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與胡茵夢扯在一起的後遺症很多，最後一個後遺症是我寫作甚稀，原因是花了太多時間在女人身上。不過這次坐牢前後，我完成了“李敖全集”八冊，也算是具體“成就”，事實上這全是葉聖康、林秉欽的功勞。“李敖全集”出版時，遭到官方的幹擾，內情有趣，值得一述。原來國民黨鉗製言論自由有一特色，就是以武夫（尤其政戰係統的武夫）審查書刊。按說書刊縱該審查，似乎也輪不到武夫者流來勞過界，但是國民黨的武夫則不然，從外放做“大使”到內定掌華視，赳赳者天下皆是也，又何況審查書刊哉？自從在台灣寫文章起，我就與國民黨武夫結不解緣。國民黨審查書刊，單位不少，但總其成者，則在警備總部。警總武夫皆蠻幹派，武而不三思者也。他們搗我的蛋，一直藏身在暗處。但是因緣際會，倒也有露白者二起。第一次是1966年警總搶劫我的“告別文壇十書”後，由李國瑾中校出麵，與我料理後事。李國瑾是王昇紅人李明的弟弟。李明程度本來奇差，李國瑾更不如乃兄，且麵目可憎，一如乃兄。為人又陰險討厭，一如乃師王昇。給人印象，惡劣已極。希特勒說他寧願拔掉兩顆牙齒，也不要再和佛朗哥見麵，我則願意拔掉四顆，此生再也不要遇到這種政工人員！第二次是1980年。那年四季出版公司準備出版《李敖全集》第一梯次六巨冊。在頭兩冊付排的時候，警備總部負責書刊審查的人，找到了四季老板葉聖康，交給他一紙書單，提醒他書單上的李敖著作不要出版，因為都是查禁在案的。並向他表示，願意與李敖先生見個麵。在葉聖康的安排下，我與這位負責書刊審查的人吃了一頓午飯。這人自稱叫張烈，是位老先生。他說負責書刊審查的人多是政工幹校出身的，他自己也是，但他不是幹校學生，而是幹校教職員，負責書刊審查的，包括警總政六處處長曹建中，都是他的學生。他說警備總部的人，沒人敢跟李敖接觸，他卻不怕，所以特地吃飯聊聊，以減少誤會。他所說的警總的人沒人敢跟我接觸之事，我也早有所聞，看他言之鑿鑿，我也笑而信之。那頓飯局，隻有三個人：我、張烈和他帶來的一位朋友。這位朋友我本以為是來“監視”他的，但是看到他們互相交換唱酬的詩稿，似乎又純粹是他的朋友。他們把詩稿拿給我看，上麵寫的都是濫套的舊詩，不過令我驚訝的是：軍中卻也有這麼以守舊的方式附庸風雅的人！一頓飯吃下來，聊得倒也毫無拘束。張烈很客氣地轉告軍方的查禁標準，除了政治上的禁忌外，“不要提到生殖器，也不要罵孔子。”關於書單上查禁的李敖著作，因為查禁在案，書名相同的絕對不要再用、篇名也要改過。所以《李敖全集》為了減少查禁的麻煩，把《李易安再嫁了嗎？》改名為《李清照再嫁了嗎？》以為掩耳盜鈴；關於“不要提到生殖器”，把文中“老祖宗們生殖器崇拜（phalliciam）”的字眼，改成“老祖宗們什麼什麼崇拜（phallicism）”的字眼，以為掩中文不掩英文。……張烈口中的這些國民黨查禁標準，最令我驚異的，不是別的，反倒是他說的那句“不要罵孔子”的道統觀念。對孔子，早在幾十年前的五四時代，大家就有了“罵”的自由，像《吳虞文錄》等是；早在千百年前的戰國時代，大家就有了“罵”的自由，像《莊子》等是。可是到了台灣，國民黨卻反動得連孔子都碰不得了。這種大開倒車，倒真令人稱奇呢！不過，有趣的是，這位張烈老先生本人，雖然言之諄諄，但在執行起來，卻也自形藐藐。大概一頓午飯建立了他跟我的交情，幾個月後，他突然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說為了金庸的書，他跟曹建中起了衝突，甚至發生了武鬥，他氣得不幹了，現在到“中國廣播公司”做事去了。臨移交前，他把《李敖全集》全六冊都放行了。所以，我如果在出書前內容有所“插播”，也沒有什麼關係了。我很感謝他這一“密電”。原來禁與不禁之間、找與不找麻煩之間，還可因人而異，有這麼大的分寸，警總之有彈性，固似女人之褲腰帶也！張烈以後，警總又藏在暗處，做“狗屄衙門”——隻進不出了。照例每月查禁我的書，累積起來，有九十六冊，足可進“吉尼斯世界紀錄”而有餘。其間葉聖康有一天碰到曹建中，曹建中跟他大罵李敖。葉聖康說：“處長對李敖恐怕有所誤會，何不由我安排，見見李敖？”曹建中聞言色變，連忙搖手說：“我才不要見他，沒有人敢見他。見過他，他什麼都給你寫出來，你洗也洗不清！”我聞之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