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會選舉高崗為邊區參議會議長，李鼎銘、謝覺哉為副議長；選舉林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李鼎銘為副主席。根據有關法律，李鼎銘不能同時擔任副議長和副主席，於是免去其副議長職務，補選開明士紳安文欽為副議長。在選出邊區委員會領導成員後，發現18名委員中，共產黨員占7名，不合“三三製”原則。於是，徐特立主動申請退出，經大會同意，由非黨人士白文煥遞補。大會還選舉雷經天為高等法院院長。
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的圓滿成功，充分體現了“三三製”政權中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特點和民主集中製原則，把邊區的政權建設和民主政治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為了鞏固邊區的新民主主義政治製度，使邊區成為領導敵後抗日的堅強堡壘，成為全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總後方，邊區政府根據《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關於發展經濟的方針，積極落實1938年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為邊區規定的“增進國防與民生的經濟建設”的任務。1940年11月以後，由於國民政府與軍事委員會停發八路軍的薪餉、彈藥、被服等物資，並對邊區實行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給邊區的存在和發展造成極大困難。黨外人士李鼎銘有感而發，向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提出關於“精兵簡政”的議案，他強調：在財政經濟力量範圍內和在不妨礙抗戰力量條件下，對於軍事應實行精兵主義加強戰鬥力，以兵皆能戰，戰必能勝為原則，避免老弱殘廢濫竽充數等現象。對於政府應實行簡政主義，充實政府機構，以人少事精，勝任職責為原則，避免機關龐大，冗員充塞，浪費人力、財力等現象。中共中央非常重視這個議案，認為這是克服財政經濟困難和休養生息民力的極其重要的政策，於同年12月發出“精兵簡政”的指示，要求切實整頓黨、政、軍各級機構，充實基層，提高工作效率，節約人力物力，將脫產人員壓縮到總人口的3％。為了渡過難關，中共中央決定：在社會環境相對安定的形勢下邊區工作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毛澤東在1940年9月強調：各個根據地的中心問題，都是經濟問題，要把經濟建設當作黨與民眾團體整個工作的中心，邊區黨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1941年8月22日給謝覺哉的信中又指出：邊區有政治軍事經濟財政鋤奸文化各項重大工作，就現時狀態即不發生大的突變來說，經濟建設一項乃是其他各項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麼都活躍了，都好辦了。在1942年12月西北高級幹部會議上，更明確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在這個總方針指導下，邊區政府製定了一係列配套的具體方針。如處理各項生產事業關係，實行以農業為主，農業、畜牧業、工業、手工業、運輸業和商業統籌發展；處理生產和分配的關係，實行“公私兼顧”和“軍民兼顧”；處理上下關係，實行集中領導，分散經營；處理生產和消費關係，實行努力生產，厲行節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