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以後，監獄官換人了，我跟這看守所也熟了，那時看守所輔導官是政工幹校出身的馮音汝少校，他為了使“囚情穩定”，在書刊進口方麵，給了我這特級囚犯不少優遇；在寄出信件的字數和檢查方麵，也給了我這特級囚犯一些方便，雖然是責任使然，但在出入之間，既不像其他輔導官那樣政工幹，想來還是該感謝他的。更感謝他的是，一天晚上，他同意我到庫房裏，把被“保管”的美少女照片帶回押房來，於是，那天晚上對著雙胞胎姐妹，我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
後來為了蔡添樹越獄事件，看守所所長徐元麟和馮音汝都遭撤換，而我的案子也確定了，隨時有移監到“仁愛教育實驗所”的可能，因此我把兩張雙胞胎姐妹的裸照，藏在“藍燈字典”的硬紙封麵中，果然在1975年12月22日，我被突然移監到土城，照例又“保管”起我在景美軍法看守所的許多書物，但字典等工具書除外，於是夾帶中的雙胞胎姐妹便幸存下來，一直陪我到1976年11月19日出獄，方才完成“階段性使命”。
PLAYBOY 雜誌與我還有後緣，後來它的中文版不但一再訪問我，並在英文1990年年刊（PLAYBOY Enterprises，Inc.1990Annual Report）裏刊出我的照片。那次刊出，是從十五種外語版中每年一百八十位名人中選出三位，李敖即在三位之中，在我照片下美女大腿如林，亦趣事也。
我在十一房坐牢時，對麵是第三房，是小房間，有一位囚犯獨居。囚犯大陸籍，平頭，黑黑的，麵目瘦弱。他的最大特色就是不說話、也不看書、寫字、也不出來放風、也不提出任何抗議和要求。對外界的一切，一概不理。他每天沒有一點聲音地活著，像個鬼似的，令我們十分好奇。我們對他的任何關切，如送食物、用品等給他，他也一概不理。有一次寒流來了，獄方加發毯子，監獄官孫紅全（這個人不錯）沿房開門，問寒問暖，問到這位第三房的怪人，也全無反應。我比照“息夫人”的故事，把這怪人取名為“息先生”。他這種一句話也不說、一點聲音也沒有的囚犯，為我生平僅見。我想他一定是受了人生最大的刺激，因而看破紅塵，寧願自閉的。這樣子與“鬼”為鄰好一陣後，我們往往忘了第三房還有一個人在。聽說他早就服刑期滿，隻因為隻身在台，找不到保人，因而不能出獄。他後來被送到綠島“候保隊”了，這樣子的囚犯，某年某月某一天要魂斷孤島，也是自在意中的。“息先生”的例子，使我特別留意到囚犯的交保問題。留意之下，發現政治犯胡虛一他們所說“從沒見過一位難友是無保放人的”之言，確是實情。不過，在我入獄之前，我卻聽說有過無保放人的例子，那是魏廷朝對我的一段自述。魏廷朝第一次坐牢出獄時，是沒有交保的。這一自述，給我很深的印象，所以記得清清楚楚。魏廷朝這次跟我坐牢時，他因為早我二十四天被抓，所以早我二十四天出獄。他出獄後“仁愛教育實驗所”負責人告訴我：現在你李敖要出去了，依法要有人做保才能出獄，你隨便找兩個朋友保你吧！我一聽，就立刻拒絕了。後來他們糾纏不止，我這時記起魏廷朝無保放人的自述，我說，保什麼啊？魏廷朝就無保釋放過，為什麼老找我麻煩？不料他們說，誰說魏廷朝沒交保了？我們拿證據給你看！隨後他們果然拿出證據給我看，原來魏廷朝是交了保的！看了證據後，我心裏一陣沮喪，在我眼中的台灣英雄，原來如此！不過，既然事已穿幫，我還是“執迷不悟”，我說，不必管魏廷朝如何了，反正我自己是英雄就是，我就是不肯交保。所方看我態度強硬，就暗示我沒保就不會放人，我說我就是沒保，你們不放我也可。最後他們屈服，破例無保釋放。後來得知，我是國民黨所抓成千上萬的政治犯之中，唯一一個無保釋放的個例。
最有趣又最惡心的是：我的開釋證明書上有例行印好的“行狀及悛悔情事”專欄中有例行的思想已改正字樣，看了又好氣又好笑，明明政治犯無過可悔，卻硬要說他悔了過，這種強製悔過症，在我以前，就施之於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元勳——陳獨秀身上過。1937年8月25日陳獨秀出獄後，立即給《申報》編輯部寫信，表示：“鄙人辛苦獄中，於今五載。茲讀政府明令，謂我‘愛國情殷，深自悔悟’。愛國誠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象；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陳獨秀這一書麵聲明，《申報》不敢把它登出來。四十年後，國民黨“進步”了，至少不再發消息說李敖“愛國情殷，深自悔悟”了——他媽的國都被你們丟光了，還愛個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