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啊，過客們。
這句話，矯情且絕情，冰冷又溫暖。
喧鬧容易，獨處太難
“我想找個地方靜靜。”
這句話過時了，你去哪兒都靜不了，隻要手機有信號。我會隨時因一串微信提示聲在褲兜炸響而恐慌，好似被透明陰魂跟蹤，無處藏身。
我把過年回家當成儀式。逃離鋼筋叢林，擁抱藍天碧水；別跟我提工作業務，我隻愛我的酸菜豆包。
可事實是，你要用大把時間應付群發祝福。禮尚往來，敷衍做戲，過了正月，再無下文。
我偏好獨處，基本一年去一次夜店，一次待一個鍾頭。除卻正常社交和生存需要，不會主動往人堆兒裏紮。我希望我的臥室像樹洞一樣，安放我的清淨與秘密，躺在床上，心無掛礙。
樹欲靜而風不止。永遠有不甘寂寞的人，他們不容許你消失。不理不就得了？沒用的。
“在嗎？”
我真想問，有事說事可以不。我回了你個“在”，你再來個強人所難，我連裝沒看見的權利都沒了。
“忙呢嗎？”
我想回“忙”，但他意欲何為呢？我會控製不住地想。
有時候，我是真的很忙，如實回複“閑下再聊”，對方又不依不饒地問：“忙什麼呢？怎麼總這麼忙呢？”
又一串微信提醒。
聊天成了義務？不懂了。都說手機淡化了現實交際，其實最可怕的是，它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分寸感。
如果沒有後來的交流，小斌在我印象裏應該是好的。
我們是在聚會上認識的。有人遞他筷子，他說謝謝；有人把獅子頭轉給他，他說謝謝；散夥了，他說謝謝。他就跟個被設定程序的機器人一樣，隻會這倆字。
小斌年紀不大，應該是畢業不久，舉手投足都小心翼翼，害怕不得體。
第二天，他通過“群名片”加了我，我們互發了個握手的表情。說實話，我對他有心疼。他在人前戰戰兢兢的樣子，像極了初來北京的我。
萬萬沒想到，悲劇就這麼開始了。此後每日，他都不定時地開啟話癆模式，長篇大論地控訴人生。什麼包租婆太龜毛，朋友不懂他，社會不公平，活著太辛苦。我跟阻止自殺者一樣，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勸他想開。終於，我實在禁不住他祥林嫂似的抱怨，也不想每天被負能量洗腦，決定逃跑。
好久沒理他，發現他把我刪除了。挺好。
對不起，我不是陪聊客，我也有自己的煩惱，沒資格做你的心理專家。
對不起，我不是低頭族，我也會偶爾出去走走，口袋裏隻有喂狗的餅幹。
宣泄途徑多了，不代表負麵情緒就少了。將私密情感轉變為快餐垃圾丟出去，無法獨自消化。虛榮、怨念、牢騷，像蟑螂一樣滅不盡殺不絕，任意滋生。
我們在密集的信息共享中，放棄距離與幻想，淪為泛泛之交。
我的理想生活，是棲居在一個安靜的地方。你想我了，可以給我寫封信，太想我了，就來看我。反正住地附近有個老車站，它永遠在。我也可以隨時踏上征途，不帶行李，隻拿鑰匙錢包。
我們互相詢問彼此的生活，攢了一肚子話想說。短短幾年相隔，盡是悲歡離合。
我們懷著想念，走過山高水遠。重逢之前，勿忘心安。
工作群裏發了通知，該忙了。
我會在零點前搞定，關機入眠。願在睡夢裏，有火車駛來，它奔向遠方。
城市的旅人，我們不要別離
人總是對狼狽的日子念念不忘。因為會發生太多超乎預期的事，好的，不好的。
曾有半年的時間，我困守在石家莊，給電視劇組幫忙。工種之複雜非行外人能想象，比如“倒卡”。錄像素材都在有限的幾張存儲卡裏，我要把裏麵的視頻文件傳輸到大硬盤，騰出來交給攝像師循環使用，再把大硬盤運送給後期剪輯。沒有電路支持，大硬盤就無法運作。現場沒閑置電源，我又不能讓攝像師等，隻能四處找電插板。劇組打一槍換個地兒，有時候不按場記計劃走。我倒完卡，還要自費打車追趕隊伍，這鬼畜日子分分鍾想逃。
郊外隻有一家香河肉餅店，我跟老板娘商量：“來三張餅，用你一個半鍾頭的電，咋樣？”
她為難地說：“我們家就這麼點兒地兒，四張吧！”
說實話，我覺得自己很可憐。朋友當初要我來幫忙，可沒說是幹這種苦差事。劇組好友說：“小關啊，你太實在了，幹活要給自己省勁兒。四張肉餅的錢，可抵一杯咖啡呢！”
第二個月的拍攝，取景基本都在市裏。我申請了資費補助，進軍咖啡廳。
那時年紀還輕，沒什麼小資情結。提到咖啡，便想起《潛伏》裏翠平的那句“一股雞屎味兒”。
我萬萬沒想到自己居然整日與咖啡館為伴，大的小的，亮的暗的，美式的意式的，文藝的熱鬧的，各式各樣。
當然，真正因為愛咖啡才去的人極少，尤其是在北方的二三線城市，多數是針對喜好各取所需：環境合不合心意，網速夠不夠快，店員夠不夠帥等等，壓根談不上咖啡文化，不過是借個沙發忙自己的，張揚著中國式的魚龍混雜。
長征街那兒有一家咖啡館，書架占了大半部分。桌子就兩張，有張大些的，平素客人少的時候就擺上電腦和投影儀，放些《七宗罪》類的電影。店麵隱藏在餃子店、菜市場之中，若是玻璃門上沒有那些殘缺的彩色字母，怕是很難被注意到。每周日，這家咖啡館就會迎來一群讀書協會的成員。十幾個年輕人，一半戴著近視鏡，一半扣著美瞳，魚貫而入，圍著最大的那張桌子開討論會。如果說讀書本身就是件冷門的事，大張旗鼓地開討論會簡直是冷到哆嗦了。那天，他們的話題是“最二的經曆”，以配合協會成立兩周年的主題。我被擠到小角落裏，不得不旁聽這一切，當然他們也並不介意。
“我家的家教極其保守。”率先發言的女孩兒起身說道，“父母管教也極其嚴格，尤其我爸，他對我極其苛刻。”她一連用了三個“極其”。我善意地笑笑，畢竟這是口語中的生僻詞彙。
“有一次，我和我男友吵架了，他送我回家，直到上電梯我都沒理他，搞得他極其手足無措。迫不得已，他做出半跪的姿勢。恰巧電梯到了，門打開，我父親瞠目結舌地戳在電梯口。”
“後來呢？”大家異口同聲。
“後來我男友靈機一動，雙手捂住我腳背，說，叔叔好，您閨女腳崴了，正揉呢！”
說罷，那女孩兒咯咯地笑起來，馬尾辮晃晃蕩蕩。
緊跟著，大家哄笑起來，又不約而同地回歸安靜，齊刷刷地扶眼鏡，靜待下一位發言者。
離開時已是日暮，外麵的樹葉掉得“極其”猛。他們的笑聲被擋在玻璃門裏，不問秋色寥落。
我應該是從那時起愛上咖啡館的，也明白了真偽文青熱衷光顧的原因。
它是流浪者優雅的避難所。
攝影師把又一張卡扔我手裏，說這次快點兒，別磨磨蹭蹭。攝影組的人都趾高氣揚，沒人敢惹。
來之前就有同行叮囑：劇組就是個江湖，在裏麵混個把月，相當於社會上走十年。此話不假，戲外的是非比戲裏多。燈光師傅對我很好，他曾在酒後跟我講：“混劇組的人，大多腳不沾地到處跑，沒個社會保障，內心是苦的。”
是啊，他們個個耳聰目明、心思活絡，有安全感的人不會這樣。一想到回北京後，我能繼續優哉遊哉過少爺日子，把倒卡的往事當作笑談，就覺著幸運。
我幾乎跑遍了石家莊的咖啡廳，借此遠離劇組的紛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