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31日，台中高分院開庭，證人鞠金蕾上校、孟啟正也到庭了。在作證時，孟啟正公然表明身份，偽證說他是“台中市政府文化小組官員，本案由台中市政府主辦、由中部警備總司令部協辦……”不料孟啟正語猶未了，台中市政府的職員和律師就插播進來，一再聲明：“孟啟正並非台中市政府職員，他是中部警備司令部政二科的人。”我聽了，立刻向庭上表明：“這裏麵涉及偽證或不當提示證人的問題，務請書記官詳細記明筆錄。”孟啟正作證這一幕，使我目擊了一場衙門現形記，我真忍不住好笑。亂查扣書，鬧出烏龍事件，兩個衙門竟發生當庭互賴、當庭大對決、爭先卸責的笑劇，發生互不承認孟啟正的妙事，如此荒唐，真是《官場現形記》都找不到的好材料了。
這個案子之所以能被我逮到，關鍵在於即使按照當時違憲的查禁政令“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製辦法”第8條，也隻規定“出版物有本辦法第二條或第三條之情事者，對其出版發行人應依有關法令予以處分，並扣押其出版物”，明定扣押對象是“其出版發行人”，但張桂貞隻是一位雅好收藏禁書的老太太，人既非“出版發行人”、住所亦非“出版發行人”住所，怎能查扣她的書？我爭執的焦點是：按照“出版法”第39條，隻禁止“出售及散布”，並未禁止“持有”。戒嚴時期，人民持有“禁書”情況，其實一如持有“黃金”、“美鈔”，隻能“持有”，不能流通買賣，但單純之“持有”並不犯法。本案對住宅破門而入，搶走“禁書”以去，其行為，在模式上與破門而入，搶走“黃金”、“美鈔”以去並無二致。所以台中市政府要賠張桂貞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