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坐牢時代，認識了我最難忘的一個“匪諜”——黃中國。黃中國是個怪名字，我戲稱他叫China Huang，並開玩笑說：“’黃‘字在中文裏動詞用法是把事情給弄砸了，你這黃中國，是把中國給弄砸了，憑你這名字，你就該坐牢！”我第一次見到他在軍法處第二房，隔壁一位大學生鬧絕食，我聽到走廊上一個山東口音的人在罵他，說：“年紀輕輕的，就找死啊！就要餓死自己啊！你笨蛋！”我從牆上窺視孔看過去，看到的就是黃中國。黃中國五十多歲，是一個好大的胖子，肚皮之大，全看守所我看到的人中，允稱第一。他皮膚粗糙、麵目黧黑、傻不嘰嘰的。他那時新任外役，每天替我們押房中的送飯送水。送水是用塑料水桶，每房一個，他用一根粗麻繩，在飯後把水桶一個個串起來帶走。串水桶的時候，空桶相碰，通通作響，我們就知道是他來了。坐牢的人聽覺都非常敏銳，敏銳到可以聽出牢門一開，開的是第幾號房或大概第幾號房。這種生存能力的離奇，沒坐過牢的人是難以想象的。黃中國原住第九房，和李政一同房，他因為案子很小，又沒有共犯，就被調出來做外役。外役是囚犯們最羨慕的工作，因為他們住的牢房房門白天不鎖，他們可以在走廊或院裏走動、可以抽煙、可以看到家屬送菜時包菜的有油的報紙、可以趁班長不在時同別人偷著講話……人一做到外役，大家就知道他案子不大，案情也簡單，黃中國自然也如此。
我在第二房從2月住到7月，在袁耀權被判無期調走後，就一人獨居。7月裏修房子，我改調十一房，十一房是大房，“容積率”五人，但我親眼見過關到十一人，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睡的。我住入十一房後，改關三人，另二人是第三房的李國龍（輔仁大學學生）和高時運（高山族縣議員，我開玩笑，說他的名字讀起來像“狗屎運”）。李國龍是我的小兄弟兼崇拜者，高時運與世無爭（至少與平地人無爭），由我做龍頭老大，三人相依為命，倒也痛快。1972年7月14日下午，忽然外麵哭聲大作，遠遠地聽到一個人連哭帶喊，漸漸過來，中間還夾著腳鐐拖地之聲。不料到了我們房門口，忽然房門大開，一個大漢，滿麵淚水、滿身汗水、上身赤條條、下體隻穿內褲、掛著腳鐐，被監獄官和馬士官長一擁而入。大漢不是別人，就是黃中國！黃中國一進房就大喊：“李先生啊！什麼案子嘛！他們判我死刑啊！”聲音發自山東男低音的一種嘶喊與絕望，令人悲憤、令人同情。馬士官長向我說：“李先生，我們老鄉情緒不穩定，我們不得不偏勞你照顧他，代他寫個狀子。”隨即對黃中國說：“你別擔心啦！有李先生照顧你，給你寫狀子，包你無罪回家。戴幾天腳鐐，不算什麼。”黃中國聽了，突然雙膝跪倒，撲通撲通向我磕起頭來，大喊：“李先生救命！李先生救命！”我趕忙將他扶起來，弄得我身上都是他的淚和汗。我安慰他，說：“不要擔心，有李先生在，一切都沒問題。”就這樣的，折騰了兩三個小時，黃中國情緒稍微平靜。晚飯到了，大家席地而坐，要開吃了，黃中國忽然從行李裏掏出五條雞腿，那天正好中午加菜，囚犯每人一條雞腿，而黃中國以外役身份，竟“貪汙”到五條，我們大吃一驚！黃中國分了兩條給我，李國龍、高時運各一條，他自己一條，就大吃起來，了無異狀。飯後我向李國龍偷偷說：“這家夥原來是’政經分離‘的呢！判死刑歸判死刑，大吃大喝歸大吃大喝，兩者互不相幹。現在你知道他為什麼那麼胖了吧？”
黃中國加入十一房後，十一房人丁旺了，不久來了胡炎漢（中正大學畢業，輔委會簡任官）、黃毅辛（《中國時報》采訪主任），後來高時運調走、黃毅辛出獄，又來了崔積澤（牛哥、黛郎和我共同的朋友）。整天跟黃中國相處，發現他為人淳樸忠厚，他是山東萊陽的農民，粗識文字，在抗戰勝利前夕他隻身跑到青島，去做海軍，但他不知道那是“偽海軍”（日本統治下傀儡政府的海軍），所以不久失敗，就變成了“漢奸”。我笑他：“要做漢奸早做啊！為什麼日本人要完蛋了才去做漢奸呢？”他苦笑說：“誰曉得呀！我們是鄉下種田的，隻曉得去青島入海軍，誰曉得是誰的海軍呀！”黃中國因為做了海軍、上了賊船，在1949年，就因不準退役，跟到台灣來。後來他退了伍，辛苦成家，在吳興街開了一家小米店，又因賭博糾紛，被他萊陽同鄉打主意，想挖點錢。大概黃中國有點小氣，不肯破財消災，就被整起冤枉來，被誣告於1945年農曆七月間，在共產黨占領下的萊陽繞嶺區，幹過共產黨的指導員；後來派到輦至頭村地方，幹過共產黨的小學教員。就憑這點單薄的人證和罪名，就被警備總部軍法處初審判決“處死刑，剝奪公權終身”了！黃中國初審判決的案號是“1972年度初特字第46號（61）秤理字第4269號”，我仔細研究了它的內容，在1972年8月12日，終於完成了“軍法申請複判理由書狀”，我共分十四點來為他喊冤。寫成以後，黃中國對我感激涕零，自然不在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