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宗耀祖”是中國人向往的主題思想，它有點封建，但在追遠尋根的意義上，卻又不無可取，至少有這種思想的人，它不忘本，也很念舊，自己發達了，不忘記使祖宗也跟著發達一下。糟糕的是，很多人在使祖宗發達時卻為了體麵，硬替自己換了祖宗，例如竊國大盜蔣介石，高攀自己是周公之後，但其手下何應欽卻技高一籌，高攀自己是周武王之後，而周武王是周公的哥哥，是老大、是嫡係，光耀起來，顯然我比你大。其實周武王、周公絕不會跟國民黨這兩個癟三沾親帶故，隻是他們死後倒黴，被癟三抓住不放而已。
至於我李敖，對祖宗問題卻正常得多，不但正常，並且涉嫌低攀，且有扶弱抑強的味道，因為我把祖宗鎖定在少數民族及被壓迫民族身上。我首先根據我家藏的《李氏宗譜》，聲言我是苗族之後；接著根據學理，又聲言我跟高山族同源。關於我是苗族之後，已獲大陸學術界的認同，從苗學研究的書刊上，已經一再把我作為樣板。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伍新福、龍伯亞著的《苗族史·苗族遠祖蚩尤》等書已開苗族與蚩尤曆史的先河；而貴州民族出版社出版龍伯亞寫序、田玉隆編注的《蚩尤研究資料選》，更是光揚此道不絕。1997年3月29日，在貴州大學執教的田玉隆（苗族）還托台灣的黃筱薌、楊爾琳教授間接轉苗蚩之書來，認同之情，不可掩也。事緣我在大陸出版的《李敖文集》扉頁上，早題反詩如下：
落落何人報大仇？明珠豈肯做暗投？
信手翻盡千古案，我以我血薦蚩尤。
大陸本來是一片魯迅“我以我血薦軒轅”天下的，忽然台灣傳來薦軒轅死對頭的妙詩，自然足為少數民族及被壓迫民族張目。而在海峽這邊，我也沒閑著，我排斥了高山族絕對南來的說法，而采取了高山族是苗族論的新說。在台灣大學教過我考古人類學導論的淩純聲教授，曾綜合日本學者金關丈夫、國分直一、鹿野忠雄等教授的見解，益以己說，發表《古代閩越人與台灣土著族》論文。他的結論是：高山族“在古人與原來廣義的苗族為同一民族，居於中國大陸長江以南……遠在紀元以前……移居台灣，海上早有往來，自秦皇漢武三次遷沿海越民於內地，徹底實行海禁以後，台灣孤懸海外，乃與大陸隔絕”。淩純聲此說，是本諸日本學者鳥居龍藏教授的發現。鳥居龍藏在1903年到中國西南各省調查苗族，發現高山族中的曹族與布農族，與苗族酷似，所以提出此說。淩純聲研究苗族多年，到台灣後，“入山工作，所至之處，見土著之民情風俗，與大陸上西南民族相若，大有舊地重遊之感”。這一印證，最引起我的注意。根據《李氏宗譜》，我的遠籍是雲南烏撒。五百年來，我的祖先由苗族人一變為山東人，再變為東北人，變得與我們苗族老鄉高山族愈分愈遠，相逢不如相識。如今我東渡台灣，重來認同，大家自屬真台灣人無疑。那些假台灣人想搞小圈子嗎？那我就告訴你，台灣是屬於苗族的，而不是屬於漢族的，你們這些來自閩粵的假貨，不管來了幾代或十幾代，不管是小番薯或大芋頭，都他媽的差得遠哪！
我這苗蚩之後，遠祖由雲南遷山東、祖父由山東遷東北、爸爸由東北遷北京，最後遷到台灣，我們這一支，除了大姐、二姐外，最後全都落籍台灣了。
我在十三歲（1948年）離開北京，南下天津和上海，那時大姐、二姐留在北京。大姐大我六歲，正念大一；二姐大我五歲，正念高三。這一分別，一別就是四十四年！1992年我請她們來台灣，那時我已五十七歲，大姐、二姐已經六十三歲、六十二歲了。三年後（1995年），二姐再來台灣，我請她書麵回憶吾家舊事，不期她心靈手敏，憑她的好記憶，一寫就是六萬字。杜甫詩說“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我在台灣因“世亂”迄今未能“生還”大陸，但二姐卻能生臨台灣，為我寫下這六萬字，正可補充我回憶的不足，部分段落雖不全然寫的是我，但那一時代背景、家庭背景，卻正是我族類，正可襯出我在其中。二姐的六萬字最驚人的，是她那細膩的記憶。這種細膩，縱使跟你的記憶不合，你也難以駁倒她。首先，她在我生日上翻了案。我的生日舊說法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時，就是1935年4月25日上午7至9點，但二姐卻獨持異議。二姐回憶：
從頭談起，我首先就懷疑敖弟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媽媽健在，當然輪不到我說大話，是非招罵不可的。可我又拗不過自己想將話說出來，因為從小我就有一個疑團，以為我們姐妹的生日都是陰曆二十幾，唯有敖弟和小八弟是初幾，因而他們兩個才是男孩。我一直記得敖弟的生日是三月初三。在這個問題上，我哪裏敢跟媽媽爭？但又無法解釋自己的概念是哪裏來的。可惜算命瞎子都隻會胡謅，但凡有個真能掐會算的證明一下：1935年陰曆三月初三或三月二十三辰時生的男丁，到底哪一個命中注定有兩次牢獄之災，不就真相大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