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捕後，一直關在台北博愛路警備總部保安處的第五房，關了近一年。第五房不見天日，全靠每天二十四小時的燈光與通風維持。在這房中，我曾被疲勞審問和刑求。刑求中的一個關鍵是要我承認我是“台灣本部”五委員之一、是台獨五巨頭之一。事實上，我對這難題毫無所知，所以無從承認起。糾纏了十幾天，我感到既然台獨分子和官方情報咬定我是台獨五巨頭之一，我不遙為配合，恐怕不得了結。於是心生一計，說我對謝聰敏開過加入的玩笑。我心裏想：這樣既可有加入之事，又可因玩笑減輕。聽了我自承開玩笑加入的說辭，聯合小組的調查局代表劉科長（劉昭祥，此人學問高出一般特務甚多）還用文言文反問我一句：“奈何以玩笑出之？”我笑笑而已。後來冤獄定案了，劉科長來跟我小聊，我說：“我實在不是什麼五委員之一，可是先抓進來的人口供先入為主，我後來居下，就會吃虧。俗話說’賊咬一口爛三分‘，因為辦案人員照例從’賊‘的邏輯，認為做賊的，不咬別人卻單單咬你，可見你一定有問題、你一定也不是好東西，縱查無實據，然事出有因，你也要一並移送。正因為有此天經地義，所以一個人，一旦被賊所咬，便沒那麼容易脫身，被咬之處，用具體寫法，便有三分之爛了。縱使有朝一日，冤情得雪，但是創傷難愈，往往是一輩子的事。如今案子已定，說什麼都太遲了，隻希望你們下次抓人時，務必先抓我，因為先被抓的可以占便宜，別人必須配合他的口供，他卻可以撒豆成兵。——千萬別優待我，千萬請先抓我！”我這種戲謔性的說法，其實也是真話。古話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對國民黨情治人員說來，這話應改為“辦案無親，常與咬人之人”。肯咬人的人，最容易取得這些牛頭馬麵的信任，這些人“毀”人不倦、聞過（別人的過）則喜、老K點囚、多多益善，凡此種種，無不靠咬以張之。咬之為用，真大矣哉！
我出獄後多年，一天武忠森律師和劉科長來看我，劉科長已退休了，講話恢複了人性，他說：“你的案子我們後來查出是冤枉你了，於是我們專案小組簽報上級，建議政治解決、放你出來，可是上級很反常，竟不采納我們專案小組的建議，直到今天還弄不清為什麼上級不放你。”劉科長的話，應屬可信，因為在劉科長之前，我在西門町碰到警總的魏宜智組長，他也透露過專家小組的建議，他也奇怪上級為什麼不肯放李敖出來。我想，這該是蔣經國他們最錯的決策之一，他們終於為我達成了深恨他們的充足理由，我自出獄又複出後，一路追殺蔣家，從蔣介石到蔣經國到蔣孝文、武、勇，乃至一幹走狗等，一連二十年猶未停止，可見我有仇報仇的凶悍。——要關老子嗎？讓儂認得阿拉，他媽的你可關錯了人了，你們後悔都來不及啦！我在保安處第五房的時候，國特們朝我大吼大叫，說：“你在我們眼中，是玻璃缸裏的金魚，我們把你看得一清二楚！”其實，他們在吹牛，他們從來沒把我看得一清二楚，我的陰險和報複能力絕非蔣氏父子及其走狗們所能看得清楚，我最後能夠口誅筆伐，幹他們二十年，真是痛快淋漓之至，“文化基督山”，世上隻李敖一人而已。
我這次坐牢，同案一共八人，八人中我隻認識謝聰敏和魏廷朝，其他五位李政一、劉辰旦、吳忠信、郭榮文、詹重雄乃是在坐牢後認識的。他們牽扯到所謂台南美國新聞處、台北美國商業銀行爆炸案，其實也是冤獄。判決書下來的時候，寫得洋洋灑灑，有人名、有時間、有地點、有炸藥、有細節，一切應有盡有，誰還會懷疑案子根本不是這五大元凶幹的呢？可是，事實上，誰也想不到：這樣言之鑿鑿的判決書，竟根本是一篇憑空編導出來的神話！據李政一跟我說：他在被捕不久，吳彰炯少將他們煞有介事的，找來台南美國新聞處和台北美國商業銀行的人來指認，因為事先傳說有個黃衣人在現場，吳彰炯少將他們就找來一件舊黃上衣，硬要李政一穿上展示；並且，為了有更佳效果，一天清早，他們還被帶到台北美國商業銀行去“現場表演”！因為他們根本沒幹過爆炸案，所以事先由一“導演”一一指點細節，以應現場錄影之需！這種整人整得無微不至，不是演戲，又是什麼呢？
李政一他們這些受難者，在整個案子的多年發展裏，除了被苦刑時有短暫的誣服外，他們在坐牢時、在出獄後、在一個個青春已逝的中年生涯中，他們都眾口一聲，不承認他們幹過這種轟然一響的案子。說他們反對國民黨，這是千古不易的；但說他們反國民黨反到玩炸彈，這就是千古奇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