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晚上，大家談起清早的事，胡炎漢說：“在那樣可怕的情形下，你李敖可以冷靜地做一個旁觀者，還不忘記照顧熱水瓶，你可真狠！”我說：“希臘左巴在親近的人死去時候，他提起親近的人心愛的鸚鵡，走出去了，死者已矣，救活的更重要。並且，在觀察人間萬象的時候，你必須冷靜，有一天，我會為黃中國做更多的事。”
十二年後，1983年6月9日，我花了十個小時，寫了一篇《我最難忘的一個“匪諜”》，細述黃中國的哀史，作為國民黨統治下千萬血淚的一頁。黃中國是中國農民，他在亂世裏，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旋渦，陰錯陽差地客死異鄉刑場。他無識無知，但其遇也哀，一如魯迅筆下的阿Q。黃中國的悲劇是他純屬小人物，人微望輕，以致被當成“匪諜”給“繳”掉。他死後，李國龍問我：“難道軍法官不知道黃中國根本不是匪諜？”我說：“怎麼不知道！當然知道。隻是國民黨要表現捉拿‘匪諜’的成績，不槍斃一些人，就會被上麵打官腔。在這種邀功繳卷的要求下，每年就隻好弄出些假‘匪諜’來充數。上麵要‘繳匪諜’，誰管那麼多！”於是，需諜孔殷下，黃中國備位犧牲，伏屍法場矣！
黃中國被槍斃後，我譯的那首約翰·多恩的詩，對我更有蒼茫的意味，我就妥為“處理”，終於使它偷渡成功，隨我一起出獄。後來被胡茵夢看到了，胡茵夢抄襲了它，放在她的《死在阿富汗》一文裏，又收進她的《茵夢湖》一書裏。這是一首我非常喜歡的英文詩，此詩當年被海明威看中，把其中For Whom The Bell Tolls 一句用作書名，就是中譯的《喪鍾為誰而鳴》。海明威把這首詩的全文印在扉頁，可是所有的中譯本都沒翻譯它，跳過去了，所以這首詩也就從來沒有中譯，這是很遺憾的。中國人中，沒人有功力能翻譯這首詩並且押出韻來，隻有李敖優為之，大師就是大師呀！
黃中國做過外役，所謂外役，就是囚犯放出押房來替在押房中的囚犯服務。本來這種服務是該禁子牢頭——班長做的，但班長除了手拿鑰匙外，是不大做什麼事的，所有的事都由外役做。外役是選擇出來的囚犯，要刑期短的、無政治顧慮的。選好後，就叫他們送飯、送水、掃地、送物，並且替班長倒茶水、洗衣服。外役的一舉一動，班長都要站在背後監視，偶爾班長會偷懶、會小便，外役就可能蹲在小洞外麵，同囚犯趕忙聊幾句，透露一點外麵的馬路新聞，使囚犯“洞悉”一切。外役因為刑期都不長，流動性比較大。寒來暑往，年複一年的，我不知“洞見”了多少外役的來去。有時候，我的確記不清他們的長相了，原因之一是：房外稍低，他們同我說話，一定得采蹲的姿勢，然後把頭橫過來看我；房裏稍高，我一定得采趴在地上的姿勢，把下巴貼地看他們，雙方的眼睛一定呈十字交叉的，他們看到的我的眼睛，是與地平行的；我看到的他們的眼睛，是與地垂直的。雙方的臉再經過三十乘十五厘米的框框一過濾，在陰暗的光線下、緊張的表情中，的確已不成人形。所以我有時候記不清他們的長相，是可想而知的。但在這些記不清裏，有一個最清楚的記憶，卻使我畢生難忘。那是一張年輕、飽滿、聰明、白白的臉，配上一對精明的眼睛，一張有毅力的嘴，出現在我的洞口，低聲同我說：“李先生，我是你的讀者，我佩服你，有什麼事，凡是我能做的，就叫我做。我叫俞中興，是殺人犯。……班長來了，再見！”
法學家們一定彈頭式的以為：俞中興一定是現役軍人，不然怎麼會分到軍監來呢？殊不知俞中興並非現役軍人，他隻是殺人時用了槍，依這個地區的槍支過敏症，凡動槍的，不管犯什麼罪，一律先以“涉嫌叛亂”送軍法單位，經查明與叛亂無關後，才不起訴，改移司法單位。俞中興殺人時隻用了獵槍，就犯了槍禁，就這樣的，先分到軍監來了。
俞中興做外役時候，上下其手的機會總是有的，比如打菜時候，他會自動多打一點給我；裝水時候，他會自動把五公升水桶裝足；偶爾撿到一塊報紙，他會自動高速丟進，使我這年複一年不準看報的“中華民國公民”，多知道一點“中華民國”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