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可機的故事也可能如漢族神話傳說中發明農業的神農氏、發明火的燧人氏一樣，不過是將集中了多人智慧、在漫長歲月中逐漸完善的十月太陽曆的發明權，歸結到一人身上而已。至於太陽曆發明的時代，《日月星辰書》的譯者朱葉認為“產生於母係社會”；但也有專家認為：《夷人日觀傳書》中用以代表各月的動物名稱有虎、獺、鱷、蛇、穿山甲、麂子、岩羊、猿猴、豹、晰蜴等，這些動物全屬野生，無一家養。可看出十月太陽曆源於狩獵采集的氏族部落時代，是遠古彝民的虎圖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果上述觀點成立，夷人作為夜郎國的統治民族，自然要使用並推行十月太陽曆。這或者就是夜郎故地幾乎所有世居民族都在秋收之後過年，多數民族以十月為歲首的原因。根據漢文獻的記載，至漢武帝改正朔之前，中原地區也曾以十月為歲首。與夜郎人不同的是，中原自改正朔後，兩千多年來，都以正月為歲首，年節成了春節。而夜郎故地過十月年的舊俗卻延續下來，隻是在夜郎國滅後，又由於太陽曆失傳，各後裔民族的年節再難統一，才產生了一些變易。而在夜郎故地遺存著的過十月年的習俗，以及將十月年節保存在民間的彝文獻裏，則成了夜郎國曾經使用過十月太陽曆的證據。
我們把十月太陽曆視為夜郎國的曆法，還因為它是從夜郎故地發掘出來的。據陳久金先生等人的研究和介紹，早在1934年中國西部科學院民族學者常隆慶等至涼山考察，就已發現那裏的彝族使用十月太陽曆。稍後，雲南大學曆史係江應梁教授出版了《涼山彝族奴隸製度》一書，也記載了當地彝族十月太陽曆的內容。60年代以後，《彝族簡誌》中有如下記載：“很早以前，彝族曾有過自己的曆法，相傳一年分為十個月，每月三十六天。直到解放前後，在貴州和雲南東北部等某些彝族中，還有過冬月的習慣。在不少民間故事傳說中，也有把一年分為十個月的，顯然，這是過去曆法的遺留。”此外，如記載十月太陽曆的《滇彝天文》及《十月獸曆》等書，前者發現於彌勒縣法果哨村畢摩楊家福處，其中所記創立十月太陽曆的人名叫戈施蠻，住在默哼伯山上的一座山洞裏，默哼伯山即今之雲南東川白馬山。後者則發現於彌勒縣的巡檢司鎮，係一位名叫楊羅伯的畢摩的手抄本。彌勒、東川都是夜郎故地。而在貴州大方縣的天寶村，據高致賢介紹，“在一百多年前，大方縣天寶村每年都過彝族年，這個彝族年，是根據彝族十月太陽曆推定的。”滇東北宣威一帶的彝族，也有過十月年的習俗：“每年的農曆冬月三十左右，彝家村寨便是喜氣洋洋，一片歡騰景象，人們殺雞宰羊，穿上整潔衣服，炸響爆竹，載歌載舞，快樂異常，歡度十月年，俗稱過小年。”（陳久金等《貴州少數民族天文學史研究》）
這顯然都是烏蒙山中夜郎人過十月年習俗的遺存，也是夜郎人曾經使用過十月太陽曆的有力證據。
五、銅鼓與銅鐸：夜郎文化與日本文化
日本彌生時代銅鐸
上世紀初，日本著名的人類學家鳥居龍藏曾來到貴州，對夜郎故地的少數民族作了為期40天的考察。在這次考察活動中，他拍攝了108張照片，發表了27篇文章，出版了5部專著，還搜集了銅鼓、蘆笙及10多件當地民族的其他物品。意外地發現了夜郎故地各世居民族文化同日本文化的若幹相似之處，進而提出了著名的“日本民族多源論”學說。在他1925年出版的《有史以前的日本》一書裏，將包括西南民族在內的“印度支那民族”破天荒地列為日本民族的主要來源之一，其相同的文化要素被他概括為銅鐸、稻米、麻草鞋、草履、木履、橫穴墓、幹欄式建築、文身、創世神話，等等。這一觀點在戰後的日本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不僅在這一理論的基礎上衍生出“照葉樹林文化論”。所謂“照葉樹林”，指的就是常綠、皮厚，樹葉在太陽照射下會熠熠反光的那一類闊葉林。其分布區域包括中國長江以南、台灣北部、日本西部、朝鮮半島南端等地，在日本人類學者看來，這一呈半弧形的區域，形成了一個以飲茶及稻作為主的照葉樹林文化圈。不少學者根據鳥居龍藏研究成果的提示，先後進入雲貴高原少數民地區考察，同時加大了對中國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特別是貴州民族文化宣傳的力度，如對歌求愛、喜糯食、並以糯食祭神等，而此類民俗都與日本文化相通，包括漢朝通夜郎的媒介“枸醬”，均為日本民族喜食，甚至成為神社中的供品。日本學者在考察中發現這裏是日本民族的一個祖源地，於是不少人借旅遊之機趕赴貴州、雲南一帶尋根。人們越來越多地發現日本文化同雲貴高原夜郎後裔民族文化相同或相似的事實，並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推斷、探討這些文化事象之間的關係。不少人撰文認為日本文化部分地與雲貴高原少數民族文化同源，隻是他們未曾注意到，這源頭其實正是古夜郎文化。即使在鳥居龍藏考察到的那些文化要素裏，比如由銅鼓衍生的銅鐸、稻作文化、幹欄式建築、文身、著貫頭衣、筒裙及創世神話、兄妹開親的洪水神話等，也大多與夜郎文化相關，在夜郎文化的二十五要素裏，都能找到其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