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充分地證實了這一點。
四、盛覽與尹珍：漢文化哺育的文化名人
這突出地表現在兩漢時代，漢文化曾哺育了包括舍人、盛覽及尹珍在內的一代夜郎文化名人。
盛覽字長通，在漢文獻裏被稱之為“牂牁名士”。他生當夜郎多同年間，時逢漢武帝拓邊開疆，通西南夷，在夜郎曆史上出現了第一次同漢文化融合的大好機遇。尹珍字道真，東漢毋斂人。他生活的時代，夜郎國滅未久，其地已改設牂牁郡，但是夜郎文化的影響仍然存在。那麼盛覽與尹珍，是怎樣成為一代文化名人的呢？
盛覽的事跡見於晉代葛洪的《西京雜記》，說是大辭賦家司馬相如出使西南夷時，盛覽曾千裏迢迢，翻山越嶺，不辭辛勞，親赴成都司馬相如行在，請教作賦方法，因而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則佳話。
司馬相如麵對這位來自夜郎國的好學之士，深受感動。他不僅熱情地接待盛覽，且將自己作賦多年的心得傳授給他：“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以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意思是作賦要講究內容的充實與形式的完美。其原理亦如織布，遣詞造句猶如將五彩絲線一縱一橫地貫穿、一經一緯地編織起來。作賦的人要有壯闊的胸懷，能包容天下，吞吐八荒，這都要靠個人內心的體悟，不是都可以言傳的。
盛覽從中深受教益，寫出了《合組歌》、《列錦賦》等作品。盛覽告別司馬相如後，繼續在巴蜀一帶遊學，這使他眼界大開。還鄉後，盛覽便從教興學，如同清人邵遠平所說，“歸以授鄉人，文教始開”（《續宏簡錄》）。對於在夜郎地區傳播漢文化，無疑起到了開辟蒿萊的作用。
至於尹珍，在夜郎故地興學施教的成就則更大。尹珍，字道真，青年時代即痛感故鄉文化教育的落後，遂遠走京都洛陽，從“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裏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
許慎字叔重，為經學大師，所著《說文解字》，集古文經學訓詁之大成，是中國古文字學中的第一部巨著。時人稱譽許慎為“五經無雙許叔重”，足見其在學術界地位之高，影響之巨。應奉字世叔，為東漢名臣，做過武陵太守，因鎮撫有功，曾在少數民族地區興建學校，移風易俗，得遷司隸校尉，史稱“糾舉奸違，不避豪戚”，著有《感騷》三十篇及《後漢書序》等。尹珍先後從二人治儒學，因擅長經術，曆任尚書丞郎、荊州刺史等職，後還鄉設館授徒，傳播儒家文化，因而成為夜郎故地最早的教育家。
尹珍講學留下的勝跡在今黔北地區頗多，如正安縣有毋斂壩、務本堂及尹珍講學時居住的遺址；又如在綏陽縣旺草裏，明萬曆年間還發現唐代立的一塊尹珍講堂碑。據《正安州誌》記載：務本堂後，有尹珍之墓。他的影響甚至達於滇東，因他歸鄉後曾在陸良講學。所以後世人懷念尹珍，稱“凡屬牂牁舊縣，無地不稱先師”。民國時期在貴州建道真縣，又在貴陽市東郊扶風山上修道真祠等，都是為了表彰尹珍在雲貴兩省之夜郎故地傳播文化、從教興學的功績。
幾乎與盛覽同時，夜郎國還出了另一位文化名人舍人。舍人係犍為郡鼈邑人，時任犍為郡文學卒吏，他的主要事跡是曾為《爾雅》作注。《爾雅》是一部為儒學典籍中各種難懂的詞語、名物作注釋的書；再為此書作注，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注者如果沒有對儒家典籍的深刻領悟，缺少廣博的社會、曆史、文化及自然科學等方麵的學識與閱曆，根本就無從下手。所以後世評價舍人時，說他“注古所未訓之經，其通貫百家，學究天人”。此絕非誇飾之詞。
上述三位學者、詩人之所以能夠成為一代文化名人，盡管他們各自所處的時代及環境不盡相同，所學的專業也不一樣，但我們從以上的敘述中仍然可以看到，這顯然是受了漢文化深刻影響的結果。而他們的謙遜好學、力圖改變夜郎故地文化教育落後麵貌的願望，也是使他們成為一代文化名人的重要原因。縱觀秦漢時代西南夷百多個方國，而在漢文獻中青史留名者惟此三位。值得注意的是：此三位無一例外地都是夜郎人。從中可見，夜郎國在西南夷中受漢文化的影響最大，同時也說明，夜郎文化的確具有一種開放吸納異質文化的精神。