害請求權人發行、出售之權利，損害請求權人可得預期之利益六千九百零一元（內含已扣押四十六本書價六千九百元及未扣押部分優待為一元）。”台北市政府收到我的“損害賠償請求書”後，自知理虧，且知我來者不善，決定屈服。乃在1985年8月29日上午，在法規委員會召開協議，主席林秋水，由洪以遜代，另有新聞處趙鵬科長等，一共五位，與我達成“台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協議記錄”，確定“本府部分執行人員誤扣上述叢書上冊屬實，本案本府有賠償責任”。8月29日，開出損害賠償國庫支票“六千九百零一元”，其中六千九百元是已扣押部分的折現；一元部分就是優待的罰金，於是我領定了有史以來第一宗的此類國家賠償，大獲全勝矣！
在台北市政府被我罰過一元後，高雄市政府又被我逮到，也罰它一元。全部經過，比罰台北市政府還精彩。1985年4月15日，我出版了《我給我畫帽子》一書，高雄方麵，由鹽埕區大仁路141號孫慧珍代為銷售。不料到了6月27日，有警員王聰琰者，跑來查扣，並出具編號第039334號“高雄市政府取締違法出版品錄像節目帶三聯單”一紙，以資證明。因為這本書並沒查禁，這下子被我抓到機會，遂在8月10日，去函國民黨高雄市長蘇南成，指出：“因台端台南市長任上，本人曾寫文章揭發台端為’台灣第一不要臉‘，全市嘩然，議員且紛紛以台端無恥為詢。今日台端走馬高雄，自然有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教唆下屬王聰琰、非法扣押上市書籍、妨害本人依法發行權利之嫌，顯已觸犯’刑法‘第134條、第29條及第304條之罪嫌。又台端身為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共權力時，故意不法侵害本人發行之權利，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及第7條規定，應由台端之衙門負損害賠償責任。”蘇南成收信後，龜縮不複，1987年3月13日，我由龍雲翔律師代理，向高雄市政府提出“損害賠償請求書”，苦苦相逼。高雄市政府收到後，自知無法再賴，乃於1987年5月9日上午，在高雄市警察局簡報室召開協議，賠償義務機關代理人廖兆祥、參加協議機關代理人李文錦、法製室代表黃章一、新聞處代表王硯青等，與我達成“國家賠償事件協議記錄”，確定四項：“一、警員王聰琰因於1985.6.27過失查扣李敖先生所著《我給我畫帽子》一書，所開具三聯單039334號應予撤銷。二、查扣之書二本，已於1985.7.12返還書攤，免予賠償。三、本府同意象征性賠償請求人新台幣一元。四、本局已主動將警員王聰琰調職處分，另由本局作成案例教育。”所謂“案例教育”，是警察界的術語，指具體發生的個案，該案因有施教作用，值得每一位警察注意，因而編成案例，在各級警察間流傳，以為教育之謂。這一條協議的達成，是高雄市警察局被我糾纏不過，被迫答應的，當然使他們麵上無光，但是迫於“刁民”的壓力，也隻好照辦。事實上，我這“刁民”，也有寬大的一麵。因為協議當天，高雄市警察局曾找來“肇事”警員王聰琰，當場命他向我報告經過並問我對他的處分是否滿意。王聰琰是個大塊頭，滿麵羞慚，查起書刊來生龍活虎，對簿公堂來就語無倫次。我得知他已被調職處分，從鹽埕區肥缺改調到市警局看門後，就宣布：“我寫的書，九十多本都給查禁了，警察執行查扣時，難免弄不清楚，因而見書就查扣，王警員的錯誤是可以原諒的，我想不必進一步處罰他了。”幾線幾星的在場警官，認為我通情達理，王聰琰也向我鞠了一躬，於是在哈哈一笑中，結束了協議。不過，在如何交付一元的技術上，出了問題。據1987年7月2日《民眾日報》登，高雄市政府對於賠償李敖事件，“對於這一塊錢是以現金給付或是開具市庫支票給付，市府投鼠忌器，大傷腦筋。”據我的朋友黃章一透露，高雄市政府內部為賠償李敖曾起爭議，但李敖堅持按照“公庫法”第15條“應以支票為之”的規定，拒收現金，所以最後才硬著頭皮開出了一元麵額的國庫支票。這張支票，我後來送給鄧維楨了，高雄市政府一連多年還要每年登報召兌。當然它永遠不會去領取，它永遠是一張戰利品，長存在民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