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方針正確指引和有力推動了邊區的經濟發展。農業和畜牧業：耕地麵積逐年擴大，1936年為843.1萬畝，1945年為1521萬畝，增加了80.4％；糧食產量明顯增加，1937年為111.36萬餘石，1945年為200萬餘石，增加了近80％；棉花種植麵積由1939年的3767畝，增加到1945年的35萬畝，增加了近92倍；牲畜頭數大幅度增加，1939年牛、驢、羊分別為150892頭、124935頭和1171366隻，1944年分別發展到223058頭、180862頭和1954756隻。工業和商業：公營工業在1938年以前，僅有規模較小的印刷、被服、軍需等工廠，職工約270人。1938年，恢複了石油廠，又辦起紡織、造紙、農具、製革等工廠，至1944年底，工業品已能全部或大部自給。到1945年，不僅能生產各類民用的輕工業品，而且能生產重工業和化工產品，如煉鐵、煉油、修造機器、裝配槍支彈藥，製造硫酸、硝酸、鹽酸、玻璃和陶瓷等，紡織業年產布15萬匹以上。私營工廠、生產合作社等也有了相應的發展。公營商店、私人店鋪和農村集市在流通領域裏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1年，邊區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以後，經濟建設成績尤為突出。
僅以農業生產為例，1942年至1944年，邊區新墾荒地200多萬畝。由於耕地麵積的擴大和糧食產量的提高，到1945年，邊區農民大多做到“耕三餘一”，部分做到“耕一餘一”。1941年，八路軍留守兵團第三五九旅在旅長兼政委王震率領下，開赴南泥灣墾荒，當年開墾荒地1.12萬畝，糧食自給率達79.5％；1943年墾荒種田10萬餘畝，除自給之外上交公糧近萬石。同時，完成了“兩人一頭豬，一人一隻羊，十人一頭牛”的畜牧業生產定額。1944年，除吃用全部自給外，達到了“耕一餘一”，成為全軍大生產運動的模範，實現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目標。
為了適應抗戰的需要，邊區的文化建設繼承和發展了土地革命時期的優良傳統，創立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也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
由於教育是文化的基礎，發展教育便成為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務。邊區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教育製度，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以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為中心內容，主要是幹部教育（包括在職幹部教育和幹部學校教育）和群眾教育（包括社會教育和兒童教育）。幹部教育（特別是在職幹部教育）居主要地位。為了培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麵的幹部，邊區先後創辦了中共中央黨校、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陝北公學、馬列學院、延安中央研究院、延安大學、魯迅師範學校、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延安自然科學院、中國醫科大學、邊區行政學院、邊區師範學校、邊區農業學校、邊區民族學院等學校和各級各類訓練班。為了提高在職幹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論政策水平，製定和頒布了《延安在職幹部教育暫行計劃》，自上而下組織各級幹部參加學習。特別是在全黨開展的整頓學風、黨風和文風的運動中，廣大幹部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理論聯係實際，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著重解決主觀主義所表現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增強了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能力，端正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促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根據《關於群眾的文化教育建設草案》，對工農群眾進行以掃盲為重點的成人文化教育，通過冬學、識字班、夜校、半日班、讀報組等形式提高讀、寫、算能力。對廣大適齡兒童，則根據《陝甘寧邊區實施普及教育暫行條例》，采用公辦或民辦公助的方式進行免費義務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