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寫給我看！”他問風哥要了支粉筆遞給我。
“你要寫得出‘規章製度’這幾個字來，我用手板心煎雞蛋給你吃……”
劉校長忽然不說話了，目瞪口呆盯著黑板。因為當他嘮叨的時候，那幾個字我已寫在黑板上了。
“趙老五，趙老五……”
他的臉色從憤怒的黑轉為虛脫的白，喃喃地說。“如果靠山小學將來要出一個大學生，那就是他……如果說注定隻出一個，那肯定就是他……”他嘮叨這些時，眼睛一直盯著地下。忽然，他用力地摸了我的腦殼一下。“如果你不取大學，我死不瞑目！”說完，他將那張紙條一拋，頭也不回地走了。
紙條飄飄忽忽眼看要落地上，我搶前一步奮力將它捉在手裏。風哥一把奪了過去，兩把扯得粉碎，說：“你還想留做紀念不是？”
那份檢查給我的教訓，以後再不敢抄襲。比如我正在講述的故事，即便有的地方需要一點點必要的虛構，我也寧可自己“創作”。大哥也真是的，一個小學生的檢查，用那樣的大詞幹啥？幸好我當年記性不差，抄一遍就把它們記住，不然遍地都找不出那四個字來。
至於“學習標兵”鍾班長，兩把包穀花就讓我為他背了這麼大的“黑鍋”，想來他現在應該見子連孫了，我還在耿耿於懷。不過，自從他沒考取初中，我就再也沒見過他，隻聽說輟學沒有兩年就成家了；但老婆卻不是他“愛”的那個，因為初三那年我在趕場天看見過一次易姑娘，她背扇裏背的嫩娃，肯定是那個膽敢牽她胖手的小哥，看在她“愛情鞋墊”的分兒上，跟她一起生的。
母親一貫教導：上回當，學回乖。偏偏我狗吃記心，記不住這樣的忠告。“戀愛信事件”沒過多久，一場“粉筆事件”又把我牽扯進去。
“文革”說起來是那些被“發配”農村的“臭老九”的遭遇，說起來呢，又是正值當年的農村娃們的福氣。農村教師奇缺，剩個把老學究，也隻會搖頭晃腦地哼幾聲“人之初性本善”，什麼“苟不教性乃遷”，我們總念成“狗不叫醒來看”。聽說箐口中學就來了很多老師，要麼是名牌大學的畢業生，要麼是頗有成就的學問家，反正依當時的規矩，不“臭”是不會下農村來的。今天非常著名的黔中大文學家、大書法家焦黔先生，就曾經在箐口中學教了七八年書，我真恨自己晚生幾年，沒趕上當他學生。為了學寫小說，一九九幾年我曾經給先生寄過一份小說稿，先生竟然給我回了一封信，信中就提到了箐口往事，雲“其實在箐口避了七八年難”，倒轉過來看當年得失。
和焦黔先生一樣，劉校長來嗄呦寨教書，也是拖家帶口。不過他更待得久些，幾乎紮下根來，好像在九十年代才調到箐口小學直至退休。
劉校長獨獨一個女兒，年齡比我小兩三歲吧，乳名花兒。花兒是一個膚色特別的白、模樣特別的乖的女孩，愛穿一套綠色燈草絨衣裳，常把兩手揣在衣裳的小圓兜裏，淺淺地笑起兩個酒窩，更顯白皙和乖巧，看去怎麼也比們農村女孩典雅文靜。
大哥師範畢業後，帶了很多自己的畫作回來，比較滿意的，裝在沒有玻璃的鏡框裏，掛了好幾幅在牆上。薛小萬他們愛到我家玩耍，看見大哥那些繪畫，畫蘋果像蘋果，畫房子像房子，他們跟我一樣，一時間全都迷上了繪畫。大哥教我們先要臨摹，叫我們用複寫紙把小畫書上的人物“套”下來。記得我就“套”了很多英雄人物，比如金雞獨立的郭建光，右手高舉一把手槍，比如身穿羊毛大衣的楊子榮，威武地撩開大衣一邊。但複寫紙要三分錢一張，們隔著分銷店高高的木櫃台，遞上一枚雞蛋，隻換得兩張又臭又香的半藍不黑的薄紙，父母發現雞窩裏的雞蛋不見了，叫們不死都脫層皮。
再說，們“套”得已多，都想自己畫了。但即便一張白紙，也要花錢買的，所以經常在放學以後，們就在黑板腳搜尋老師扔下的實在小得揪不住了的粉筆頭，就在黑板上畫。哎呀，他幾個頗不文明，盡畫些赤身裸體的人娃娃，在下麵寫上自己最恨的那人的名字，或者是自己最喜歡的那個女孩的名字，隻是一聽風吹草動，就得趕緊擦掉，該曾浪費了多少粉筆。
們曾經去打碑岩腳的梭梭窯邊撿來一小塊一小塊的石灰，企圖用它們代替粉筆，可惜它們既寫得不明，又愛刮破黑板的漆麵，老師終有一天會發覺的，所以趁早放棄。元寶用一塊石灰包在彈弓皮裏，還打瞎了劉校長家一隻跑到學校坎腳的老母雞。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
這就發生了“粉筆事件”。
毛毛家門口有一棵糖梨。諺說“桃三李四核十一”，意思是桃樹栽下三年可以掛果，李樹四年，核桃十一年——沒說梨樹好幾年結果。但毛毛家這窩糖梨，好像栽了沒幾年就開始掛果，身材單薄，起初一年隻結一二十個，但個個又大又甜。果兒大，那是明擺著的，天天上學放學我們都從它身邊過，那是一目了然；說甜，其實是想象中的味道，因為我們從來沒得吃過。元寶曾經想用彈弓打個把嚐嚐，們看在毛毛的分兒上，勸他“兔兒不吃窩邊草”，這才放下武器。
毛毛指天發誓：哪個爛母狗擺你們，連我自己都沒得吃。
連他自己都忍不住笑了。學的是婆娘們賭咒。
那不多幾個梨子，住在學校的老師們得吃，住在他家斜對門的知青得吃。恐怕連毛毛的爹媽都舍不得吃，等它們熟了，用破了頭的竹竿一個二個的叉了下來，他老媽親自用筲箕端上，就去送梨子了，先送集體房裏的知青，再送學校老師。“劉校長家多得幾個。”毛毛悄悄對我們說。
所以毛毛家和劉校長家關係處得特別好。
薛小萬是們這幫娃裏的二軍師。大軍師是我二哥。
薛小萬就讓毛毛去做花兒的思想工作，她老爹是校長，粉筆肯定大大的有，如果方便的話，給們弄幾支畫圖畫。毛毛是個非常有責任心的好同誌，明明我在他家床上拉的尿，他也主動將責任承擔過去的嘛，當即一拍胸口：“這有何難。”
毛毛對花兒說，你也別多拿，我兩支，薛小萬兩支，花鬼子（——我咧）兩支，秦果兒兩支，還有元寶，雖然他想拿皮槍打我家梨子，也兩支，總共才十支，就拿十支算了。
所以說呢，好人難做。花兒隨父母來嗄呦寨該曾多長的時間了，為了結識們這幫好漢，一直苦於沒有機會，這一回機會來了，她多想在們麵前做個好人。但那叫十支粉筆，一盒粉筆才二十支，她敢明目張膽地“拿”嗎？記得五年級時我偷大哥香煙，一次還隻敢“拿”一支哩。
花兒隻好偷了。劉校長有午休的習慣，她趁她老爹睡得鼻子吹牛角，“拿”了十支粉筆。一個荷包揣五支，等她將粉筆掏出來，們看見荷包的襯布沾了一層白粉，也就是，弄髒了，頓時像小畫書裏講的，心疼加感激的熱淚，差點奪眶而出。約定“接貨”的時間是在中午，地點在我們班教室。一分到粉筆，們比年終分紅還高興，馬上就在黑板上畫了起來。以前們用的都是黃豆大的粉筆頭，這一回，真有點踩高蹺的感覺了。薛小萬甚至用粉筆當教鞭，在黑板上敲得當當直響，模擬老師們口氣，凶惡至極地說：“看倒！看倒！三加二減五等於零！”
一盒粉筆才二十支，二十減十等於十，此前用了一兩支，一頭子空去一大半，劉校長一覺醒來準備上課，一拿粉筆馬上就發覺了。一查家裏人口，少了花兒，一問，說看見她到們教室去了，馬上追了過來，那不是人贓俱獲。劉校長當即賞了花兒一巴掌。粉筆剛剛弄髒了她的荷包，這一下，眼淚又弄濕了她的衣袖。
我還記得當時，劉校長像送別敢死隊一樣，馬著臉，揚著掌，邁著沉痛的步伐，一言不發地逐一從們跟前走過；走到誰的跟前，誰就明白那兩支粉筆再也不屬於自己，哪怕它們真的是孫悟空的金箍棒，也不得不放在如來佛的手板心。
花兒與少年的故事，從此再無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