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後葉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長足發展，統治階級政治趨向腐敗，生活趨向貪婪淫逸，政府陚役趨向繁多；土地兼並成風，，農民大量破產，政府直接控製的勞動人口銳減，國家財政匱乏；社會矛盾日益尖稅，邊患趁火打劫，封建統治危機四伏。這種嚴酷的社會現實，使明朝統治集團中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意識到，要想維持地主階級的統治，就再也不能因循苟且下去，非得改善這種局麵不可。張居正就是這批明臣中的傑出代表人物。
張居正（公元1525年至公元582年），字叔大，號太嶽，湖廣江陵（湖北今縣）人，嘉靖進士，為人勇敢任事而深沉有城府。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以吏部左侍郎人直內閣，神宗萬曆元年（公元1573年）出任首輔（宰相、他本是神宗朱翊鈞的老師，深受敬重和依賴。當時皇帝年10歲，少不更事，國政悉由張居正主持。他概括當時明王朝有五大積弊，“日宗室驕恣，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潰”。他決心通過改革剔除積弊，達到富國強兵。他利用實際上握有明朝大權的有利條件，將改革以迅雷之勢推向全國。他當國10年（公元1573年至公元1582年），推存新政大體分兩個步驟：前5年著重從政治上加強集權整頓吏治；後5年著重在經濟領域丈量田地，興修水利。其內容主要有四點：
首先，張居正針對曆朝君令無威、法紀廢弛的問題，提出“尊主權”。尊主權，是用尊君：來提升朝廷的權威，具體內涵是集權內閣，伸張法紀。他播：尊宭"這個不可抗拒的名義，整頓統治秩序。尊重主的規定，六部必聽命於內閣，各省府必須聽命於六部，縣令必須聽命於撫按。這就使權力從地方到中央，層層由內閣控製，加強了中央政府的權力。
其次張居正針對明初以來中央行政機構設六部和相的六科，各部相互配合又相互牽製，考成法楚中央各部把擬辦造冊，逐一按輕重緩急，路稈遠近，限期完成如有欺瞞不實，從嚴查處。按年考核，歲終總結各部循名責實，以再核事，以事核效，評定官吏的勤懶。賞罰分明，激濁揚清。他對那些居功自傲，有恃無恐，禍國殃民豪強提出警告。“所在強宗豪時，敢捕法荇，嚴治不貸”。尤其可貴的，他一切無不以身作則為前提。再次，他在人事6革新成規，“唯才是用”。通過考核裁汰冗員；破除論資排輩的傳統偏見，不拘一格地發現和選拔人才。於是不斷淘汰不稱職和失職官吏，及時更新補充出眾的新人，推動了改革步伐愈來愈快，改革的加快又使對新人的需求更加迫切，相互促進，相輔相成，形成良好循環。官僚陣容著改觀，官署辦事作風煥然一新，行政效率大為提高。
明朝賦稅主要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稅，按人頭攤派徭役。隨著土地兼並，土地和人們逐漸集中到貴族和大地手裏。他們倚仗權勢，大量地隱占人、上地，偷稅逃役，轉嫁到農民身上。計劃了農民與國家之間的矛盾。一方麵使國家財政陷於枯竭，經濟危機深，這叫在的社會問題，由於事關貴族豪強的根本利益，誰也不敢觸動。
張居正冒著激烈反對，置身風險於不顧，以極大的政治家勇氣和膽略，首先下令丈量天下田畝，凡是屯莊田、民田、職田（官吏祿米田）、軍屯田、蕩地（積水長草的窪地）、牧地等一切生產用地，一律丈量；按丈量後實有田畝，分上中下三等一律納稅。北京畿輔地區勳貴集中，隱占最為嚴重，丈量後納稅田畝大量增加；福建等地丈量後田數有所減少，原納不實給予免除，以示信天下，對減去稅收的農民減輕負擔。全國丈量後，納稅田由400多萬頃增加到700多萬頃，按照實際有的田畝核算田賦的設想實現了，做到了“（稅）糧不增加，而輕重適均，將來國賦既易辦納，而小民如獲更生”，嚴厲打擊了不法權貴，扭轉了財政虧損。其次，張居正在丈量土地完成的基礎上，為解決嚴重的逃役問題，下令推行“一條鞭法”。原來賦役除田賦外，還有徭役和各種雜稅。
一條變法使賦役合並，即將一切徭役和雜稅並入田賦征收，一律按田畝核算，總為一條；所納除政府需要的少數米麥外，統統改為銀兩，以貨幣稅代替實物稅；允許被征調差役者出銀代役，力差由官府統一雇傭；簡化征收手續，減去征收層次，統一官收官解。一條鞭法的施行，不隻解決了均平賦役間題，由於全國通行征銀和以銀代役，擴大了貨幣流通的範圍，削弱了封建人身依附關係，使商販和工匠獲得了人身自由，農民也比較容易離開土地，使城鎮手工業和商業獲得更多的勞動力，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乃至資本主義的萌發。此外，張居正興修水利，力治黃、淮，使童要產糧區的豫、魯、蘇、皖黃淮下遊兩岸，“10年棄地轉為耕桑，河上萬艘捷於運輸”，保障和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他采取積極的防禦措施，練兵選將，加強邊防要準，輔剛北方遊牧族加強政治、經濟、文化聯係和交流，對安定人民的生活和提高生產力起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