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因為是外地人，知道外地人常常被本地人呼為“豬玀”；我在台灣，因為是外省人，知道外省人常常被本省人呼為“豬”；幾十年後，且進而演變成“中國豬”，不但豬，且有國籍矣。其實這算什麼，有一種豬叫“波蘭中國”（Poland China），在美國培養成功，身兼二國之名，隻是“中國豬”又算老幾呢？
這種以豬視人的人，其實自己正是中國古典說法中的“豕視”，自己如豬者也，並不是說這種人長得像豬，而是頭腦中是豬腦，是“侏羅紀”時代的頭腦。我在台灣，每每感到到處是豬腦，而我自己仿佛活在豬玀紀裏，因此不論振筆為文，或登台傳教，我都寓有殺豬味道，此乃憤世使然、玩世隨之，不足怪也。
我李敖在豬玀紀殺豬，打遍天下無敵手，最後人見人怕鬼見愁。其實所以能如此，憑有文名是不夠的，而要有驍名、有悍名，這樣才能有上述效果。關於我的驍名與悍名，有一個小故事。1991年，活了九十六歲的青年黨頭子李璜死了。他死前幾年，李寧訪問他，回來告訴我：“李敖你可真可怕，李璜談到你的時候，都特別把聲音放低，並且麵露恐懼之色。你說你李敖多可怕！”我聞之大笑。
我在文星時，劉紹唐創辦《傳記文學》，托高蔭祖介紹，拉我寫稿。因為是東北同鄉，且待我甚厚，我一直以“大哥”稱之。我曾寫信挖苦他說，你老兄“有功有過，功在很技巧地寫出了（還談不到揭發）國民黨的許多糗事；過在挾泥沙俱下，也幫國民黨做了太多不實的宣傳與偽證。更可怕的是你使這些丟掉大陸的罪魁禍首們、禍國殃民的大小渾蛋們，因能在你的雜誌上自我陶醉而延年益壽，我認為他們集體能晚死二十年，除了漫無心肝的先天條件外，《傳記文學》和‘榮民醫院”兩者，是責無旁貸的“。有一次劉大哥同我聊天，提到俞濟時對他說：“你們搞曆史辦雜誌的人寫得很辛苦，可是，”俞濟時說著把手一揮，“都是假的！”意思是說，真的你們不知道，我們也不告訴你們。俞濟時是黃埔一期的“天子門生”，且是蔣介石多年的侍衛長，獨得之秘，過於他人，可是他就是不說。但他透過周之鳴，想見我一麵，我拒絕了，因為我深知此輩性格，他們是不敢說真話的。後來他回我一信，回信寫好，還是先向情治首長報備後才寄出來，可見此輩小心翼翼的謹慎。所以，我早就打定主意，要殺豬，得自己想辦法才成。於是，前後十年之久，我用“李敖的方法”完成了這一大業。
“李敖的方法”是用第一流的曆史家的訓練，博覽群書，比對史料，然後試圖用豬腦的角度去剖析豬，以得出真相。為什麼要這樣怪招呢？因為國民黨是渾東西，我們不可能按照正常情況來知人論事，它不是人腦的問題，而是豬腦的問題。因此，揭發黑暗國民黨必須靠細膩的分析、準確的處理和深入豬腦的植入方式才行。像我顛覆國民黨比雷震他們深入多了，我根本從思想上、曆史上下手。國民黨怕挖屁股，因為它有爛屁股；但國民黨不怕遺臭，因為它是水肥車。雷震他們總是辛苦挖爛屁股，而我則根本上推翻水肥車，證明臭大便來源必是爛屁股，於是形式上沒直接挖，事實上卻臭氣盡出。例如我知道，要顛覆國民黨必須先從它的圖騰開始。孫中山、蔣介石、蔣經國，乃至李登輝等，都是圖騰。我在1965年寫《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一書，就是這種方法，國民黨查禁了它，說明了一切。我1987年寫《孫中山研究》，更是這種方法的發揚光大。孫中山一生的大成功是推翻中國帝製，一生的大失敗是自己奪權不擇手段……（編者略）為了這本書，國民黨台北市新聞處處長唐啟明雖然把我告到地檢處，但是時代已變，檢察官被我說服，我躲過一劫。
我不但拆穿了國民黨的祖師爺，也拆穿了祖師爺的“國父遺教”。我用了大量的文字駁斥了三民主義等的亂七八糟，同時我還“策反”了我的敵人周之鳴教授，以他精湛的三民主義專家地位，揭竿而起，大反三民主義，我為他發表《中毒的三民主義應該停授》等鴻文，氣得他的老友陳立夫在1990年1月13日寫信給他，指出：“以反共專家如兄者發表此文，是李敖要毀兄之毒計，兄不可上其當！”可見陳立夫真是目光如炬，他警醒到他們祖師爺的經典已被李敖砸掉。可是，國民黨太遲了，它已經維係不住了，最後隻能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自欺欺人了。一則“限製級”的政治笑話道出了一切。笑話說有個無聊男子在“那話兒”上文了幾個字，不幸感染潰爛，男子跑去看醫生，經過初診，隱約發現“三國”兩字，於是要他去給護士看個清楚，護士看過後，告訴醫生說，正常的時候看它是“三國”，後來它自我膨脹，就出現全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了。此笑話甚逗。隻是國民黨陽痿成性，出現全文大不易耳！作為真人，或有威而剛；作為主義，可要“黎明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