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二姐回憶，我的生日是1935年4月5日，兩種說法相差二十天，但都在4月。如二姐記憶屬實，則市井報刊描寫李敖的“金牛座”性格，就全部崩盤，我反而是“白羊座”的。我是不信什麼星座的，但我的例子可以拆穿星座謬說，亦一快事。
我雖生在哈爾濱，但籍貫上卻是吉林省扶餘縣。扶餘老宅我沒去過，但二姐去過：
在我四歲前後，媽媽曾帶著大姐和我回過一次吉林老宅，一大堆人坐在門檻上拍照，包括兩位姑姑和大伯父家的子女，大概因為我們住在哈爾濱，相比之下，我們的穿著打扮沒有其他人那麼土氣。至少證明我們那時家境還不錯。據說大伯母也生過很多孩子，有一段時間她和奶奶婆媳二人爭著生，隻是大伯母生孩子存活率不太高，多數死於四六瘋，最後很理想地剩下一兒一女。
那個時代醫藥不發達，幾乎每家都有生兒夭折比例，而媽媽一人生八個，至今人人健在，確屬少見；而六個女兒中，至今人人控製老公，使老公一生不得情變婚變，禦夫有術如此，亦屬罕見也。李家姑奶奶們的道行，此為一端。
從哈爾濱遷到北京後，二姐的回憶更完整了。
從住內務部街甲44號開始，年齡允許我有了完整的記憶。我們住在靠近東口。出東口的橫馬路是南小街。東口拐角是個醬油店，兼賣菜和日常調味品。外祖母常差我去買蔥薑、打醬油之類。醬油店對麵有個南貨店。我從小愛吃零食，南貨店將鐵蠶豆、杏板兒、花生仁、瓜子、蘋果幹等，用普通白紙包成立體三角形，真不知賺去我多少零用錢和壓歲錢！當然我的壓歲錢還是有一部分輸給外祖母。外祖母對打麻將十分著迷……她平時有牌友輪不到我們上場。打麻將絕大多數是她贏。逢到過年她的牌友忙於其他應酬，碰上她手癢而我們的壓歲錢又在口袋裏叮當響的時候，也就湊合著讓我們給她解悶兒了……偶然在三缺一的時候，李敖也湊數，最恨坐在李敖下家，他隻會對對和，不停地碰。
二姐對外祖母的描述，尤其在老太太的偏心上，落墨尤多：
我們每天晚上吃的水果都是由外祖母分給，給多少是多少。但外祖母很偏心，大姐和三妹回家（指外祖母的房間）後，還會分到額外的。敖弟占了是男孩的便宜，有時外祖母會暗暗塞水果到他的被窩裏。
老太太們的偏心性格是很普遍的。我看到外祖母一邊做活兒（用針線納鞋底做布鞋）一邊聽收音機，收音機中說相聲的挖苦老太太，說：“老太太動胸腔手術，可是開刀後找不到心，找了半天，原來心在胳肢窩（腋下）裏！”其心之偏也可想。外祖母一邊聽收音機一邊笑，但是笑歸笑，偏習難改也。
二姐又回憶到我的一件做偷竊共犯的故事：
外祖母在世的時候，始終是我們李家的當家人。外祖母不識字，但聰明過人，當年住在哈爾濱就發生過這樣一個故事：曾有一次組織哈爾濱的中學校長到日本參觀，爸爸是其中之一。但臨走前爸爸的旅費突然在家裏失蹤。家裏的人怪來怪去未免心境不佳。外祖母找個算命先生問卜，算命先生說：“是一男一女所為，錢藏在家裏某處縫裏還沒轉走。”外祖母最懷疑是個女傭人幹的，但同夥男的是誰弄不清楚。於是外祖母安排大家晚上去看戲，同時讓六中一位校工監視家中動靜。散戲回家後校工報告說，透過一麵鏡子看見女傭人在廁所裏鬼鬼祟祟幹點什麼。外祖母胸有成竹宣布要搜查每一個人，裝模作樣最後搜到那個女傭人，她做賊心虛慌裏慌張，又遲遲不肯脫掉襪子，最後媽媽一把將她的襪子揪下來露出贓款。因為錢曾貼住她的腳底，媽媽拋掉外麵一張扔給她，並趕她卷鋪蓋走路。外祖母成功地定計偵破疑案，事後分析案情還是都認為算命先生算得準。因為女傭人在作案過程中，始終抱著完全不懂事的敖弟做掩護。隻是算命先生好糊塗！隻算準作案人的性別，可男性“嫌疑犯”的年齡誤差未免太大點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