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種檢舉，是跟以上檢舉別異其趣的，以上檢舉是檢舉別人，這種檢舉卻是檢舉自己，這就是所謂”匪諜自首“。”國特“們號召”匪諜自首“，信誓旦旦，保證自首以後既往不咎，有些人弄不清自己是不是”匪諜“，為了安全，先”自首“了，這下子麻煩大矣！因為你一”自首“，”國特“們就如獲珍寶，以為你是”共匪“地下工作負責人，一切唯你是問。結果一問三不知，”國特“們於赫斯怒，遂賜閣下以最新罪名——”自首不實“，就是雖然”自首“，可是有所保留，不老老實實交代出關係。結果閣下”自首“未成，反倒罪加一等。他領獎金你坐牢，一幕棄暗投明大戲，最後也以鼻青眼腫收場。
我住軍法看守所第二房的時候，正對麵是第十房，住著調查局的處長範子文，他被局長沈之嶽誣以”匪諜“，關進牢中。我早就聽說，台北武漢大旅社姚嘉薦命案，就是他主持”偵破“的，用的全是刑求逼供的手段，他在牢中大聲念佛，表達懺緒，聲聲不斷，至少有一聲應和姚嘉薦命案有關。我在”放封“時和他一組散步，我沒好意思問他姚嘉薦的事，隻聽他嘮叨他自己在調查局被刑求的事，我問他那你在調查局做處長，你也刑求人了？他說刑求人的事，他們高階層的不知道！我說那沈之嶽也不知道了？他沉思半晌，痛苦地說：“沈之嶽也不知道吧？”事實上，他被我問到死角，有苦說不出了。散步時他告訴我：“是不是共產黨，我們行家一’聞‘就知道，今天牢裏抓進來的。都是假共產黨，真共產黨他們根本抓不到！”範子文這話，自負中不失可信度，因為就近取材，眼前的紅色難友，簡直無人不假，判一二十年徒刑的，固比比皆是；判死刑的，也大有人在。
範子文以外，關在第四房的調查局副處長李世傑也是另一個假“匪諜”。他做副處長時，負責處理國內“政治暗流”情報、研判“反黨反政府分子”、“分歧分子”的政治主張動向等。“奉命”把高玉樹等人當“敵人”看待，也“奉命”要視雷震、李敖等為“敵人”。自1951年至1965年，李世傑先後獲得陸海空軍褒狀、國民黨中央黨部獎狀、數度年終考績“特優”，記大功、蔣介石二次召見、贈給“玉照”等。蔣介石贈“玉照”、稱“同誌”後一年，“李世傑同誌”突然變成蔣家欽定的“匪諜”！他從雲端一頭栽下，從此掙紮在生死線上，展開了悲慘的人生。李世傑下獄後，兩次被判死刑，我記得最清楚的一張畫麵是：1972年9月12日，他第二次被判死刑，再度戴上腳鐐，行而歸。放封時他戴著腳鐐，不良於行，麵色死灰，但卻勁氣內斂，令人又同情又佩服。他那時是死刑犯，死刑犯除了例假日外，每天清早5點鍾，都可能被提出去槍決。所以每天晚上入睡之時，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第二天太陽出來。這種夜夜驚魂的日子，真叫人難過。這種夜夜驚魂的折磨，終於在三十二個月以後，告一段落。1975年5月12日，改判無期徒刑定讞，腳鐐再度離開了他，這時他五十八歲。同年9月22日，我從初判十年改為八年六個月，這時我四十歲。我早已搬到第八房，李世傑也搬到第九房，放封時與我在一起，談話漸多，交情也漸深。同年12月6日晚飯後，監獄官開了他的房門，通知他立刻收拾行李，準備移監綠島（火燒島）。李世傑在班長監視下，無法向我道別，隻好在提著行李、路過我窗下時，冒出“good-bye……good-bye”以為暗信。第二天清早，他便被解送外島了。李世傑走後十六天（12月22日），我也突被通知收拾行李，解送“仁愛教育實驗所”。景美軍法看守所時代，便就此告一結束。
1976年我出獄，我出獄後十年（1986年2月4日），李世傑也出獄了，他坐了二十年牢。出獄之日，太太已死了，家散人亡，他也老態龍鍾，這時他行年七十歲，已經是白發老人了。我深知李世傑博聞強記，筆下又行，聽說他出獄，亟思鼓動他寫出幾十年來的種種見聞，以存信史。1986年6月25日，我透過陳菊，打聽出李世傑的電話，跟他取得聯絡，說動他展開大寫作計劃。他本來隻想用化名寫，不敢用真名，我說你寫出來的事，一查就是隻有你李世傑才清楚的，你還賴得掉嗎？還是拋頭露麵迎頭痛擊吧！他同意了。同年9月30日，他的大作開始出現在我主持的“萬歲評論”、“千秋評論”上，連續發表，前後四年，直寫到中風死去。四年間，夜以繼日、鍥而不舍，寫出了兩百多萬字的揭發黑暗的文字，我為他印行的有《調查局研究》、《調查局黑牢三百四十五天》、《軍法看守所九年》等，都是內容翔實的不朽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