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日本在二戰後曾經一度十分蕭條，雖然到1953年時日本的GDP就已經恢複到二戰前的水平，但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仍然落後於歐美，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弱，尤其是工資水平長期比較低，國民購買力低下。此時更大的打擊又來到麵前，那就是支撐了日本工業複蘇的朝鮮戰爭結束了，三年繁榮期的“特需經濟”成了無本之末，加上美英兩國又出現經濟危機，導致依靠軌跡市場的日本出口量急劇減少。
1957年12月日本的失業者為49萬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萬人，不到半年竟然翻了一番，整個日本社會處於不穩定狀態。在這種形勢下，池田勇人上台，1960年12月，由池田勇人一手操作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內閣會議上獲得通過。
今天我們回首日本的發展史，“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那麼什麼是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池田勇人認為，日本的經濟增長率短期內可以穩定在年均增長7％左右。在此基礎上，日本應當在1970年把國民生產總值從398億美元增加到720億美元。這個計劃製訂的目的，就是迅速地把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一倍，並大幅度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
這一計劃的核心任務，就是要糾正各個收入階層之間在生活上和收入上的差距，包括農業與非農業之間、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地區相互之間，讓國民經濟和國民生活得到均衡發展，不讓貧富差距拉大這樣的情況在日本出現。
在這一指導思想下，日本政府製定的第一項政策，就是提高工人、農民的購買力。對於工人，明確規定“最低工資製度”，保證任何企業雇傭工人都不能低於最低工資的限度，否則企業麵臨的將是嚴厲的處罰。贏利能力不足的企業不再能依靠廉價勞動力的工作賺取微薄利潤，這就逼得他們不得不走上了技術更新的道路。部分不能適應形勢的企業，則在政府嚴厲的執法下，被淘汰出市場，這一政策的直接後果就是，從1961年到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資指數增長了近170％。那麼如何提高農民的待遇？政府的做法簡單直接，那就是強行規定了“生產者米價”，使得日本農民的大米價格竟遠遠高於國際市場，是美國市場上米價的將近三倍，在整個計劃實施的十年之內，日本農產品價格竟然上漲了將近100％，農民收入獲得了有史以來最大幅度的提高，到70年代初期，日本農民的收入已經開始超過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現代化農村呼之欲出。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計劃剛剛提出來時，不僅不少經濟學家認為過於理想，就連大多數普通的日本人也並不相信這一計劃。但令日本民眾驚訝的是，在短短10年中，普通人的收入真的翻了超過一番，從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實際國民收入甚至增加了兩倍。
收入的全麵提高，使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將近一億人口的中產階層逐步形成，並成為日本社會的支柱性力量，把日本從過度依賴外貿的狀況中拉了出來，漸漸走上了內需經濟的道路。國民經濟倍增計劃的成功實施，實現了國民財富增加和國民生活水平提高，1955年日本國民財富總額為20萬億日元，1970：年增加到160萬億日元，增長了約8倍。這種經濟總量的增長最終都科學地反映到了日本普通人的收入上，讓一億國民都享受到了發展的成果。彩電、冰箱、洗衣機、吸塵器、微波爐、熱水器、立體聲音響等耐用消費品的普及率甚至達到90％以上。
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日本經濟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之所以取得這樣好的效果，是因為他們把經濟發展的目標，確定在全民的收入增長上，而不是企業收入和國家稅收更不是進出口貿易額的增長上。用國民收入的增長來帶動經濟總量的增長，不是用經濟總量的增長來帶動國民收入的增長。這種發展經濟的思路與我們通常理解的先發展外貿再提高收入的思路恰恰是兩股車道，說明日本很早就認識到了內需經濟才是穩定健康的經濟模式。日本人深深地懂得市場經濟的科學其實就是人的科學，市場經濟就要調動人人的積極性，推動人人消費，拉動內需，經濟才能持續發展。
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成為日本民族具有高度凝聚力的象征。發展成果惠及每一位國民，更是為日本社會的穩定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