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章可樂出土的夜郎銅鼓，鼓麵中心都有帶芒的太陽紋，芒分九芒、八芒不等。主暈為翔鷺紋，次為圓圈紋、三角紋、鋸齒紋、雷紋、勾連紋等。鼓側分格，有競渡、牛及羽冠舞人圖案及鋸齒紋、圓圈紋。顯而易見，銅鼓紋飾中的太陽、翔鷺、牛，競渡圖案中的龍舟及羽人等，都帶有明顯的寫實色彩，這些圖案與紋飾的寓意多數可解，如太陽紋是對太陽神的崇拜。夜郎人作為農耕民族，靠天吃飯，以太陽為自然崇拜對象並加以祭祀是理所當然的事。在暈上出現的一圈甚至兩圈圓圈紋，很可能是各種星辰。連同雲雷紋所象征的風雨雷電，一同構成了夜郎人對天神的崇拜。將天神繪鑄在銅鼓上，擊鼓通神的目的性也就可以實現了。翔鷺紋的原型有的學者釋為朱鹮，認為與越人的鳥圖騰有關。聯係到銅鼓上的龍舟紋、飾羽舞人等，這種觀點應當是不錯的。這也表明，出土的夜郎銅鼓係夜郎民族中的越人所鑄。至於其中的牛紋圖案，則是夜郎人“打牛祭神”時作為祭饗的象征。雲南文山州廣南阿章出土的銅鼓腰部，甚至就有一幅剽牛圖：在一根頂端飾著旌表的立柱下，拴著一頭牛，兩名羽人正持斧鉞作砍牛狀，正是此一習俗的證明。這也可見，夜郎人美的衝動常常是與宗教祭祀的衝動相伴生的，他們對美的追求因之也常常同原始宗教信仰聯係在一起。他們的古儺“撮泰吉”，儺舞“茅古斯”也正是這樣的一種審美形式。
不過，對天神地祗的信仰迷狂最終還是為了更好地生存，因此夜郎人對於美的追求大量地體現在他們對於現世生活的關注上，而且在他們的藝術創作中大量地使用了寫實的手法。前述的岩畫是如此，“撮泰吉”、“茅古斯”表現人的生殖本能、對農耕技術的學習、傳播等，都是這方麵的寫照。出土文物中的陶器、銅器，無論是杯、罐、瓶、豆，還是釜、鼓、鋤、鍤，以及刀、劍、戈、鉞；從古樸的陶製雞、狗、豬、羊、孔雀、陶幹欄，到精美的牛頭形、飛鳥形、鯢魚形、鏤獅形諸種銅帶鉤以及鎏金銅鍪、鑄有圖像的銅鈴；畫像磚上的馬車、牛車等等；從造型到色彩的運用，無不是他們世俗生活的真實反映與再現，並且寄托了他們對於節奏、韻律、對稱、重疊、粗細、交叉、變化等形式規律的認識與把握。僅以鎏金銅鍪而論，那種作為富貴與地位象征的黃金色，在通過鎏金術得以實現之後所體現出來的審美追求，以及通過三足造型所得到的穩定、簡潔的形式感，無疑都是夜郎人按照美的規律造型的絕妙體現。至於從陶幹欄所反映出來的夜郎人的幹欄式建築，它在實用功能之外所顯示出來的美感，更不能不令人歎絕。夜郎人的幹欄式建築具有依山傍水、因地製宜的特點。依山而築，傍水而建，隨物賦形，與自然融為一體，又因為它的底部是空心的架木式結構，整個建築顯得高敞而爽朗，不僅具有避濕、安全的實用功能，在夜郎人眼裏，還會產生人神共處的感覺，從而取得天人合一、同宇宙渾然一體的審美效果。
這種從生命意識出發、同生存聯係在一起的審美追求，更普遍地反映在夜郎人的民間文學作品裏。就連夜郎先民在遠古時代創造的神話如《阿仰兄妹造人煙》、《盤古開天地》及《篤米》等，在對自然及其社會作出人類童年時代的解釋時，對於自然及社會生活的本身，也是一種折射。到了傳說時代特別是夜郎時代的古歌、敘事歌，如竹王傳說、《人龍雷虎爭天下》、《安王和祖王》、《支格阿魯》等作品裏，盡管還遺留著神話的痕跡，但是從人物設置、故事情節的敘述及細節的描寫，寫實的成分方麵都已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在《夜郎史傳》及《益那悲歌》裏，則基本是、或完全是“史”的敘事。我們在興義交樂出土的說唱俑身上，在他們為著娛人而進行藝求創作的神態中，已經找不到宗教娛神的色彩，正如李澤厚先生所說：“作為巫術禮儀的意義內核的原始神話不斷人間化和理性化，那種種含混多義不可能作合理解釋的原始因素日漸削弱或減少，巫術禮儀、原始圖騰逐漸讓位於政治和曆史。”而在這一過程中，夜郎人的審美追求終於完成了向以人為主題的曆史性轉變與過渡。
四、星好人聰明：天人感應與天文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